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颈椎退行性变患者甲状腺异常的MRI检出率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4年10月—2018年4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科963例颈椎退行性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515例、女448例，年龄28～91（56.0±11.1）岁。统计甲状腺异常患者的检出率、类型。根据是否合并甲状腺异常将患者分为合并甲状腺异常和无甲状腺异常2组，比较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颈部放射史及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等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甲状腺异常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963例患者中，发现甲状腺异常63例，检出率6.5%。63例甲状腺异常患者中，甲状腺结节47例，甲状腺肿10例，桥本甲状腺炎3例，甲状腺部分切除术术后2例，甲状腺癌1例。900例无甲状腺异常者和63例合并甲状腺异常者2组颈椎退行性变患者比较，在吸烟史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年龄、性别、BMI、颈部放射史及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进一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比值比（ OR）=4.640、95%可信区间（ CI）2.470～8.719］是甲状腺异常的危险因素，年龄（ OR=0.968、95% CI 0.946～0.991）及BMI（ OR=0.918、95% CI 0.848～0.993）是甲状腺异常的保护因素（ P值均<0.05）。 结论:颈椎退行性变患者在颈椎MRI中检出甲状腺异常并不少见，性别、年龄、BMI是甲状腺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临床应重视颈椎MRI中甲状腺区域的判读、评估，尤其是对女性、年龄小、BMI低的患者，完善相关评估，颈椎于术前发现甲状腺异常可降低其潜在的手术风险。

目的:探讨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SSCRC）多个癌灶相对位置及微卫星状态对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自2008年1月至2022年7月期间，于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收治的278例SSCRC患者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按照多个癌灶的相对位置，将患者分为3组，分别是：（1）右半组（多个癌灶均分布于盲肠、升结肠、结肠肝曲、横结肠）；（2）左半组（多个癌灶均分布于结肠脾曲，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3）左半+右半组（多个癌灶在右半结肠和左半结肠/直肠均有分布）。按照微卫星状态（MSI），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是：MSI-H组（错配修复缺陷）和MSI-L+MSS组（错配修复完整）。比较组间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差异。不同临床特征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预后比较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 结果:278例SSCRC患者中，有256例（92.1%）癌灶数量为2个，22例（7.9%）>2个；255例（91.7%）病灶病理表现为腺癌，23例（8.3%）病灶包含或表现为黏液腺癌；136例（48.9%）发生淋巴结转移；癌灶浸润深度超过肌层的患者238例（85.6%）；TNM分期为Ⅲ或Ⅳ期者147例（52.9%）；左半组、右半组以及左半+右半组分别有155例（55.8%）、55例（19.8%）和68例（24.5%）。全组有199例行完整4项错配修复蛋白的免疫组化检查，其中有166例微卫星状态为MSI-L+MSS；33例微卫星状态为MSI-H。左半组、左半+右半组以及右半组比较，女性比例分别占16.8%（26/155）、26.5%（18/68）和49.1%（27/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2.335， P<0.001）；癌灶数量≥3个的比例分别占5.2%（8/155）、16.2%（11/68）和5.5%（3/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438， P=0.015）；黏液腺癌的比例分别占4.5%（7/155）、8.8%（6/68）和18.2%（1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0.026， P=0.007）；淋巴结转移比例分别占55.5%（86/155）、48.5%（33/68）和30.9%（17/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9.817， P=0.007）；浸润T3~4分期比例分别占81.3%（126/155）、88.2%（60/68）、94.5%（5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293， P=0.043）；肿瘤TNM临床分期Ⅲ~Ⅳ的比例分别占59.4%（92/155）、54.4%（37/68）和32.7%（18/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1.637， P=0.003）。