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Ⅰ类（A、B、C）、Ⅱ类（DRB1、DQB1、DPB1）等位基因和单倍体多态性与中国南方汉族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以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相关性。方法:收集深圳市血液中心845例中国南方汉族白血病患者（323例ALL、350例AML及172例CML）和745名中国南方汉族健康献血者的外周血样本。应用聚合酶链反应反向序列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PCR-rSSO）及测序分型（PCR-SBT）方法对HLA-A、-B、-C、-DRB1、-DQB1和-DPB1进行基因分型，鉴定HLA等位基因前4位数。采用Arlequin 3.5软件分析HLA单倍体；从HLA低分辨水平（等位基因前2位数）及高分辨水平（等位基因前4位数）分别统计分析HLA等位基因和单倍体多态性与3种白血病的相关性。结果:经Bonferroni校正，ALL组A*02（36.22%比28.26%， χ2=13.41， PC<0.01）及其单倍体A*02-B*46-C*01（15.35%比10.23%， χ2=10.90， PC=0.02）、DRB1*12（15.79%比11.10%， χ2=9.02， PC=0.03）、A*02：03（9.75%比5.32%， χ2=14.25， PC=0.002）及其单倍体A*02：03-B*38：02-C*07：02（3.80%比1.51%， χ2=10.41， PC=0.02）的频率均高于对照组，是ALL易感因素；AML组A*11-B*15-C*08-DRB1*15-DQB1*06-DPB1*02的频率高于对照组（1.34%比0.07%， χ2=12.54， PC=0.003），是AML易感单倍体；CML组A*02（36.63%比28.26%， χ2=9.33， PC=0.02）及其单倍体A*02-B*15-C*04（2.17%比0.29%， χ2=11.74， PC=0.02）、DRB1*03：01-DQB1*02：01-DPB1*02：01（1.86%比0.14%， χ2=13.10， PC=0.01）的频率均高于对照组，是CML易感因素；CML组DRB1*13的频率低于对照组（1.45%比5.25%， χ2=9.29， PC=0.03），是CML拮抗基因。 结论:在HLA低分辨及高分辨水平发现了白血病易感或拮抗HLA等位基因和单倍体，可为探究中国南方汉族白血病发病机制并制订有效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治疗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出现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的疗效。方法:以湖南省儿童医院1例因胆道闭锁、胆汁性肝硬化接受血型相合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发生AMR的7月龄患儿为研究对象。该患儿肝移植术后一直使用他克莫司+泼尼松二联抗排斥治疗，术后1个月内出现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肝功能异常，行移植肝穿刺活检，完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抗体检测，并予血浆置换治疗。结果:肝穿刺活检结果提示急性排斥反应、补体C4d染色阳性，结合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Ⅱ类特异性抗体阳性这一结果，确诊为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导致的AMR。确诊后予甲泼尼龙静脉冲击+静脉丙种球蛋白+吗替麦考酚脂口服治疗，并调整相关免疫抑制药物剂量，效果不理想，后加用血浆置换治疗，每2日1次，共5次，治疗1个月后患儿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随访3年，复查过程中行移植肝穿刺活检5次，显示排斥反应逐步减轻，肝功能基本维持正常，未出现AMR复发。结论:血型相容的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也可发生术后AMR，确诊后尽早联合血浆置换辅助治疗可能更有利于肝移植术后急性AMR的恢复。

