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男同性恋浴池男男性行为者（MSM）的HIV感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在MSM人群中开展有效预防干预提供信息和依据。方法: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在杭州市某男同性恋浴池开展横断面调查，招募最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MSM，通过一对一调查收集人口学和性行为等信息，并开展HIV抗体检测，分析HIV抗体确证结果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接受调查共465人，已婚/与女性同居者占68.39%，艾滋病知识整体知晓率达90.97%；HIV抗体确证阳性48人，抗体阳性率为10.32%，平均年龄为（38.29±10.86）岁。多因素分析显示，近半年有群交史（ OR=2.80，95% CI：1.06~7.41）以及自我认为可能/不知道感染艾滋病（ OR=3.55，95% CI：1.77~7.11）是感染HIV的危险因素；近半年去浴池2次及以上（ OR=0.49，95% CI：0.25~0.96），近半年与异性发生过性行为（ OR=0.47，95% CI：0.23~0.93）以及知晓同性性伴侣的HIV感染情况（ OR=0.43，95% CI：0.21~0.88）是其保护因素。 结论:男同性恋浴池MSM有较高的艾滋病感染率，群交行为、不知晓同性性伴HIV感染情况以及自我认为可能有感染艾滋病风险等是该人群感染HIV的影响因素。应关注首次去浴池活动的MSM，并加强干预。

目的:比较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LAg-Avidity EIA）和集合核酸法评估MSM的HIV-1新发感染率的可行性 。方法:对2016-2017年云南省13个州（市）MSM哨点监测采用滚雪球方法采集样本进行HIV-1抗体检测，确证阳性样本进行LAg-Avidity EIA检测，HIV-1抗体阴性样本进行集合核酸法检测，分别采用LAg-Avidity EIA新发感染算法和集合核酸法检测新发感染算法计算HIV-1新发感染率，并进行结果的比较。结果:研究样本共计5 363份，其中HIV-1抗体阳性样本407份（含既往阳性177份），HIV-1抗体阴性样本4 956份，完成LAg-Avidity EIA检测211份（91.7%），判为新近感染69份；完成集合核酸法检测4 469份，判定为HIV-1感染窗口期8份。LAg-Avidity EIA估算的2016年和2017年HIV-1新发感染率分别为3.36%和4.84%，集合核酸法估算的HIV-1新发感染率分别为3.27%和3.02%，2种方法估算的HIV-1新发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LAg-Avidity EIA和集合核酸法估算得到2016-2017年云南省哨点MSM HIV-1新发感染率一致性较好，2种方法用于HIV-1新发感染率的连续监测会有较好的稳定性。

目的:探讨2008至2018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患者的术前HIV抗体筛查情况。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2008至2018年北京同仁医院门诊与住院手术患者的术前HIV抗体初筛检查结果，并利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HIV抗体阳性检出率、年龄分布、婚姻状况、户籍等进行趋势 χ2检验。 结果:2008至2018年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患者共进行HIV抗体筛查750 013人次，HIV抗体初筛阳性428例（0.057%）；HIV抗体确证试验阳性370例（0.049%）。HIV感染者以外省市户籍者居多，占60.27%。其中，男性334例（90.27%），女性36例（9.73%）。年龄主要分布在20~40岁，共计231例（62.43%），其次是40~60岁，共计106例（28.65%）。370例HIV感染者中，361例（97.57%）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另外，男同性恋（MSM）感染人数也逐年增多（趋势χ2 =7.307， P=0.007）。22例（5.95%）合并HBsAg阳性，11例（2.97%）合并抗-HCV阳性，159例（42.97%）合并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另外，64例（17.30%）合并梅毒非特异性抗体阳性。就诊科室来源中，因眼部疾病（178例）和性病（71例）就诊者最多，分别占48.11%和19.19%。 结论:2008至2018年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患者的HIV阳性检出率呈上升趋势，性传播是HIV感染者的主要感染途径，尤其是MSM感染人数逐年增多。另外，应重视对眼部疾病就诊患者进行HIV抗体筛查。

目的:明确浙江省一起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传播模式HIV感染者之间的传播关系。方法:对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浙江省浦江县新确证的疑似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聚集性疫情相关HIV感染者及其性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流调），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流动信息、HIV既往检测史、高危性行为史及性伴侣情况等信息。结合HIV分子传播网络监测进行传播关系分析，采集新确证HIV感染者在抗病毒治疗前的全血样本6~8 ml，分离出血浆。通过核酸提取、PCR扩增 pol基因，通过Sequencher 5.0软件拼接整理测序结果，使用Cytoscape 3.6.0软件构建HIV分子传播网络进行分析。 结果: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浦江县共发现HIV感染者88例，其中异性性传播74例，有31例为非婚非商业性行为感染。初步个案调查发现，其中3例女性均与1例男性发生过无保护的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4例感染者中，有2例的配偶HIV抗体检测阳性。对新确证感染者开展分子传播网络分析，共获得异性性传播序列65例，形成9个传播簇，最大传播簇中包含10例HIV感染者。HIV聚集性疫情共涉及HIV感染者11例，男性3例，女性8例；年龄均≥50岁，职业类型为农民或农村家庭妇女；追踪溯源到7例性伴，其中6例HIV阴性，1例未检测。18例调查对象的性社会网络关系中，夫妻关系6对，固定性伴关系8对，临时性伴关系3对。11例HIV感染者中，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9例，婚内传播2例。7例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伴与病例2（56岁男性农民）的流行病学关联，3例有流调和分子传播簇结果证实，3例有分子传播簇和流调结果证实，另有1例流调结果证实。结论:本起HIV聚集性疫情的传播模式是以病例2为核心，通过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传播HIV，继而引起婚内和固定性伴间的传播。流调与分子传播网络相结合的溯源调查支持本结论。