3组在年龄、癌灶大小、远处转移、合并腺瘤、神经侵犯以及脉管侵犯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较于MSI-H，MSI-L+MSS患者年龄>65岁和男性的比例更高［分别为50.6%（84/166）比15.2%（5/33），χ 2=13.994， P<0.001；80.7%（134/166）比54.5%（18/33），χ 2=10.457， P=0.001］，更易发生于左半［63.3%（105/166）比24.2%（8/33），χ 2=18.232， P<0.001］，癌灶长径<4 cm比例较高［54.8%（91/166）比33.3%（11/33），χ 2=5.086， P=0.024］，黏液腺癌比例偏低［4.2%（7/166）比27.3%（9/33），χ 2=19.791， P<0.001］，更容易发生远处转移［22.3%（37/166）比6.1%（2/33），χ 2=4.601， P=0.032］、淋巴结转移［57.2%（95/166）比24.2%（8/33），χ 2=11.996， P<0.001］和神经侵犯［28.9%（48/166）比6.1%（2/33），χ 2=7.643， P=0.006］，TNM分期为Ⅲ~Ⅳ期比例更高［60.2%（100/166）比24.2%（8/33），χ 2=14.374， P<0.001］，而肿瘤家族史比例偏低［28.9%（48/166）比60.6%（20/33），χ 2=12.228，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者在癌灶数量、浸润深度、是否合并腺瘤以及脉管癌栓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33例MSI-H患者的错配修复蛋白缺失情况中，以PMS-2的缺失频率最高，为66.7%（22/33），MLH-1次之，为57.6%（19/33），而MSH-2和MSH-6缺失的比例相对较少，分别为33.3%（11/33）和24.2%（8/33）。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显示：不同癌灶相对位置分组中，右半组、左半+右半组、左半组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6.8%、79.6%以及8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1）；不同微卫星状态分组中，MSI-H的3年总生存率为93.8%，较MSI-L+MSS的78.4%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6）。 结论:在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中，以右半组局部浸润深度最深，以左半组淋巴结转移能力最强，临床TNM分期最晚，MSI-H占比最低，预后最差。

目的:探讨同时性双侧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特别是双侧浸润性乳腺癌的组织病理学特点及两侧表达情况。方法:收集分析2008—2018年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151例同时性双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学特征及免疫组织化学表达特点，采用Log rank检验、Kaplan-Meier生存分析、Cox回归等方法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结果:同时性双侧乳腺癌病例数占同期乳腺癌病例数的1.2%（151/12 239），其中14.6%（22/151）的患者有乳腺癌家族史。患者年龄范围22~88岁，以女性为主，平均生存期42.5个月。106例为双侧浸润性癌，6例为双侧原位癌，39例为单侧浸润性癌、单侧原位癌。在同时性双侧浸润性乳腺癌中，组织学类型以非特殊型为主（84.9%，180/212），组织学分级以中分化为主（60.8%，129/212），TNM分期以Ⅰ期为主（50.5%，107/212）；肿瘤大小以T1为主（68.9%，146/212），区域淋巴结以N0为主（61.8%，131/212）。分子分型以Luminal A样型（38.1%，75/197）和Luminal B样型（43.7%，86/197）为主；ER（78.2%，154/197）和PR（72.1%，142/197）以阳性表达为主，HER2以阴性为主（91.9%，181/197）。双侧组织学类型和组织学分级一致者分别为85例（80.2%）和75例（70.8%），肿瘤大小T分期和区域淋巴结N分期一致率分别为58.5%（62/106）和55.7%（59/106），分子分型一致率为54.9%（50/91），ER、PR、HER2和Ki-67表达一致率分别为83.5%（76/91）、76.9%（70/91）、89.0%（81/91）和59.3%（54/91）。其中双侧乳腺癌ER、PR的表达情况与预后有显著相关性（ P<0.05）。 结论:同时性双侧乳腺癌患者中，双侧浸润性乳腺癌患者数量最多、预后最差，两侧乳腺癌病理学特征倾向于一致；双侧乳腺癌ER、PR表达情况与预后有显著相关性，即ER双侧阳性者预后最好，双侧阴性者预后最差，单侧阳性者预后介于两者之间，提示对同时性双侧浸润性乳腺癌均进行雌、孕激素受体检测的重要性。