目的:探讨自然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受配体模式对血液病患者单份非血缘脐血移植（sUCBT）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8年6月270例接受sUCBT的血液病患者。移植前脐血及患者均进行HLA12个位点高分辨配型，选择移植物（脐血）的KIR均同时表达2DL1和2DL2/2DL3抑制性基因，根据患者KIR配体情况分为缺失组（C1/C1或C2/C2）和无缺失组（C1/C2）。结果:270例血液病患者中男146例（54.1%），女124例（45.9%），中位年龄13（1~62）岁；缺失组174例（64.4%），无缺失组96例（35.6%）。全部患者均采用不含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缺失组、无缺失组粒细胞植入率均为98.9%（172/174、95/96），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6（10~41）d、17（11~33）d（ P=0.705）；血小板植入率分别为88.5%（154/174）、87.5%（84/96），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35（11~113）d、38.5（13~96）d（ P=0.317）；缺失组、无缺失组Ⅱ~Ⅳ级急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38.7%（95% CI 31.4%~45.9%）、50.0%（95% CI 39.6%~59.6%）（ P=0.075），多因素分析显示KIR配体缺失是影响Ⅱ~Ⅳ度急性GVHD发生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P=0.036）。移植后3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17.7%（95% CI 11.7%~24.9%）、22.7%（95% CI 14.4%~32.2%）（ P=0.288）。中位随访时间742（335~2 512）d，缺失组、无缺失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2.1%（95% CI 64.1%~78.6%）、60.5%（95% CI 47.9%~69.2%）（ χ2=3.629， P=0.079），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64.9%（95% CI 56.2%~72.3%）、55.4%（95% CI 44.4%~65.0%）（ χ2=3.027， P=0.082），移植后180 d非复发死亡率分别为12.1%（95% CI 7.7%~17.4%）、16.7%（95% CI 10.0%~24.8%）（ P=0.328）。 结论:在不含ATG清髓性预处理sUCBT血液病治疗体系中，缺失抑制性KIR配体患者移植后急性GVHD发生率更低。

目的:通过美国组织相容性和免疫遗传学委员会(ASHI)组织的国际间能力验证(PT)结果，设立抗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抗体的判定界限值。方法:在液相芯片(Luminex)技术平台采用Single Antigen试剂检测HLA抗体，回顾分析2012年至2019年间江苏省血液研究所HLA配型实验室参加ASHI组织的11次共55个质控样本的HLA抗体PT结果。结果:在79种HLA-Ⅰ类抗体中检测到HLA-A、B、Cw抗体21、43、15种类型；44种HLA-Ⅱ类抗体中检测到HLA-DRB1、DQB1、DPB1抗体18、7、19种类型。分析每个质控样本中本实验室上报的所有HLA抗体的中位荧光强度(MFI)值，以及ASHI汇总的同期多中心对该特异性抗体判断其阴/阳性结果的符合率，并以95%、90%、80%、79%~50%、<50%的符合率范围，将MFI值由高到低排列成HLA抗体可能饱和度值、阳性决定值、阳性判定界限值、可疑阳性参考值及可疑阴性参考值的区间，建立了本实验室HLA抗体的判定界限值表，其中42种HLA-Ⅰ类、Ⅱ类特异性抗体类型数据完整。当实验室检测HLA-Ⅰ类、Ⅱ类抗体的MFI值处于判定界限值表中80%及以上符合率时，可用于判断检测到HLA抗体。当HLA抗体的MFI值达到阳性决定值时可能对临床诊断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抗体达到饱和值、处于可疑阳性或可疑阴性参考判定界限值时，可提示临床需要进行HLA抗体检测的动态随访。结论:通过国际间PT的实验结果制定实验室HLA抗体的判定界限值，并对实验结果的判读及临床诊断和治疗均有参考价值，故移植中心应重视HLA抗体检测的室间比对质量控制工作。

