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pe 2,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肿瘤侵袭性强,易复发,预后差.随着HER-2靶向治疗药物的应用与发展,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therapy,NAT)的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率得以提升,NAT成为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的标准疗法.但鉴于肿瘤异质性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等问题,研究日益聚焦于探索有效的生物标志物,以监测N AT的治疗反应,并精准预测其疗效,从而依据患者个体差异适时调整治疗方案,实现个体化、精准化治疗.本文汇总阐述了HER-2阳性乳腺癌NAT疗效预测标志物的研究,以期为临床实践及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向.

目的 探讨联合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和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参数图构建影像组学模型预测乳腺癌患者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的表达状态.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192例乳腺癌患者病例资料,根据患者的病理结果 分为HER-2表达阳性组(48例)和HER-2表达阴性组(144例),术前均行IVIM、DKI及DCE-MRI.并按照8:2的比例将病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54例)和测试集(38例).在灌注分数(perfusion fraction,f)、灌注相关扩散系数(perfusion rela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D)、真实扩散系数(real diffusion coefficient,D)、平均扩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和平均扩散峰度值(mean kurtosis,MK)参数图和第2期DCE-MRI(DCE-2)图像中勾画出病变区域的三维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其中的影像组学特征.采用Z分数归一化对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使用K最佳、最小冗余最大相关(max-relevance and min-redundancy,mRMR)、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算法依次对特征进行降维和选择,通过logistic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分类器分别建立参数图模型及联合模型,并采用5折交叉验证法验证模型的稳定性.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对不同参数图像模型及联合模型的诊断效能进行分析,使用DeLong检验对各模型间ROC曲线进行比较,使用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对模型的临床价值进行评估.结果从每个ROI中提取了2286个MRI特征,在f、D、D、MD、MK参数图、第2期DCE-MRI和联合序列中分别筛选得到7、6、7、6、7、12、10个特征与HER-2表达状态相关.f、D、D、MD、MK参数图模型及第2期DCE模型在测试集中的AUC分别为0.693、0.679、0.586、0.682、0.661、0.732;联合模型在测试集中的AUC为0.861(95％CI:0.775～0.958),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100.0％和71.4％,经DeLong检验,训练集中联合模型与f、D、D、MD、MK参数图模型及DCE-2模型之间AU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果表明联合模型对预测HER-2的表达状态优于单一模型.结论 基于DCE-MRI、IVIM和DKI的影像组学联合模型可以在术前有效预测乳腺癌患者的HER-2表达状态,有助于临床对乳腺癌进行诊断、分型、制订治疗方案及预后.

目的:探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及化疗二线或以上治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晚期胃癌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18年3月至2021年9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一线治疗失败的HER-2阴性晚期胃癌患者66例，根据治疗方案不同将患者分为研究组（ n=22例）和对照组（ n=44例），研究组采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及化疗方案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化疗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Cox回归分析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治疗至少2~4个周期后，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9.1%（2/22）、0（0/4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08）；DCR分别为77.3%（17/22）、45.5%（20/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03， P=0.014）。研究组患者未达到中位OS，对照组患者中位OS为11.7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59， P=0.207）；研究组患者未达到中位PFS，对照组患者中位PFS为3.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13， 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治疗方法是HER-2阴性晚期胃癌患者PFS的独立影响因素（ HR=0.33，95% CI为0.15~0.75， P=0.008）。在不良反应方面，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谷丙转氨酶升高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1.8%（7/22） vs. 6.8%（3/44）， χ2=5.32， P=0.021]。两组患者均无不良反应相关的死亡。 结论:与单纯化疗比较，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及化疗二线或以上治疗HER-2阴性晚期胃癌，可延长患者PFS，提高DCR，但谷丙转氨酶升高发生率显著增加。

德曲妥珠单抗（T-DXd）是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新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具备旁观者效应。T-DXd不仅可以大幅改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还可以使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从HER-2靶向治疗中获益。T-DXd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未来T-DXd在临床实践中会很快被广泛应用。然而，T-DXd在临床试验中也显示出了与既往抗HER-2靶向药不同的安全性特征，如何更合理地管理T-DXd不良事件，充分发挥T-DXd疗效是当下临床亟需解决的问题。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共识专家组基于现有的临床循证证据和指南共识，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经过多次研讨，最终达成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共识内容包括T-DXd的临床使用方法、治疗前患者教育和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及管理等方面，其中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涵盖了输液相关不良事件、消化系统不良事件（恶心/呕吐、便秘、腹泻和食欲下降）、血液学不良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呼吸系统不良事件（间质性肺病/肺炎）、心血管不良事件（左心射血分数下降）、肝功能不良事件（转氨酶升高）以及其他常见不良事件（脱发、疲乏）等。共识重点介绍了各不良事件的预防、发生不良事件时的剂量调整和治疗以及对患者生活方式的建议，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T-DXd的认识水平，为广大临床肿瘤医师提供T-DXd临床管理及不良事件处理的实践指导。