目的:探讨在方便门诊配药的糖尿病患者对其所使用的降糖药物的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20年6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方便门诊和所属医联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糖尿病患者。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糖尿病家族史、是否独居、服用降糖药物种类数、服用药物总种类数、糖化血红蛋白（HbA 1c）等基线资料，根据药物知晓情况分为完全知晓组、部分知晓组和完全不知晓组，由专职临床药师对患者进行药物教育，分别于教育12周及24周后再次收集各组患者药物知晓情况，并再次检测HbA 1c。两组或3组间临床指标的比较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或 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降糖药物知晓率的可能因素。 结果:共纳入1 811例糖尿病患者，其中完全知晓组占29.26%（530/1 811），部分知晓组占63.56%（1 151/1 811），完全不知晓组占7.18%（130/1 811）。对患者进行药物教育12周后，完全知晓组人数比例增至52.90%（958/1 811），部分知晓组比例减至42.08%（762/1 811），完全不知晓组比例减至5.02%（91/1 811）。药物教育24周后，完全知晓组人数比例为46.05%（834/1 811），部分知晓组比例为50.80%（920/1 811），完全不知晓组比例减至3.15%（57/1 811）。药物教育前、药物教育12周及24周后3组间的HbA 1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48.21、16.22和8.03，均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0.98，95%CI 0.97~0.99， P<0.001）、性别（OR=0.70，95%CI 0.57~0.86， P=0.001）、文化程度（OR=1.94，95%CI 1.57~2.39， P<0.001）、独居（OR=0.48，95%CI 0.35~0.65， P<0.001）、有糖尿病家族史（OR=1.28，95%CI 1.04~1.57， P=0.020）、服用降糖药物种类数（OR=0.56，95%CI 0.49~0.65， P<0.001）、服用药物总种类数（OR=0.19，95%C 0.16~0.22， P<0.001）均影响患者降糖药物知晓情况。 结论: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物知晓率较低，经过药物教育后患者对药物的知晓程度明显提高。影响糖尿病患者对其所使用的降糖药物知晓情况的因素较多，其中高龄、低文化程度、服用降糖药物的种类数及服用药物总种类数较多是其不利因素，而非独居、男性、有糖尿病家族史则有利于降糖药物的知晓。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言语障碍患儿的语言能力发育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1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保健中心语言-言语门诊初次就诊并诊断为言语障碍的262例患儿，其中语音障碍患儿作为语音障碍组、言语流畅障碍患儿作为语畅障碍组。选取同期于儿童保健中心体检的100名健康儿童作为健康组，均进行梦想普通话听力理解和表达能力标准化评估（DREAM-C）检查及问卷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检验比较3组儿童整体语言、听力理解、语言表达、语义、句法能力的发育水平；根据DREAM-C评估结果将言语障碍组患儿分为语言发展正常组及落后组，通过 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言语障碍患儿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果:语音障碍组患儿145例，其中男110例、女35例，年龄（5.9±1.0）岁；语畅障碍组患儿117例，其中男91例、女26例，年龄（5.8±1.0）岁；健康组儿童100名，其中男75名、女25名，年龄（5.7±1.2）岁。3组儿童在DREAM-C评估中整体语言、语言表达、句法分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92±18比96±11、98±11，81±18比84±14、88±13，87±16比89±11 、91±10， F=5.46、4.69、3.68，均 P<0.05）；两两比较显示语音障碍组整体语言、语言表达、句法能力均低于健康组儿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整体语言能力低于语畅障碍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语音障碍组、语畅障碍组和健康组整体语言、语言表达能力落后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5.9%（23/145）比20.5%（24/117）、7.0%（7/100），46.2%（67/145）比39.3%（46/117）、26.0%（26/100）， χ 2=7.93、10.28，均 P<0.05］，其中语畅障碍组整体语言落后发生率最高，语音障碍组语言表达能力落后发生率最高。