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云南省男男性行为者HIV暴露前预防（PrEP）用药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在2021年4-6月云南省14个城市（自治州）开展调查。国家级哨点样本量为400人，省级哨点样本量为100人。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rEP用药意愿的相关因素。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共调查MSM 2 450人，听说过PrEP的比例为68.5%（1 677/2 449），愿意PrEP用药的比例为56.7%（1 343/2 368），愿意自费PrEP用药的比例为30.6%（724/2 368），愿意免费PrEP用药的比例为56.2%（1 330/2 367）。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PrEP用药意愿低的相关因素包括40~和≥50岁（a OR=2.49和a OR=4.48）、汉族（a OR=1.47）、外省户籍（a OR=1.64）、高中/中专（a OR=1.96）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a OR=3.49）、样本来源分别为浴池/桑拿（a OR=3.53）、网络招募（a OR=2.53）和自愿咨询与检测（a OR=1.42）、本地居住时间3~和7~12个月（a OR=0.18和a OR=0.25）、调查现场分类为二类与三类地区（a OR=3.63和a OR=1.71）、最近1周未发生同性肛交（a OR=2.60）和未发生商业性同性性行为（a OR=13.32）、自我感知HIV感染风险较高者（a OR=0.50）。 结论:MSM愿意PrEP用药的比例超过一半，PrEP宣传推广工作应重点关注PrEP用药意愿低的MSM，尤其是来自经济较落后地区、年龄较大、汉族、外省户籍、本地居住时间较短和自我感知HIV感染风险较低的MSM。

目的:了解我国三城市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SM）对艾滋病暴露后药物预防（nPEP）知识知晓和接受服务情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于2019年3月15日至4月14日，在北京、深圳、昆明3个城市，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方法选择10所大学，招募其中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上，近3个月有过男男性行为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网上问卷调查方式收集基本情况、性行为特征、nPEP知识知晓和接受服务情况。采用多因素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nPEP知识知晓和接受服务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293名研究对象年龄为（21.0±0.2）岁，本科占91.1%（267名）。研究对象近3个月，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占54.3%（159名），与感染HIV的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占4.4%（13名），近6个月患性病的占9.2%（27名），近1年内未进行过HIV检测占29.4%（86名）。nPEP知识知晓比例为47.8% （140名），21.2%（62名）求询过nPEP，9.9%（29名）接受过nPEP。与近1年内未检测HIV相比，HIV检测次数超过2次的nPEP知识知晓的 OR（95% CI）值为3.15（1.01~9.86），HIV检测次数超过2次的求询nPEP的 OR（95% CI）值为5.29（1.51~18.51）；与近3个月男男性行为中未使用rush的相比，使用rush者接受nPEP服务的 OR（95% CI）值为3.86（0.99~14.98）；与和未感染HIV的男性发生性行为相比，和感染HIV的男性发生性行为者接受nPEP服务的 OR（95% CI）值为14.30（3.35~61.03）。 结论:青年学生MSM对nPEP知识知晓和接受nPEP服务的比例较低。在青年学生MSM中应开展nPEP知识教育和服务信息的宣传，提高服务的可及性。

