目的:探讨凋亡通路相关基因的遗传变异与直肠癌患者术后同步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关系。方法:选择362例接受术后同步放化疗的Ⅱ～Ⅲ期直肠癌患者，同步放化疗前抽取静脉血，采用Sequenom MassARRAY检测凋亡通路中的Fas细胞表面死亡受体(FAS)、Fas配体(FASL)、凋亡蛋白活性因子1(APAF1)、Bcl-2相关X蛋白(BAX)、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受体1(TRAILR1)、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受体2(TRAILR2)和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7(CASP7)基因共29个标签单核苷酸多态位点(htSNP)的基因型，分析基因型与放化疗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基因型与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关联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362例患者接受全直肠系膜切除手术后，行照射总剂量为50 Gy、化疗方案为卡培他滨单药的同步放化疗。106例(29.3%)发生≥2级骨髓抑制，FAS rs1468063 ( OR＝1.51，95% CI为1.07～2.15， P＝0.020)、APAF1 rs11296996( OR＝0.69，95% CI为0.49～0.98， P＝0.039)、BAX rs4645904( OR＝0.69，95% CI为0.50～0.97， P＝0.030)与该不良反应发生有关。161例(44.5%)患者发生≥2级的腹泻，APAF1 rs11296996( OR＝1.42，95% CI为1.02～2.00， P＝0.040)和rs74619561( OR＝2.16，95% CI为1.27～3.68， P＝0.005)、CASP7 rs12263370( OR＝1.67，95% CI为1.05～2.66， P＝0.029)和rs12247479( OR＝1.85，95% CI为1.12～3.08， P＝0.017)、TRAIL rs112822654 ( OR＝0.68，95% CI为0.48～0.96， P＝0.027)与该不良反应发生有关。其余位点与直肠癌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无关(均 P>0.05)。直肠癌患者的性别与中重度骨髓抑制的发生有关( P＝0.046)；手术方式、病灶距齿状线距离与中重度腹泻的发生有关(均 P<0.001)，也与中重度放射性皮炎的发生有关(均 P<0.05)。 结论:凋亡通路相关基因FAS、APAF1、BAX、TRAIL和CASP7遗传变异与直肠癌患者接受术后同步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有关，可能作为直肠癌个体化治疗的潜在遗传生物标志物。

本文报道1例主要表现为消瘦、发热、全血细胞减少、脾肿大及多发淋巴结肿大的患者，疑诊恶性淋巴增殖性疾病，常规骨髓及淋巴结检查均无异常淋巴细胞克隆证据。进一步排查发现患者多种免疫球蛋白升高、直接库姆实验阳性、多项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仍提示免疫异常相关疾病。实验室进一步完善流式细胞学检测CD3 +CD4 -CD8 -双阴性T淋巴细胞升高，基因突变二代测序提示FAS基因热点突变，明确诊断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ALPS）。ALPS为罕见病，常规检查仍不能确诊患者，CD4 -CD8 -双阴性T淋巴细胞流式检测及深度二代基因测序可提供帮助。该患者经激素治疗后症状好转，血象恢复正常，激素减量病情平稳。

目的:探讨生殖细胞特异基因-2(GSG2)基因在神经胶质瘤中的作用。方法:通过慢病毒敲除GSG2的U87细胞系构建裸鼠成瘤模型。随后进行瘤体体积、重量测量和动物活体成像分析，并应用蛋白芯片技术探讨下游分子机制。采用非配对 t检验或 χ2检验来计算两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GSG2敲低后1个月裸鼠瘤体明显减小[敲低(KD)组：(109.42±209.94) mm 3，对照(NC)组：(1 070.00±410.28) mm 3， P<0.05]，凋亡相关蛋白Fas、Fas配体(FasL)、p27、p53、SMAC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 P<0.05)，SMAC蛋白激活最为明显。 结论:GSG2在体内促进神经胶质瘤细胞凋亡，并降低胶质瘤增殖。

本文报道1例新生儿期发病的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患儿，主要表现为良性淋巴结病伴肝脾肿大、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FAS基因3号外显子c.310T>A和9号外显子c.699-701del杂合变异。

