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多种免疫抑制剂抗排斥治疗，是各类感染的高危人群。罕见病原体感染、混合感染是诊断及治疗的难点，抗生素覆盖病原微生物不准确和血药浓度不足均会影响疗效，增加病死率，及时且精准的鉴定病原微生物至关重要 [1]。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检测最常见的方法是体液涂片和培养，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确诊的金标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能够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找到特定感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可区分急性和既往感染。但体液培养耗时长、灵敏度差、抗生素治疗后送检标本的阳性率更低。怀疑侵袭性真菌感染时，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取感染组织标本送检组织病理学检查。PCR难以发现未知病原微生物。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微生物抗体检测，诊断效率亦欠佳 [2]。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可直接提取送检样本中全部微生物的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快速且客观的检测样本中的病原微生物，广覆盖、无偏倚、无需假设。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和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鉴别诊断中 [3,4]。本文报道1例肾移植患者，间断发热1个月，右侧鼻翼及鼻腔丘疹样溃疡形成，双侧眼睑粘膜红肿，CT见两肺大片状及结节样实性密度影，通过mNGS鉴定出马尔尼菲蓝状菌、烟曲霉、哥伦比亚分枝杆菌混合感染，调整抗生素后病情好转，现进行分析总结。

目的:探讨术后非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抗体与肾移植体液性排斥反应(HR)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019年9月至2021年1月检测了非HLA抗体水平的40例肾移植受者资料，选取活检证实发生HR，并且发生HR时供者特异性HLA抗体阴性或者弱阳的受者入组HR组(11例)，选取术后2周至检测非HLA抗体时移植肾功能稳定的受者入组稳定组(29例)。采用Luminex单抗原微珠法检测HLA抗体、MHCⅠ类链相关基因A(MICA)抗体、32种非HLA抗体的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AT1R)抗体水平。分析两组受者非HLA抗体阳性率和阳性非HLA抗体数量的差异。结果:24例受者具有阳性非HLA抗体，剩余16例受者的非HLA抗体全为阴性。HR组分别有3例受者的肌动蛋白(ACTIN)抗体、Ⅲ型胶原蛋白(Collagen Ⅲ)抗体、谷胱甘肽硫转移酶θ1(GSTT1)抗体和γ干扰素(IFN-γ)抗体阳性，而稳定受者的这4种非HLA抗体都是阴性，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7)。4例HR受者的Collagen Ⅱ抗体阳性，而仅1例稳定受者的Collagen Ⅱ抗体阳性，HR受者的Collagen Ⅱ抗体阳性率高于稳定受者( P＝0.023)。HR受者的平均阳性非HLA抗体数为2.36个，而稳定受者为0.90个，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8)。 结论:高水平非HLA抗体增加肾移植HR的发生风险。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BMR)被认为是造成远期移植物损伤的常见病因,也是移植物失功的重要决定因素.供者特异性抗体(DSA)与ABMR密切相关.滤泡辅助T(Tfh)细胞是促进B细胞增殖分化为浆母细胞和记忆B细胞的关键效应细胞,有助于诱导DSA,参与同种异体移植物的体液免疫反应.本文回顾了Tfh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和功能,描述了Tfh细胞在肾移植受者DSA生成和ABMR免疫方面的驱动与调控作用,讨论常规移植免疫疗法对Tfh细胞的影响以及针对性的生物靶向治疗.

异种器官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短缺的有效手段之一,猪作为潜在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要实现猪至灵长类动物的异种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需要克服多重免疫生物学障碍.本文以异种器官移植多重免疫排斥反应发生的时间先后为顺序,依次对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体液异种移植排斥反应和急性细胞排斥反应、血栓性微血管病和慢性排斥反应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肾移植受者术前及术后均可能产生抗HLA抗体,这些抗体可介导排斥反应,主要包括以下3种情况:(1)预存抗体介导的超急性排斥反应:受者体内因输血、妊娠及前次移植等原因而形成的预存抗供者HLA抗体,这些抗体与移植抗原结合后可迅速激活补体,损伤血管内皮,导致严重的血管炎、血栓形成及组织缺血坏死;(2)预致敏受者移植后早期新生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当受者因输血、妊娠及前次移植等原因导致对同种HLA抗原致敏,而预存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ies,DSA)水平较低或淋巴毒作用很弱时,受者体内的抗原特异性记忆性B淋巴细胞可在接触相应供者抗原后被迅速激活,产生大量新生DSA,从而介导严重的体液性免疫损伤;(3)移植后新生DSA介导的慢性排斥反应:未预致敏受者移植后因移植抗原激活受者B淋巴细胞而产生新生DSA,继而通过激活补体及ADCC作用损伤移植物而形成排斥反应.前两种情况往往导致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丧失,后一种情况则显著影响移植肾的长期存活.