目的:了解山东省MSM的HIV暴露前后预防（PrEP/PEP）用药情况并分析相关因素，为PrEP/PEP工作的推广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22年4-7月在山东省7个城市监测哨点招募MSM进行问卷调查，每个城市样本量为400人。收集MSM社会人口学、性行为、PrEP/PEP用药等信息，并采集血标本做HIV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研究对象MSM共2 815人，以≤30岁（55.7%，1 569/2 815）、未婚（68.6%，1 931/2 81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56.5%，1 590/2 815）为主。PrEP用药者占9.2%（258/2 815）；PEP用药者占10.8%（305/2 8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中PrEP用药的可能性较高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30岁（a OR=4.04，95% CI：1.25~13.01）、自我认知HIV感染风险较低（a OR=1.76，95% CI：1.16~2.68）、最近6个月发生群交行为（a OR=1.51，95% CI：1.10~2.09）、最近6个月发生同性商业性行为（a OR=1.69，95% CI：1.16~2.47）、使用新型毒品（a OR=1.53，95% CI：1.11~2.11）、接受同伴教育（a OR=1.56，95% CI：1.03~2.37）、知晓别人PrEP用药（a OR=3.29，95% CI：2.48~4.36）、HIV抗体阴性（a OR=8.40，95% CI：1.12~63.12）；MSM中PrEP用药的可能性较低的相关因素为主要性伴为临时性伴（a OR=0.67，95% CI：0.49~0.90）。MSM中PEP用药的可能性较高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50岁（≤30岁：a OR=2.41，95% CI：1.02~5.69；31~49岁：a OR=3.33，95% CI：1.42~7.85）、自我认知无HIV感染风险（a OR=1.87，95% CI：1.12~3.11）、最近6个月发生群交行为（a OR=1.68，95% CI：1.23~2.29）、使用新型毒品（a OR=3.86，95% CI：2.94~5.07）以及未接受同伴教育（a OR=1.54，95% CI：1.12~2.12）。 结论:山东省MSM的PrEP/PEP用药比例较高。应加强同伴教育和自我认知HIV风险教育，提高MSM中PrEP/PEP用药的使用率。

目的:了解HIV感染者外周血滤泡辅助性T细胞（circulating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cTfh）比例与血浆IgG水平的相关性。方法:选取未经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慢性期HIV感染者（chronically HIV infected individuals，CHI），同时筛选HIV抗体阴性的高危暴露者（HIV-exposed seronegative individuals，HESN）作为对照。采用多色流式分析方法，分别检测CHI和HESN的cTfh、ICOS +cTfh、CD40L +cTfh和浆母细胞（plasmablasts，PB）比例。通过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血浆IgG浓度。 结果:与HESN相比，CHI组ICOS +cTfh比例（26.97±1.62 vs. 18.83±0.99， t=4.518， P<0.01）、PB比例（1.59±0.32 vs. 0.46±0.06， t=3.982， P<0.01）和血浆IgG浓度（14.71±0.93 vs. 10.65±0.52 g/L， t=4.064， P<0.01）均显著升高。CHI组ICOS +cTfh比例（ r=0.586， P=0.030）和PB比例（ r=0.372， P=0.038）均与血浆IgG浓度正相关。 结论:HIV感染导致ICOS +cTfh的增殖可能是引起血浆IgG过度分泌的因素之一，从而引发高丙种球蛋白血症。

目的:了解通过互联网获取HIV暴露前预防（PrEP）服务的MSM按需服药依从性及相关因素。方法:使用横断面研究样本量计算公式估计样本量为280人。2022年7月6日至8月30日利用荷尔健康平台招募研究对象，对该平台获取PrEP服务且服药方式为按需服药的MSM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学特征、风险认知特征、PrEP知识和服药情况等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MSM获取PrEP服务按需服药依从性的相关因素。结果:招募MSM 330人，问卷有效应答率为96.7%（319/330），年龄（32.5±7.3）岁，以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94.7%，302/319）、未婚（90.3%，288/319）、全职工作（95.9%，306/319）和月均收入≥10 000元（40.8%，130/319）为主。MSM按需服药依从性好的占86.5%（276/319）。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PrEP知识知晓情况差者，PrEP知识知晓情况好者按需服药依从性好（a OR=2.43，95% CI：1.11~5.32）。 结论:通过互联网获取PrEP服务的MSM按需服药的依从性总体较好，但仍需加强PrEP知识宣传，让更多的MSM愿意并正确使用PrEP药物，提高PrEP药物服用的依从性，减少该人群HIV感染风险。