目的:观察亚砷酸钠（NaAsO 2）对人正常肝细胞（L-02细胞）脂代谢基因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c（SREBP-1c）、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PARα）和脂肪酸合成酶（FAS）表达的影响。 方法:体外培养L-02细胞，分别以0（对照）、2、4、8、16、32、64、128 μmol/L NaAsO 2染砷24 h，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存活率，并制作拟合曲线计算半抑制浓度（IC 50），以IC 50的0、1/8、1/4、1/2作为染砷剂量进行后续实验。采用甘油磷酸氧化酶-过氧化氢酶（GPO-PAP）法检测细胞甘油三酯（TG）含量；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SREBP-1c、PPARα、FAS mRNA表达水平；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SREBP-1c和PPARα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8、16、32、64、128 μmol/L NaAsO 2组细胞存活率[（92.000 ± 1.414）%、（91.000 ± 0.000）%、（76.500 ± 0.707）%、（53.000 ± 1.412）%、（47.000 ± 1.412）%]明显低于对照组[（100.000 ± 0.000）%， P均< 0.01]，IC 50为64 μmol/L，以0（对照）、8、16、32 μmol/L NaAsO 2进行后续实验。与对照组[（1.000 ± 0.000）mmol/g prot]比较，8、16、32 μmol/L NaAsO 2组TG含量[（0.691 ± 0.064）、（0.474 ± 0.162）、（0.184 ± 0.045）mmol/g prot]显著降低（ P均< 0.01）。与对照组比较，各染砷组SREBP-1c、PPARα、FAS mRNA表达水平，SREBP-1c、PPARα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P < 0.01或< 0.05）。相关性分析可见，NaAsO 2含量与细胞TG含量，SREBP-1c和PPARα蛋白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r =-0.954、- 0.875、- 0.965， P均< 0.01）。 结论:NaAsO 2可引起L-02细胞TG含量减少及脂代谢相关基因SREBP-1c、PPARα和FAS表达降低，提示砷致肝损伤过程中可引起脂代谢障碍发生。

目的:观察生物钟基因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大鼠发病中的作用以及利拉鲁肽的影响。方法:构建SD大鼠(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非酒精性脂肪肝模型，分为对照组、脂肪肝模型组、利拉鲁肽干预组；于给药后的第2周和第4周进行取样，每次取样按各时点(0、12、24 h)分成3组；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肝脏变化；检测肝脏组织甘油三酯含量；检测各组时钟昼夜调节因子(Clock)、隐花色素抑制因子(Cry1)、Fas的相对表达及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的相对表达。多组资料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两两比较采用LSD法。结果:高脂饮食2周后大鼠肝细胞中出现大量脂滴，利拉鲁肽可减少脂滴；模型组肝脏甘油三酯含量升高，利拉鲁肽干预后可使其含量下降；模型组肝脏Clock基因表达最高为第2周12 h，为3.094 7±0.484 8，经干预后下降至1.578 6±0.368 8( F＝28.385， P<0.05)，Cry1基因在第2周24 h表达最高，为5.508 4±0.851 8，而干预后进一步升高，达20.775 7±1.939 1( F＝215.516， P<0.05)，Fas表达第2周24 h在3.288 1±0.299 4，干预组有所下降，为1.501 9±0.281 2( F＝77.128， P<0.05)。高脂饮食诱导大鼠肝脏中Clock和Cry1显著升高，增大Clock和Cry1以及Fas节律变化振幅范围，利拉鲁肽可抑制该变化。高脂饮食诱导大鼠肝脏Wnt/β-catenin蛋白高表达，可被利拉鲁肽抑制。 结论:利拉鲁肽或可通过调控生物钟基因以及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来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进展。

目的:提高对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殖综合征（ALPS）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018年8月收治的1例ALPS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的临床资料，提取患儿及其父母、胞兄、胞姐的外周血DNA，采用高通量二代测序进行基因检测，分析其表型及基因型，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先证者为1岁1个月男性患儿，以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脾大为主要临床表现，双阴性T细胞、维生素B 12明显升高，自身抗体阳性。患儿父亲有脾大史，患儿胞兄、胞姐具有与患儿类似的临床表现。二代测序结果示患儿及其父亲、胞兄、胞姐均检测出FAS基因移码突变（c.648delT），为新发突变。患儿经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好转，血细胞上升。 结论:FAS基因移码突变可能为该ALPS家系患者的致病原因。临床上对不明原因的血细胞减少、肝脾大患者，需考虑ALPS可能，应行双阴性T细胞、自身抗体、维生素B 12等检测，必要时行高通量基因测序。