目的 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ABO血型不相合肾移植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移植科2016年12月至2018年6月实施的8例DCD供肾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6例,女性2例,年龄26～54岁,群体反应性抗体(PRA)阳性4例,二次肾移植2例,供受者Rh(D)血型均为阴性.根据受者初始血型抗体效价及术前PRA抗体水平制定个体化预处理方案.术后常规监测受者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重点监测尿量、肾功能、凝血状态和血型抗体水平,PRA阳性受者注意监测供者特异性抗体水平.结果 8例受者经个体化预处理后肾移植手术当天血型抗体IgG效价水平均≤1:16.术后2周内7例受者血型抗体无反弹.截至2018年6月,8例受者平均随访时间6～18个月.病例1于术后第2周发生体液性排斥反应,采用蛋白A免疫吸附及大剂量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后恢复.病例2术后2h出现膀胱出血,持续膀胱冲洗保守治疗后止血,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病例3术后第5个月并发严重肺部真菌感染,抗真菌治疗失败后并发呼吸衰竭死亡.病例6术后出现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予血液透析处理后恢复.病例7术后尿量少,术后第4天出现右下肢深静脉血栓(移植肾侧),行下腔静脉滤网植入及溶栓抗凝治疗,效果欠佳,移植肾失功后恢复血液透析治疗.病例8术后第2个月并发药物性糖尿病,目前血糖控制较好.其余2例受者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结论 根据受者初始血型抗体效价及PRA水平进行个体化预处理,可安全、有效地实施DCD供肾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

心脏移植免疫抑制治疗包括诱导、维持和抗排斥反应治疗.如何合理应用免疫抑制剂,制定个体化免疫抑制方案,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减少不良反应,仍是这一领域的难题.排斥反应是心脏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涉及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其治疗原则主要取决于组织学证实的排斥反应级别和心功能损害程度.为进一步规范心脏移植免疫抑制治疗及排斥反应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心脏移植专家,总结相关国内外最新进展,结合国际指南和临床实践,从免疫诱导治疗、维持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排斥反应的识别以及急性排斥反应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制订中国心脏移植免疫抑制治疗及排斥反应诊疗规范(2019版).

目前,国内外肝移植学界对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AR)的机制阐释为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但为获得长期生存仍需长期乃至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即使如此,临床上AR仍时有发生,并导致相当一部分受者移植肝功能丧失,更重要的是受者术后还受到感染、肿瘤和其他一系列不良反应及沉重经济负担的影响.因此,为肝移植AR机制提出新的理论解释,更全面深入阐明肝移植免疫排斥反应的内在机制,进而依据新的机制研制出新型免疫抑制剂已势在必行.本文就B细胞介导的体液免疫应答在肝移植AR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供者来源游离DNA(ddcfDNA)是指器官移植术后受者循环体液中来自于凋亡或坏死供体细胞的游离DNA.近两年来ddcfDNA成为移植肾损伤检测领域的研究热点,集中发表的成果为推动ddcfDNA成为肾移植排斥无创检测的生物标记物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综述了ddcfDNA在移植肾缺血再灌注(IRI)损伤、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不同类型急性排斥反应(体液性排斥和细胞性排斥)和多瘤病毒相关性肾病(BKVAN)等领域的研究进展,讨论目前研究数据和研究模式的不足,提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目的 探讨不同冷缺血时间(CIT)对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和急性排斥反应(AR)的影响.方法 收集并分析218例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按照供肝CIT分为A组(CIT≤6 h,60例)、B组(6 h10 h,69例)3组.收集受者术后1、7、14 d的血液样本,检测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CD4+T细胞三磷酸腺苷(ATP)的变化情况.分析术后各组受者的AR发生率和C4d沉积阳性率.结果 各组ALT、AST和LDH水平在术后1 d即达到峰值,随后逐渐下降,至14 d各组各指标相当,且术后时间与组别均存在交互效应.肝移植术后各组CD4+T细胞ATP水平逐渐上升,至术后7 d达到峰值,然后逐渐下降,且术后时间与组别均存在交互效应.A、B、C 3组AR发生率分别为10％、12％、28％;与C组比较,A、B组的AR发生率明显降低(均为P<0.05/3).A、B、C组AR受者的C4d沉积阳性率分别为1/3、45％、89％;与C组比较,A组的C4d沉积阳性率明显降低(P=0.015).结论 CIT延长有可能导致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损伤加重,更易诱发体液性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