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吉林省HIV-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治疗前基因型耐药及分子网络传播情况。方法:选取2022年治疗前HIV感染者228名，提取血浆RNA、反转录PCR扩增HIV-1 pol基因片段。建立进化树确定亚型、解析基因型耐药突变（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s）情况并构建HIV分子网络评估传播关系。 结果:从228例样本中成功获得206条 pol基因序列，基因亚型主要为CRF01_AE（60.68%，125/206）、CRF07_BC （30.10%，62/206）和B亚型（5.34%，11/206）。总耐药率为9.22%（19/206），耐药突变以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为主，占8.25%（17/2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40~49岁和≥50岁，离异或丧偶感染人群产生耐药的风险较高（ P<0.05）。白城地区和CRF07_BC感染者入网风险更大（ P<0.05）。有63条序列入网（30.58%，63/206），形成23个分子簇。入网病例中6例携带DRMs。出现本市和跨市连接边关系。异性与同性性传播感染人群存在混合连接边。 结论:吉林省HIV感染者治疗前耐药率处于中等水平，分子网络中的毒株呈地区聚集性，加强耐药监测，对网络桥梁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治疗前发生耐药传播的可能性。

目的:分析四川省凉山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相关信息，选取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的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2005—2015年在凉山州接受抗病毒治疗且年龄≥ 15周岁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共14 219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研究对象的年龄为（36.10±9.41）岁，其中男性10 021例，占70.5%，感染途径以静脉吸毒为主（61.0%，8 678例）；至随访观察终止时间，依然在治者10 001例（70.3%），死亡1 425例（10.0%）；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HR（95% CI值）=0.67（0.55~0.81）］、性感染途径［ HR（95% CI值）=0.67（0.56~0.79）］，CD 4+T淋巴细胞计数在200~350［ HR（95% CI值）=0.41（0.35~0.47）］及≥350者［ HR（95% CI值）=0.28（0.24~0.34）］，是死亡的保护性因素，而开始治疗时患者临床分期Ⅱ期［ HR（95% CI值）=0.70（0.58~0.84）］，以及体重指数异常［ HR（95% CI值）=1.75（1.50~2.03）］是死亡的危险因素（以上 P值均<0.05）。 结论: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对提高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HIV感染者/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还可通过营养支持的方式，增强患者体质，从而延长其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目的:对“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实际应用情况进行研究，为“互联网+”HIV检测工作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20年6-12月访问过“互联网+”HIV检测平台≥1次的MSM为研究对象，收集平台访问情况、自检试剂申领数量、申领对象一般情况和满意度评价，并分析影响自检结果回传的相关因素。结果: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132 267人次访问了该平台，申领HIV自检试剂3 511人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为92.2%（3 237/3 511），初筛HIV阳性率为2.4%（69/2 855），初筛HIV阳性者接受确证检测比例为86.7%（52/60）。申请对象以年龄≤30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和寻找性伴主要方式为互联网/交友软件为主。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研究对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较高的因素包括重复申领试剂（ OR=3.50，95% CI：2.10~5.83）、申请时押金为50元（ OR=2.55，95% CI：1.33~4.89）、月均收入1~3 000元（ OR=1.54，95% CI：1.05~2.28）或无收入（ OR=1.71，95% CI：1.20~2.42）和寻找性伴的主要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 OR=1.49，95% CI：1.13~1.95）。研究对象对该互联网平台的满意度为99.5%（217/218）。 结论:“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MSM干预工作中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多渠道推广，可扩大HIV检测覆盖面，促进HIV感染者的发现。

目的:探究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ART）及时性的变化。方法:选取2011—2020年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以我国ART标准调整的时间节点为依据，划分"2011—2013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2014—2015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2016—2020年"（治疗标准：全部HIV感染者均可接受ART）三个ART标准阶段，回顾性分析不同ART标准阶段ART及时性的变化。 结果:2011—2020年新诊断的HIV感染者共计1 100 135例，3个ART标准阶段启动治疗的中位时间分别为300、70和24 d。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2011—2013年确诊的感染者相比，2014—2015年（ HR=1.45，95% CI：1.44~1.46）和2016—2020年（ HR=2.41，95% CI：2.40~2.42）确诊的感染者ART启动更快。 结论: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ART治疗及时性得到显著提高。

目的:评价基于社交媒体的行为干预能否有效促进青年MSM进行HIV/梅毒联合检测（联检）。方法:招募青年MSM作为研究对象，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按照1∶1的比例随机分为两组：社交媒体干预组和对照组。仅给予对照组自愿咨询检测（VCT）服务，给予干预组VCT服务并综合利用社交媒体定期发送健康教育和检测信息等手段加强其行为干预。随后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为期12个月的随访，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的HIV/梅毒联检次数、检测比例和性病（STD）症状出现情况等指标的差异，评价干预效果。结果:共纳入315例青年MSM（干预组158例，对照组157例），共计248人完成12个月随访，随访率为78.7%，干预组和对照组基线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组联检≥1次的比例略高于对照组（53.2%比48.4%，率差为4.8%，95% CI：-7.5%~17.0%， P=0.448），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最近1次肛交使用安全套的青年MSM亚组中，干预组联检≥1次的比例高于对照组（63.8%比46.1%，率差为17.7%，95% CI：1.5%~32.6%， P=0.035）。此外，干预组报告出现STD症状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6.3%比18.0%，率差为-11.7%，95% CI：-20.6%~-3.0%， P=0.005）。 结论:与VCT服务相比，基于社交媒体的行为干预能促进使用安全套的青年MSM进行HIV/梅毒联检，显著降低STD症状发生比例，此方法可促进青年MSM预防艾滋病/性病相关行为改变。