目的:探讨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患者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2012年1月至2021年4月收治的HBOC患者12例，所有患者经术前穿刺或手术标本病理诊断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其中3例为乳腺癌和卵巢癌双原发。对患者的临床、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果:HBOC超声影像表现为形态规则8例，边界清楚9例，无毛刺征10例，无钙化10例，后方回声增强10例；最大血流速度（0.21±0.09）m/s，血管阻力指数0.72±0.17，纵横比≤1者8例。12例HBOS患者中，浸润性导管癌9例，伴有髓样特征的乳腺癌3例；组织学分级：Ⅱ级7例，Ⅲ级5例；分子分型：Luminal B型2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型4例，三阴性型6例。3例卵巢癌及乳腺癌双原发患者组织学类型均为高级别浆液性癌。结论:HBOC是一类具有特殊遗传学背景的肿瘤性疾病，超声及病理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超声医师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注意询问病史及家族史，降低误诊率，提高诊断率。

目的:探讨云贵高原地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为高发区肺癌的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云南省肿瘤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行肺癌8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RAS)、RET原癌基因(RET)、鼠肉瘤病毒v-Raft同源致癌基因(BRAF)、肉瘤致癌因子(ROS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细胞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联合检测的2 249例N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结果: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为67.05%(1 508/2 249)，其中西双版纳、玉溪、宣威、红河和曲靖地区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76.92%、72.38%、71.88%、71.79%和71.24%；回族、哈尼族、壮族、布依族、满族、土家族和阿昌族患者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84.38%、85.00%、75.00%、100%、100%、100%和100%。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阳性率与性别( P<0.001)、吸烟史( P<0.001)、年龄( P<0.001)、病理类型( P<0.001)及是否宣威地区( P＝0.027)有关，与民族( P＝0.748)和肺癌家族史( P＝0.676)无关。EGFR、RAS、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分别为44.46%、10.98%、1.24%、0.89%和0.76%，ALK、RET、ROS1基因重排率分别为4.67%、1.29%和0.89%。女性患者EGFR突变率为56.67%，高于男性患者(33.19%， P<0.001)；男性患者RAS突变率为12.66%，高于女性患者(9.17%， P＝0.010)。汉族患者RAS突变率为11.49%，高于少数民族患者(7.17%， P＝0.032)。宣威地区患者RAS突变率为24.74%，高于非宣威地区患者(8.15%， P<0.001)；而EGFR突变率为40.63%，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45.25%， P＝0.045)；ALK重排率为1.56%，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5.31%， P<0.001)；宣威地区未检出HER-2突变患者。无吸烟史患者EGFR突变率为51.10%，高于有吸烟史患者(29.70%， P<0.001)；无吸烟史患者ALK重排率为5.35%，也高于有吸烟史患者(3.16%， P<0.001)；无吸烟史患者RAS突变率为9.34%，低于有吸烟史患者(14.63%， P＝0.008)。 结论: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EGFR、RAS突变率与国内平均水平相近，ROS1、ALK和RET基因重排率以及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EGFR、RAS、ALK基因在云贵高原地区NSCLC患者中阳性率较高，且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在选择靶向治疗人群中具有重要意义。