目的:了解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后HIV/AIDS患者T淋巴细胞免疫活化及CD4 ＋CD45RA ＋ T细胞的亚群变化，探讨抗病毒治疗对HIV感染者免疫恢复的影响。 方法:前瞻性分析105例接受HARRT治疗的HIV/AIDS患者，流式细胞仪检测治疗前和治疗后1、3、6及12个月T淋巴细胞活化水平(CD38、HLA-DR的表达)及CD4 ＋CD45RA ＋ T淋巴细胞；同时选取未暴露且HIV-1抗体检测阴性者35名作为健康对照。 结果:HAART治疗前HIV/AIDS患者T淋巴细胞活化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P<0.01)，HAART治疗后随治疗时间延长活化水平明显下降，治疗1个月时CD4 ＋CD38 ＋ HLA-DR ＋及CD8 ＋CD38 ＋ 、CD8 ＋ HLA-DR ＋ T淋巴细胞首先出现降低，治疗6个月时包含CD8 ＋CD38 ＋HLA-DR ＋ T在内的4项活化指标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12个月与6个月相比，CD8 ＋CD38 ＋HLA-DR ＋ T表达水平继续降低( P<0.01)，而其余3项活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HAART治疗12个月后，4项活化指标仍全部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CD4 ＋CD45RA ＋ T淋巴细胞百分比在治疗前及治疗后12个月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结论:HIV/AIDS患者在HAART治疗后6个月免疫活化水平降低，但HAART并不能使免疫活化逆转；HAART治疗也不能恢复HIV感染后降低的CD4 ＋CD45RA ＋ T淋巴细胞的水平。

目的:了解湖南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暴露未感染(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exposed uninfected，HEU)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纳入2013年7月至2019年6月湖南省"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报告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母亲所生儿童为研究对象，收集母亲的人口学特征、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妊娠期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方案，以及儿童的预防性用药、出生体质量、随访期间是否患病等资料。于1、3、6、9、12、18月龄时随访儿童的身长和体质量，评估各随访时间点的生长迟缓率、低体质量率、消瘦率和营养不良发生率。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拟合logistic回归分析营养不良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656名HEU儿童。HEU儿童的生长迟缓率、低体质量率、消瘦率和营养不良发生率均在1月龄时最高，分别为11.9%(78/656)、9.1%(60/656)、7.0%(46/656)和21.0%(138/656)。母亲有妊娠合并症/并发症[调整后的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 OR)＝2.30, 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48～3.58]、妊娠期抗病毒治疗为单/双药治疗(a OR＝2.38, 95% CI 1.54～3.68)，以及儿童出生体质量<2 500 g(a OR＝2.66, 95% CI 1.69～4.21)和随访期间患有疾病(a OR＝1.73, 95% CI1.10～2.70)是HEU儿童发生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均 P<0.050)；而服用齐多夫定(a OR＝0.60, 95% CI 0.38～0.94)、奈韦拉平(a OR＝0.31, 95% CI 0.18～0.52)进行预防性治疗均是HEU儿童发生营养不良的保护因素(均 P<0.050)。 结论:HEU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并且受母亲有妊娠合并症/并发症、抗病毒治疗方案，以及儿童出生体质量、随访期间患有疾病和是否接受预防性治疗等因素影响。

目的:纵向对比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暴露未感染(HEU)组与健康对照组儿童0~18月龄的生长发育差异，以评估HEU儿童早期体格生长发育的情况。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收集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成都市出生并上报国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母亲的孕产期信息，以及其所生HEU儿童0、1、3、6、9、12、18月龄的随访信息，并按母亲分娩年龄、分娩孕周和出生性别1∶1匹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未暴露未感染(HUU)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HEU组与HUU组各纳入385名儿童。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多水平模型比较两组儿童0~18月龄体格生长发育的差异。 结果:HEU组儿童0、3、6月龄的年龄别体重Z评分(WAZ)分别为－0.72±1.03、－0.09±1.18、0.05±1.09，分别低于HUU组的－0.21±1.04、0.42±1.19、0.41±1.1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41、7.47、5.18，均 P<0.001)；HEU组儿童3、6、12、18月龄的年龄别身长Z评分(LAZ)分别为－0.23±1.36、－0.01±1.48、－0.18±1.20、－0.32±1.13，分别低于HUU组的0.24±1.26、0.30±1.26、0.07±1.11、0.04±1.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14、4.04、2.72、4.30，均 P<0.01)；HEU组儿童0、3、6月龄的身长别体重Z评分(WLZ)分别为－1.05±1.18、0.23±1.03、0.22±0.95，分别低于HUU组的－0.20±0.98、0.44±1.03、0.45±1.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90、2.95、2.96，均 P<0.01)。矫正可能的混杂因素后，HEU儿童0、3、6月龄WAZ，3、6、12、18月龄LAZ，以及0、3、6月龄WLZ仍分别低于HUU儿童。 结论:成都市HEU和HUU儿童的体格生长发育差异主要发生在婴儿早期6月龄内，但身长差异持续至18月龄。产前暴露于HIV感染会影响胎儿和出生后的体格生长发育。