目的:了解2017-2019年北京市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ART）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2017-2019年北京市4 917例HIV/AIDS报告卡数据及ART机构数据，无ART记录者记为ART转介失败，确证报告至启动ART的日期间隔>15 d记为ART延迟，分析ART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4 917例HIV/AIDS中，16.53%（813/4 917）未成功接受ART；接受ART的4 104例HIV/AIDS中，30.63%（1 257/4 104）发生ART延迟，启动时间中位数为27（ P 25~ P 75：19~42）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由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 OR=1.65，95% CI：1.30~2.08）、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 OR=1.68，95% CI：1.34~2.1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大专及以上， OR=1.42，95% CI：1.13~1.79）、无业（相比于干部职员， OR=1.32，95% CI：1.02~1.70）、异性性传播（相比于同性性传播， OR=1.40，95% CI：1.15~1.72）、来源于专题调查和无偿献血（相比于检测咨询， OR=1.87，95% CI：1.34~2.60； OR=3.52，95% CI：1.79~6.92）者ART转介失败比例较高；由CDC（相比于ART机构， OR=1.43，95% CI：1.07~1.92）或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 OR=1.62，95% CI：1.32~1.98）、报告机构在郊区（相比于城区， OR=1.24，95% CI：1.01~1.52）、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 OR=1.42，95% CI：1.19~1.70）、外省户籍（相比于北京市户籍， OR=1.26，95% CI：1.07~1.48）、来源于无偿献血（相比于性病门诊， OR=2.74，95% CI：1.21~6.22）者延迟比例较高。 结论:不同特征HIV/AIDS的ART转介失败及延迟比例不同，需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推进ART工作，减少ART转介失败及延迟。

目的:分析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中MSM特征及抑郁症状相关因素，为HIV感染者实施个性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2019年9-12月在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和临沂市选取≥15岁、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一对一访谈核实其感染途径，对核实后实际为MSM，按照1∶1匹配在当地选择年龄范围差≤3岁、自报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HIV感染者作为对照组，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及行为特征、流行病学调查中心抑郁量表（CES-D）、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分析其特征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结果:自报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373例中，复核后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占39.7%（148/373），年龄（40.3±12.0）岁，已婚/同居占41.9%（62/148），确证HIV前做过检测占27.0%（40/148），同性性伴数≥2人占71.6%（106/148），有抑郁症状的占55.4%（82/14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的MSM中，确证前未做过HIV检测、确证前同性性伴数≥2人、首次发生同性性行为年龄>30岁和有抑郁症状者，更有可能隐瞒真实的感染途径；抑郁症状与身体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情况和职业状况稳定的因素相关。结论:在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中，有一定比例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感染途径，并存在多性伴及双性性行为的高危行为，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需加强随访的感染途径复核，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和行为干预。

目的:分析山东省新诊断HIV/AIDS接受随访情况及与治疗的关系，为提高随访治疗质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χ2检验分析随访与治疗的关联。 结果:2014—2016年山东省新诊断HIV/AIDS共6 253例，其中6 011例接受随访，累积随访率96.13%，及时随访率94.51%。15~24岁、咨询检测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居住地在鲁东地区及经同性性行为感染的HIV/AIDS累积随访率和及时随访率均较高，及时接受随访的HIV/AIDS的治疗率是不及时者的5.28倍( OR＝5.28，95% CI：3.51~7.95)，病毒载量(VL)抑制率是其4.30倍( OR＝4.30，95% CI：2.89-6.40)。 结论:HIV/AIDS随访及时性与其诊断基线年龄、样本来源、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及传播途径有关联。及时随访可提高HIV/AIDS治疗率及治疗效果。

2012 年WHO发布了将替诺福韦/恩曲他滨（TDF/FTC）作为HIV暴露前预防（PrEP）药物用于降低特定人群中HIV感染风险，各类临床试验及真实世界的数据均证实了TDF/FTC在预防HIV感染方面的有效性。2019年，丙酚替诺福韦/恩曲他滨（TAF/FTC）在美国获得批准，成为第二个可用于PrEP口服药物。然而，对于不能口服药物或服用依从性较差的人群，第二代PrEP药物即长效抗病毒药物为其提供较多选择。本文综述第一代PrEP口服药物和近年研发的第二代PrEP药物的研究进展，为我国推广PrEP提供参考。

目的:调研上海市浦东新区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高风险人群的HCV抗体阳性率、HCV现症感染率和HCV基因型的分布，为上海地区"丙型肝炎微消除"策略制订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21年7月至2022年11月参加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公立医院举办的常规体格检查活动的自愿或强制接受戒毒或美沙酮治疗的静脉药瘾人群、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HIV VCT)门诊就诊人员、性病门诊就诊人员、商业性工作人员，进行等比例抽样调研，收集患者体格检查剩余的全血并分离血浆，进行HCV抗体检测，并对其中阳性反应样本加测HCV RNA和HCV基因型。结果:共筛查HCV高风险人群1 000名，包括453名静脉药瘾人群，166例HIV感染者，245名性病门诊就诊人员，136名商业性工作人员，其HCV抗体阳性率分别为21.85%(99/453)、1.81%(3/166)、1.22%(3/245)和0(0/136)。在高风险人群HCV抗体阳性人员中，HCV RNA阳性的检出率为42.68%(35/82)。HCV RNA阳性人群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占74.29%(26/35)，婚姻状况为非已婚者占77.14%(27/35)。12份进行HCV基因亚型检测的样本中，基因3型和6型各5份，HCV 1b亚型2份。结论:静脉药瘾人群为主要的HCV感染潜在人群，亦为后续"丙型肝炎微消除"策略应率先针对的对象。HCV感染高风险人群中基因3型和6型占比高，泛基因型直接抗病毒药物方案可能更加适合。高风险人群的HCV感染者文化程度和在婚率较低，可能需要宣教和社区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