自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变异被发现并确定为恶性肿瘤增殖驱动基因之后，靶向HER-2治疗在乳腺癌、胃癌领域中均取得了良好疗效。同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家族成员的HER-2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也是一种肿瘤驱动基因。但迄今为止，无论是传统的靶向HER-2治疗还是靶向EGFR治疗，均未在NSCLC中取得抗HER-2突变的理想疗效。NSCLC中HER-2变异主要是发生于HER-2基因激酶区(绝大部分类型为HER-2基因第20号外显子非框移插入突变，少部分为激酶区其他外显子错义突变)，而非HER-2基因拷贝数增加。这导致此类人群对传统的抗EGFR/HER-2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疗效差。文章从HER-2的激活机制、分子亚型、临床病理特征和治疗现状入手，对HER-2突变型NSCLC进行综述，探讨了抗HER-2治疗在目前肺癌治疗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目的:探讨胃癌患者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和微管蛋白β3（TUBB3）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为胃癌的精确诊治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且接受胃镜活组织检查或手术的46例胃癌患者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BRCA1和TUBB3蛋白的表达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BRCA1和TUBB3 mRNA在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表达间的关系及二者与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蛋白阳性率均高于癌旁组织[43.5％（20/46）比16.7％（5/30），65.2％（30/46）比6.7％（2/30），均 P<0.05]。qRT-PCR检测结果显示，胃癌组织中BRCA1 mRNA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15.5±6.8比5.0±1.6， t＝9.41， P<0.01），胃癌组织中TUBB3 mRNA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22.1±6.3比5.7±1.9， t＝3.51， P<0.01）。女性患者TUBB3蛋白阳性率低于男性[15.4%（2/13）比84.8%（28/33）]，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患者的BRCA1蛋白阳性率高于HER2阴性患者[87.5%（7/8）比47.4%（18/38）]，有家族史患者的BRCA1蛋白阳性率高于无家族史患者[85.7%（6/7）比35.9%（14/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蛋白表达阳性均与胃癌分期、分化程度有相关性（均 P<0.05）。BRCA1和TUBB3蛋白表达相关（ χ2＝33.52， P<0.01）。 结论:BRCA1和TUBB3可能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且BRCA1与TUBB3、BRCA1与HER2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BRCA1和TUBB3可能在胃癌的诊断和治疗中有一定意义。

目的:使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预测晚期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新辅助化疗（NACT）患者预后的标志物，并进行临床验证，探讨其预后预测效能。方法:（1）通过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2（GEPIA2）、肿瘤免疫研究数据库（TIMER2.0）等多种在线工具联合分析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的卵巢癌组织中细胞角蛋白20（CK20）、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Wilms瘤基因1（WT1）基因的功能、表达及预后差异。（2）选取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2年11月至2018年8月间收治的121例初治晚期（Ⅲa~Ⅳb期）卵巢癌患者，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癌组织中相关标志物CK20、HER-2、WT1的表达，回顾性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K20、HER-2、WT1基因的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检测用于晚期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结果:（1）生物信息学分析：多种在线工具联合分析显示，CK20、HER-2及WT1基因及蛋白在正常卵巢组织与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P均>0.05）；且各基因在不同分期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HER-2基因低表达卵巢癌患者（212例）的总生存率（OS）显著高于HER-2基因高表达者（212例； P=0.019）。HER-2基因表达与浸润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数呈正相关（ r=0.162， P=0.010）。基因本体（GO）通路富集发现，HER-2和WT1基因共同参与生长的正向调节、细胞生长调节、血管生成的调节、细胞生长4条信号通路。（2）临床验证：免疫组化法检测显示，晚期卵巢癌组织中CK20、HER-2、WT1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4.8%（30/121）、52.9%（64/121）、79.3%（96/121）。CK20蛋白在行新辅助化疗（NACT）后的卵巢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 P<0.001）；WT1蛋白在低分化卵巢癌、卵巢浆液性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中高分化、其他病理类型者（ P=0.032、 P=0.048）。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病理类型是影响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OS的独立因素（ P=0.038）；治疗方案、化疗反应是影响初治晚期卵巢癌患者OS及无病生存率的独立因素（ P均<0.05）。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CK20、HER-2、WT1基因中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检测对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均不高，其ROC曲线下面积（AUC）均<0.7；其中，3个基因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最高（AUC分别为0.586、0.594），单基因检测中以WT1对死亡的预测效能最高（AUC为0.565）、HER-2对复发的预测效能最高（AUC为0.568）。 结论:CK20蛋白阴性表达可能与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HER-2及WT1蛋白阳性表达可能与初治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抗体偶联药物（ADC）靶向生物制剂，是一类由单克隆抗体经由连接分子与细胞毒类药物偶联结合而组成的新型抗肿瘤药物。新型ADC药物的上新以及在临床上的推广应用，在改变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以及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格局的同时，对医护人员ADC药物的规范使用及管理提出新的要求。ADC药物的输注规范、不良反应的预防和管理等是保证药物疗效及安全的重要前提，因此，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癌个案管理师分会及靶向药物输注规范共识制定小组共同制定了乳腺癌抗体偶联药物输注管理专家共识，旨在为临床医护人员提供恩美曲妥珠单抗、德曲妥珠单抗、戈沙妥珠单抗等ADC药物的输注规范以及相关不良反应的早期预防和及时管理的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