目的:分析2019年中国HIV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HIV暴露儿童）的失访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资料来源于我国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2019年全国医疗机构报告的HIV感染孕产妇和HIV暴露儿童的基本信息和随访记录，HIV暴露儿童失访的定义为出生后满18月龄无法随访到且21月龄时仍未随访到的存活儿童。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方法，HIV暴露儿童的失访影响因素分别采用 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在5 039例HIV感染孕产妇中，分娩的HIV暴露儿童5 035例，HIV暴露儿童的失访率为5.62%（283/5 03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产妇职业为农（牧、渔）民（a OR=0.34，95% CI：0.22~0.53）、婚姻状况为未婚（a OR=0.47，95% CI：0.24~0.93）、初婚（a OR=0.38，95% CI：0.22~0.67）、再婚（a OR=0.36，95% CI：0.20~0.67）与同居（a OR=0.47，95% CI：0.23~0.97）和本次妊娠前知晓自己感染HIV（a OR=0.53，95% CI：0.40~0.70）的HIV暴露儿童失访率较低；孕产妇为汉族（a OR=1.52，95% CI：1.09~2.13）、小学（a OR=2.06，95% CI：1.10~3.89）和初中文化程度（a OR=1.81，95% CI：1.03~3.17）、未抗病毒治疗（a OR=6.21，95% CI：4.32~8.93）和在乡（街道）级助产机构分娩（a OR=5.72，95% CI：1.61~20.27）的HIV暴露儿童失访率较高。 结论:2019年我国HIV暴露儿童存在一定的失访，为进一步降低其失访率，提高妇女孕前HIV检测率和HIV感染孕产妇的抗病毒治疗率，对有效实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综合干预措施有重要意义。

目的:了解我国MSM对HIV暴露前预防（PrEP）的认知和用药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2021年8月25日至9月5日通过男性社交平台Blued 7.5软件在我国24个城市招募MSM 2 447人参与线上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PrEP知晓和用药与高危性行为等信息。采用三分类二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MSM的PrEP用药相关因素。采用SPSS 24.0和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在MSM研究对象2 447人中，听说过PrEP者1 712人（69.96%），曾用药者437人（17.86%），正在用药者274人（11.20%），停用者163人（6.66%）；437人曾用药者多数采用了按需用药方式，用药方案采用替诺福韦+恩曲他滨的占61.88%（388/627），人均用量为1.12片/周，获取药物以互联网为主，选择药物更关注PrEP用药的预防效果；163人停药最常见原因是认为没有HIV感染的风险。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中PrEP用药与年龄、月均收入、最近1年发生无保护肛交、最近1年使用助性剂和被诊断出患有性病等因素存在统计学关联，其中，与18~24岁组相比，25~44岁组的PrEP药物停用（a OR=0.54，95% CI：0.34~0.87）和未用药物（a OR=0.62，95% CI：0.44~0.87）的比例均较低。正在PrEP用药组的最近1年发生无保护肛交的比例均高于PrEP停用组和未用过组（均 P<0.05）；未用过PrEP组的月均收入≥5 000元、最近1年使用助性剂和被诊断患有性病的比例较低（均 P<0.05）。 结论:我国MSM中PrEP用药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并以按需用药方式服用。尽管用药者达到一定比例，但仍需针对PrEP效果、副作用等内容加强健康教育，提升知晓率和用药率，建议在年轻MSM中利用互联网优势关注其PrEP用药需求和用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