目的:预测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刺突蛋白的抗原表位，分析刺突蛋白的变异规律。方法:从基因库(GenBank)和全球共享禽流感数据倡议组织数据库下载2019-nCoV的基因序列(截至2020年3月4日)。应用ClustalW、MEGA 7.0、免疫表位数据库等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刺突蛋白潜在的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表位，分析比较刺突蛋白的变异在表位区与非表位区的特点。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 结果:刺突蛋白有130个潜在表位，包括25个线性B淋巴细胞表位、18个非线性B淋巴细胞表位、71个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Ⅰ类限制性T淋巴细胞表位和16个HLA Ⅱ类限制性T淋巴细胞表位。S 404-426肽段有较高的抗原性，且在中国的人群覆盖率达73.4%。与1月31日之前的2019-nCoV刺突蛋白相比，其在1月31日之后的变异频率在非表位区(15.4%比21.7%)和表位区(6.2%比8.7%)都有所增加，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2019-nCoV刺突蛋白有多个抗原表位，为2019-nCoV疫苗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刺突蛋白的变异有增加趋势，需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目的:探讨接受抗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MSDT）的血液病患者体内存在的抗HLA抗体与移植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5年3月至2017年11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MSDT的168例血液病患者，在移植前检测其体内是否存在抗HLA抗体，分析抗HLA抗体与移植后造血细胞植入、血制品输注及预后的关系。结果:168例患者中，抗HLAⅠ或Ⅱ类抗体阳性患者28例（16.7%），抗HLAⅠ和Ⅱ类抗体同时阳性患者14例（8.3%）；所有患者均获得中性粒细胞植入，164例（97.9%）患者获得血小板植入。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抗HLA抗体对移植后粒细胞植入及植入时间、血小板植入及植入时间、红细胞输注量、血小板输注量、总生存（OS）、无病生存（DFS）以及移植相关死亡率（TRM）均无影响（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血小板植入与更好的OS（ HR=0.065，95% CI 0.017~0.252， P<0.01）和DFS（ HR=0.083，95% CI 0.024~0.289， P<0.01）以及更低的TRM（ HR=0.094，95% CI 0.014~0.626， P=0.015）相关。 结论:接受MSDT的血液病患者体内的抗HLA抗体对移植预后无影响。

目的:探讨术后非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抗体与肾移植体液性排斥反应(HR)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019年9月至2021年1月检测了非HLA抗体水平的40例肾移植受者资料，选取活检证实发生HR，并且发生HR时供者特异性HLA抗体阴性或者弱阳的受者入组HR组(11例)，选取术后2周至检测非HLA抗体时移植肾功能稳定的受者入组稳定组(29例)。采用Luminex单抗原微珠法检测HLA抗体、MHCⅠ类链相关基因A(MICA)抗体、32种非HLA抗体的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AT1R)抗体水平。分析两组受者非HLA抗体阳性率和阳性非HLA抗体数量的差异。结果:24例受者具有阳性非HLA抗体，剩余16例受者的非HLA抗体全为阴性。HR组分别有3例受者的肌动蛋白(ACTIN)抗体、Ⅲ型胶原蛋白(Collagen Ⅲ)抗体、谷胱甘肽硫转移酶θ1(GSTT1)抗体和γ干扰素(IFN-γ)抗体阳性，而稳定受者的这4种非HLA抗体都是阴性，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7)。4例HR受者的Collagen Ⅱ抗体阳性，而仅1例稳定受者的Collagen Ⅱ抗体阳性，HR受者的Collagen Ⅱ抗体阳性率高于稳定受者( P＝0.023)。HR受者的平均阳性非HLA抗体数为2.36个，而稳定受者为0.90个，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8)。 结论:高水平非HLA抗体增加肾移植HR的发生风险。

目的:比较单倍体相同供者(HID)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同胞供者(MSD)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内科接受HSCT的75例SAA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供者来源不同分为HLA相合的同胞供者组(MSD组，49例)和单倍体相同的供者组(HID组，26例)，比较两组的造血重建、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感染情况和总存活率。结果:MSD组和HID组受者血小板中位植入时间均为11 d( P＝0.84)，中性粒细胞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1 d和12 d( P＝0.08)，急性GVHD的发生率分别为18.4%和46.2%( P＝0.01)，其中Ⅱ~Ⅳ度分别为14.3%和26.9%( P＝0.24)，Ⅲ~Ⅳ度分别为4.1%和15.4%( P＝0.09)，慢性GVHD的发生率分别为23.1 %和23.9%( P＝0.71)；巨细胞病毒血症发生率分别为55.1%和84.6%( P＝0.01)，EB病毒血症发生率分别为69.4%和61.5%( P＝0.49)。中位随访54.0个月和18.5个月，MSD组和HID组的预估3年总存活率分别为94.0%和88.0%( P＝0.35)。 结论:HID HSCT治疗SAA相对安全、有效，可作为缺乏MSD但急需治疗的首诊或免疫抑制治疗无效/复发者的选择之一。