目的:探讨微RNA（RNA-21-5p）通过靶向程序性死亡蛋白4（PDCD4）对SLE患者外周血B细胞增殖与凋亡的调控作用。方法:选择我院经临床确诊的SLE患者30例，采用梯度离心法提取外周血淋巴细胞（PBL），磁珠法分选B细胞后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B细胞比例；采用电转染法将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miRNA-21-5p阴性对照组、miRNA-21-5p Inhibitor组、PDCD4阴性对照组、PDCD4 siRNA组。于转染后48 h收集细胞。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检测各组细胞miRNA-21-5p及PDCD4 mRNA的表达水平；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各组细胞PDCD4的蛋白表达；采用双荧光素酶靶标实验验证miR-21-5p和PDCD4的靶向关系；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细胞凋亡情况、采用CCK-8法检测各组细胞的增殖情况；采用蛋白质印迹法和RT-PCR法分别检测各组细胞Fas、FasL、CD40和CD40L的表达水平。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2组间数据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多样本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抗dsDNA抗体阳性率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SLE患者血清补体[C3（0.85±0.11）g/L、C4（0.54±0.09）g/L]较健康对照组[C3（1.16±0.17）g/L、C4（1.57±0.09）g/L]降低（ t=7.524， P<0.05； t=38.471， P<0.05），而抗dsDNA抗体（47%）、IgG（15.46±0.75）g/L、IgA（2.68±0.20）g/L较健康对照组抗dsDNA抗体（17%）、IgG（11.95±0.80）g/L、IgA（2.16±0.11）g/L均升高（ χ2=4.427， P<0.05； t=15.218， P<0.05； t=10.125， P<0.05）；SLE患者外周血B细胞比例[（6.78±0.29）%]、miRNA-21-5p表达水平（7.52±0.59）%较健康对照外周血B细胞比例[（2.03±0.24）%]、miRNA-21-5p表达水平（3.60±0.62）均升高（ t=59.064， P<0.05； t=19.317， P<0.05），而SLE患者外周血PDCD4基因表达水平（1.54±0.35）较健康对照（4.42±0.42）降低（ t=19.126， P<0.05）；与空白对照组和miRNA-21-5p NC组相比，miRNA-21-5p Inhibitor组细胞增殖受到抑制，细胞凋亡比例升高（ F=5.244， P<0.05； F=37.903， P<0.05）；与空白对照组和PDCD4 NC组相比，PDCD4 siRNA组细胞增殖能力增强，细胞凋亡比例减少（ F=5.956， P<0.05； F=25.431， P<0.05）。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分析结果显示，PDCD4是miRNA-21-5p的靶基因。 结论:miRNA-21-5p可能通过抑制PDCD4的表达促进SLE患者外周血B细胞增殖，导致B细胞凋亡异常。miRNA-21-5p可作为SLE治疗新的靶向基因。

目的:研究原发与继发胰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4月至2020年6月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胰腺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靶向测序（55个淋巴瘤相关基因）评估患者的基因突变情况，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评估患者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80例患者，其中原发胰腺DLBCL 12例，继发胰腺DLBCL 68例。与原发胰腺DLBCL相比，继发胰腺DLBCL患者结外受累数目较多（ P<0.001）、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较高（ P=0.013）。原发与继发胰腺DLBCL患者OS和PF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120和0.067）。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IPI评分中高危/高危（ P=0.025）和双表达（DE）（ P=0.017）是影响胰腺DLBCL患者O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IPI评分中高危/高危（ P=0.021）是影响胰腺DLBCL患者PF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29例患者的靶向测序结果显示，PIM1、SGK1、BTG2、FAS、MYC和MYD88在胰腺DLBCL患者中的突变率大于20%，其中PIM1突变（OS： P=0.006，PFS： P=0.032）和MYD88突变（OS： P=0.001，PFS： P=0.017）与继发胰腺DLBCL患者较差的OS和PFS相关。 结论:原发与继发胰腺DLBCL患者的生存无显著差异，IPI评分中高危/高危、DE是影响胰腺DLBCL患者预后的不良因素。PIM1、SGK1、BTG2、FAS、MYC和MYD88是胰腺DLBCL中常见的突变，且具有PIM1及MYD88突变的患者预后不佳。

目的:利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挖掘三叉神经痛（trigeminal neuralgia, TN）的关键基因并探索其重要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方法: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获取与TN相关的基因表达谱数据集GSE186505，数据集中包含20个样本的芯片数据，其中10个是TN样本，10个是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样本。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高通量测序数据进行标准化、归一化和显著性检验筛选与TN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并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 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富集分析探索DEG的潜在生物学功能，通过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网络进一步筛选TN相关的关键基因，利用CIBERSORT分析不同样品中免疫细胞的浸润程度。结果:共筛选出56个DEG，其中包括23个上调基因和33个下调基因。在PPI分析中鉴定了两个必要的PPI模块，基于STRING数据库筛选出ANXA5、ENO1、CA2、FBP1、CD9、SMPD3、VSTM1、SPNS3、PRSS33、FAS、LENG8这11个关键基因可能参与TN的发生机制。富集分析表明，TN与细胞对肿瘤坏死因子的反应、半胱氨酸型内肽酶活性的调节、膜的外在成分、磷脂结合的外部成分和嘧啶代谢等密切相关（ P<0.05）。免疫细胞浸润分析显示，幼稚B细胞、M2巨噬细胞在TN样本中表达明显增加，而记忆B细胞、幼稚CD4 + T细胞在HC样本中表达增加。 结论:TN的发病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ANXA5、ENO1、CA2、FBP1、CD9、SMPD3、VSTM1、SPNS3、PRSS33、FAS、LENG8等基因，参与细胞对肿瘤坏死因子的反应、半胱氨酸型内肽酶活性的调节等生物过程，调控嘧啶代谢、糖酵解/糖异生、碳代谢等信号通路来完成的。TN发病与幼稚B细胞、M2巨噬细胞增多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