目的:比较4种HIV抗体确证试剂盒的检测性能，为临床使用试剂提供参考。方法:使用2种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 WB)试剂、2种重组/线性免疫印迹法(recombinant immunoblot assay/line immune assay，RIBA/LIA)试剂平行检测185份样本，采用McNermar检验分析试剂检测结果与HIV感染状态的一致性，以最常用MP公司的WB试剂检测结果为参照进行优势比( OR)计算。 结果:4种试剂检测结果与HIV感染结果一致率为83.24%～92.43%， Kappa值为0.558～0.831。英旻泰公司的WB试剂检测57份HIV未感染样本的 OR值为0.932(95% CI：0.446～1.946， P＝0.851)，RIBA试剂的 OR值为2.348(95% CI：1.069～5.158， P＝0.034)，LIA试剂的 OR值为23.064(95% CI：5.125～103.789， P<0.001)；LIA试剂检测128份HIV感染样本的 OR值为0.153(95% CI：0.034～0.700， P＝0.016)。对95份HIV抗体筛查阳性样本检测，LIA试剂有反应的比例最低，与其他3种试剂有反应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其他3种试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出现非特异反应时条带数均≤4条，显色较浅的条带比例占52.1%(37/71)，出现条带主要为gp160(81.3%)、p24(71.9%)和p17(28.1%)。 结论:两种WB试剂检测结果无显著性差异，RIBA/LIA试剂可减少不确定结果的产生，但LIA试剂对于弱反应性样本存在假阴性风险。

目的:分析蛋白质印迹法确证为"阴性"的窗口期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的筛查试验结果，以期找到尽快识别窗口期HIV感染者的方法。方法:2014年至2021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各级医疗机构经第4代化学发光免疫测定筛查为HIV阳性者的血清(血浆)样本中，纳入蛋白质印迹法确证为"阴性"且第4代酶联免疫吸附测定筛查为阳性者共100名(200份样本)。根据随访结果，将纳入对象分成早期感染组(24例)和未感染组(76名)，进行第4代快速诊断试验(RDT)筛查，比较其筛查结果与随访结果的阳性符合情况，并分析早期HIV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资料。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 结果:200份样本中，早期感染48份(24.00%)。第4代RDT筛查抗原和(或)抗体阳性共106份，与随访结果为早期感染的符合率为45.28%(48/106)，其中第4代RDT筛查抗原阳性与随访结果为早期感染的符合率为100.00%(36/36)，高于抗体阳性的24.68%(19/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7.49, P<0.001)。24例早期HIV感染者中，19例(79.2%)有急性期症状；6例年龄≥50岁者中仅1例在发生高危性行为前询问过对方HIV感染情况，18例年龄<50岁者中有13例在发生高危性行为前询问过对方HIV感染情况或要求对方检测HI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71， P＝0.017)；6例年龄≥50岁者中仅1例主动检测HIV，18例年龄<50岁者中有12例主动检测HI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53， P＝0.033)。 结论:蛋白质印迹法确证为"阴性"的样本有可能为假阴性，联合第4代筛查试验综合评估能筛查出窗口期感染者。另外，需进一步加强高危人群的宣传教育和监测工作。

目的:了解不同免疫抑制程度下HIV-1感染者的病毒学及免疫学指标差异，分析HIV-1感染者初筛检测结果S/CO值，病毒载量检测结果以及WB带型与免疫状态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对2017—2019年河南省、北京市和云南省三个现场的639份抗病毒治疗前HIV-1抗体确证阳性样本，根据CD4细胞计数分成4个不同免疫抑制组：无免疫抑制组(CD4≥500个/μl)，轻度免疫抑制组(350个/μl≤CD4<500个/μl)，中度免疫抑制组(200个/μl≤CD4<350个/μl)，重度免疫抑制组(CD4<200个/μl)。采用 χ2检验比较不同免疫抑制组之间S/CO值、WB带型的差异，分析各项指标与免疫状态的关系。 结果:各免疫抑制组的S/CO值>20出现率最高(>37%)且随机体免疫力增强呈递减趋势( P<0.05)，119%)，078%)，而核心蛋白(gag)的p55(<40%)、p39(<3%)出现率最低，gp41和p51的出现率在不同免疫抑制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S/CO值结合病毒载量时对无、轻、中、重度免疫抑制组判定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51(95%CI：0.600～0.702； P<0.05)，0.587(95%CI：0.540～0.635； P<0.05)，0.605(95%CI：0.560～0.650； P<0.05)，0.647(95%CI：0.586～0.708； P<0.05)。 结论:S/CO值联合病毒载量对于对无免疫抑制状态的判定效能最好；同时缺失gp41和p51，S/CO>20时可分别提示患者可能处于无免疫抑制状态和重度免疫抑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