目的: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筛查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家系共有的低频变异位点，以期发现与PBC相关的新易感基因。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诊断的3个PBC家系的7例PBC患者和2名健康对照者的临床资料，提取血液DNA样本并进行WES，应用SAMtools 1.3软件检测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得失位变异位点，并于已知数据库1000 Genome、ExAC、ESP6500和诺禾-中华基因数据库筛选低频变异位点。应用Pymol V2.3.2软件模拟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HC-Ⅱ)分子三维结构，观察家系间共有变异位点对应的氨基酸位置。结果:7例PBC患者首诊年龄为(61.2±10.2)岁。血清检测结果示7例患者的ALP为(306.9±242.5) U/L，GGT为(121.7±85.9) U/L，ALT为(47.6±33.1) U/L，AST为(55.7±34.1) U/L，免疫球蛋白G为(14.9±3.1) g/L；抗核抗体核型均存在胞质颗粒型特征；抗线粒体抗体均为阳性。5例PBC患者出现腹腔内淋巴结肿大；2例患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病；2例患者肝脏活组织检查结果均提示界面性肝炎和小胆管病变。3个PBC家系间共有18个SNP位点，分别位于 OTOA、 OBSCN和人类白细胞抗原- DRB1( HLA- DRBI)基因。 OTOA基因的rs200988634是3个家系共有的多态性位点； OBSCN基因的rs746424683、rs545316651、rs553144914、rs533059830和rs56087721分别导致9种氨基酸的改变；基因 HLA- DRB1共有12个不同的SNP位点，分别导致12种氨基酸的改变，其中rs16822698、rs112796209和rs11554463核苷酸突变分别导致MHC-Ⅱ分子β链的G154A、Y152C和Y107X氨基酸改变，Y107X氨基酸位于MHC-Ⅱ分子与抗原肽结合凹槽区域。 结论:对PBC家系进行WES是阐明恶性变异候选基因 OBSCN和 OTOA较好的策略。 HLA- DRB1为PBC的易感基因，可能通过改变氨基酸序列影响MHC-Ⅱ分子介导的抗原提呈过程。

目的:评估利用中、高分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方法计算供受者功能性表位(Eplet)错配的一致性。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肾移植1 487例供、受者HLA中、高分辨分型资料，利用HLA Matchmaker软件计算Eplet错配数，比较供、受者中、高分辨HLA配型Eplet错配数的一致性。测定HLA分型方法之间存在Eplet错配差异的供、受者比例。结果:供受者HLA中分辨Ⅰ类和Ⅱ类位点Eplet错配的中位数分别为14(0～38)和8(0～24)；HLA高分辨Ⅰ类和Ⅱ类位点Eplet错配的中位数分别为14(0～38)和7(0～23)。使用中分辨和高分辨分型方法计算的HLA Ⅰ类[95%置信区间(CI)：0.989(0.988～0.991)]和Ⅱ类[95% CI ：0.990(0.989～0.992)]位点的Eplet错配数的相对一致性和绝对一致性都非常相似。两种方法计算的HLA Ⅰ和Ⅱ类分子Eplet错配数差别在0～2个之间的供、受者的比例分别为92.5%和97.5%，Eplet错配数差别≥3的供、受者比例分别为7.5%和2.5%。结论:利用供、受者HLA中分辨分型及高分辨分型计算Eplet错配数的一致性较好；HLA中分辨分型转换为HLA高分辨分型所计算的Eplet错配数与实际Eplet错配数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