言语障碍患儿语言发展落后的发生率是44.3%（116/262）。无亲子阅读、每日屏幕时间≥1 h、过早屏幕暴露（小于1.5岁）均为言语障碍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危险因素（ OR=1.87、2.18、2.01，95% CI 1.07~3.27、1.23~3.86、1.17~3.45，均 P<0.05）；无家族相关病史为语言能力发展的保护因素（ OR=0.37，95% CI 0.17~0.81， P<0.05）。 结论:言语障碍患儿容易并发语言发展落后，以语言表达和句法能力落后为主，其语言发展与家族相关病史、亲子阅读、屏幕时间等因素有关，应关注言语障碍患儿语言能力发展。

目的:探讨并分析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语言发育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1年5月至2023年8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心理卫生门诊初次就诊并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272例及同期于儿童保健中心体检的健康儿童117名，采用《梦想普通话听力理解和表达能力标准化评估》（DREAM-C）进行语言能力测查，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儿童的整体语言、听力理解、语言表达、语义、句法的发育水平；通过 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DHD组儿童发生语言能力落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ADHD儿童272例，其中男206例，女66例，年龄范围6~8（7.29±1.17）岁；健康儿童117名，其中男91名，女26名，年龄范围6~8（7.02±0.82）岁。ADHD儿童整体语言、语言表达、句法得分均值低于健康儿童［（92.73±12.47/96.36±11.04）分， t=-2.857， P<0.05；（84.49±13.24/87.78±15.25）分， t=-2.029， P<0.05；（87.93±10.26/90.27±11.05）分， t=-2.022， P<0.05］。 χ2检验显示，家庭关系不和谐（ χ2=4.183， P<0.05）、主要抚养人为非父母（ χ2=9.121， P<0.05）、过早屏幕暴露（ χ2=3.889， P<0.05）、有ADHD家族史（ χ2=5.423， P<0.05）是ADHD儿童发生语言发育落后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剖宫产（ OR=2.137，95% CI：1.078~4.379， P=0.030）、家庭关系不和谐（ OR=2.659，95% CI：1.178~5.999， P=0.019）、过早屏幕暴露（ OR=3.556，95% CI：1.127~11.213， P=0.030）、有ADHD家族史（ OR=1.959，95% CI：1.058~3.630， P=0.033）为ADHD儿童共病语言发育落后的危险因素。 结论:ADHD儿童整体语言能力、语言表达、句法得分均落后于健康儿童；ADHD儿童发生语言发育落后与分娩方式、家庭关系、主要带养人、过早屏幕暴露、ADHD家族史等因素有关。

目的:讨论1个Welander远端型肌病家系中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该家系患者中的TIA1基因突变的遗传特征。方法:收集2018年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一个Welander远端型肌病家系中患者的临床资料、电生理检查与病理结果等，对先证者进行全外显子测序技术基因检测，分析可能的致病突变位点，并针对与临床表型密切相关的基因突变在家系内进行Sanger测序验证。结果:该家系中先证者为男性，30岁，临床表现主要为进行性四肢远端无力伴肌萎缩，随后出现近端受累，全外显子测序检测到与Welander远端型肌病密切相关的TIA1基因c.91G>A突变。追问家族史后对多位家系成员进行Sanger测序，在先证者母亲、大弟、小舅均检出该同一位点的杂合突变，他们都具有类似四肢无力、萎缩等症状。先证者小弟为突变基因携带者，未出现相应症状，电生理检查提示早期的肌源性损害。结论:Welander远端型肌病是一种缓慢进展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四肢远端为主的肌无力与肌肉萎缩。本家系患者主要以下肢远端起病，四肢远端近端皆受累，临床表现具有异质性。基因检测提示该家系所携带TIA1基因c.91G>A突变为其致病突变。

目的:分析幼年局限性硬皮病(JLS)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特点及治疗转归。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对2019年1月到2021年8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诊治的JLS患儿的流行病学及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228例患儿中男95例，女133例，男女比例为1.0∶1.4，发病中位年龄为67月龄(5.6岁)，从发病到诊断时间为1～106个月。8例(3.5%)患儿在发病前有可疑诱发因素，25例(11.0%)同时患有其他疾病，3例(1.3%)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家族史。临床类型最常见的为局限性硬斑病(101例，44.3%)，其次为带状硬皮病(91例，39.9%)，泛发性硬皮病(11例，4.8%)，混合性硬皮病(23例，10.1%)，全硬化性硬皮病(2例，0.9%)。其中76例(46.3%)患儿抗核抗体(ANA)阳性，抗可溶性抗原抗体(ENA)阳性14例(15.0%)。91例局限性硬斑病患儿外用中强效糖皮质激素、维生素D3衍生物或钙调磷酸酶抑制剂治疗；其余类型患儿接受了系统糖皮质激素治疗，起始剂量1～2 mg/kg，最大剂量60 mg/d，其中72例联合甲氨蝶呤治疗，起始剂量10～15 mg/m 2，每周1次；9例联合生物制剂治疗。随访结果显示在皮肤科门诊随诊的患儿皮肤症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能够保持处在疾病不活动状态。 结论:在皮肤科就诊的JLS患儿以学龄前期及学龄期儿童为主；局限性硬斑病最常见，以外用糖皮质类固醇、维生素D3衍生物或钙调磷酸酶抑制剂为主；无特异性实验室检查指标；其他类型JLS系统治疗推荐糖皮质激素联合甲氨蝶呤。

细菌抗生素耐药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携带耐药基因的可移动遗传元件(mobile genetic elements，MGEs)在同种或不同种细菌之间的快速传播加速了耐药性的形成，这给临床治疗细菌感染带来了巨大挑战。插入序列(insertion sequence，IS)是最简单的MGE，其编码一个转座酶基因且它的两侧存在反向末端重复序列。IS91家族是目前已知的26种插入序列家族成员之一，其名下现有34名家族成员。近期研究表明，IS91家族的许多成员与抗生素耐药性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从IS91家族的发现、遗传特征、IS91与插入序列共同区(ISCR)的异同以及其与耐药和毒力基因传播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综述，以期为未来细菌耐药性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神经危重症感染患者肺炎克雷伯病原菌（Klebsiella pneumoniae，KP）同源性与基因组学的关系。方法:选取2015-2018年神经危重症感染患者中经脉冲场凝胶电泳分析同源性鉴定的非多重耐药性KP病原菌共5株（编号P20、P39、P66、P90、P91），其中P90和P91为相同克隆株，P66、P90、P91为同一流行克隆系，P20、P39与其他菌株无同源性关系，进行二代+三代全基因组测序，应用多种生物信息软件进行基因组学分析，了解菌株间基因组基本信息、染色体、质粒分布情况，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差异，基因家族聚类特征，并与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网站注册分析的（2013年至2016年）国内、外18株KP菌株构建系统发生树，分析菌株间进化亲缘性关系。结果:P20、P39、P66、P90、P91全基因组大小分别为5 469 543 bp、5 480 332 bp、5 768 352 bp、5 745 666 bp、5 722 999 bp；GC含量分别为57.07%（1 559 929+1 561 432）/5 469 543、57.27%（1 566 970+1 571 424）/5 480 322、56.96%（1 640 438+1 645 432）/5 768 352、56.88%（1 634 285+1 634 038）/5 745 666、56.95%（1 627 360+1 631 781）/5 722 999。与P20参考菌株进行比对，P39、P66、P90、P91的SNP总数量分别为32 682、34 226、34 292、34 375，基因编码区序列总突变比率分别为87.18%（28 491/32 682）、86.71%（29 679/34 226）、85.26%（29 238/34 292）、86.22%（29 638/34 375），非同义突变占一定优势，比率分别为44.57%（14 566/32 682）、44.01%（15 063/34 226）、48.01%（16 465/34 292）、48.75%（16 758/34 375），同义突变分别为42.61%（13 925/32 682）、42.70%（14 616/34 226）、37.25%（12 773/34 292）、37.47%（12 880/34 375）。P90与P91均有6个特有基因家族，P66有4个特有基因家族。同一流行克隆系P66、P90、P99在系统发育树同一进化分支上，相同克隆株P90、P99在同一子分支上，无同源性关系的P20、P39分别在不同的进化分支上。系统发育树进化分支上P20、P39、P66、P90、P91与NCBI网站提交的法国KP52-145菌株、中国台湾ED23菌株进化等级关系较近。结论:神经危重症感染患者肺炎克雷伯病原菌具有相同克隆株间特有基因家族数目一致，同一流行克隆系间特有基因家族数目和SNP总数量有较小变化，且在系统发育树同一进化分支上的特点。无同源性菌株的特有基因家族数目和SNP总数量有较大变化，且在系统发育树不同进化分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