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肛管鳞状细胞癌(an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ASCC)患者中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 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的表达水平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以期为免疫治疗在ASCC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回顾性研究,收集了 2016 年 5 月至 2024年 1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并接受根治性放化疗的Ⅱ～Ⅲ期ASCC患者(n=20)的临床病理资料.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患者(n=14)肿瘤样本中PD-L1 的表达水平,采用综合阳性评分(combined positive score,CPS)评价PD-L1 染色强度.PD-L1 阳性判读标准为CPS≥1,根据所有患者CPS值的中位数将患者分为PD-L1 高表达组(CPS≥20,n=7)和低表达组(CPS＜20,n=7),并采用Log-rank生存分析比较PD-L1 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患者的生存预后.结果 20 例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33.4 个月.所有患者的 3 年总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无局部复发生存率和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分别为 83.9%、78.6%、92.9%和 85.7%.14 例患者的肿瘤样本PD-L1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均为阳性(CPS≥1).生存分析结果显示,PD-L1 高表达组和PD-L1 低表达组患者的 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0.0%和100%(P=0.371),3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0.0%和100%(P=0.134),3 年无局部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100%和 100%(P=1.000),3 年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分别为 60.0%和 100%(P=0.134).结论 ASCC患者中PD-L1 表达阳性率高,PD-L1 高表达和低表达患者生存预后无显著差异.

膀胱癌在恶性肿瘤患者死亡统计谱中位列第12位,其发病率高,患者群有年轻化的趋势,且易转移和复发.近年来,临床在不能接受顺铂化疗或化疗耐药的中晚期膀胱癌患者中逐渐推行免疫治疗,主要是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为主导.虽然以PD-1/PD-L1为代表的ICIs在免疫治疗上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但由于免疫逃逸事件的增加,仅有约30％的患者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因此,迫切需要开发针对膀胱癌免疫逃逸患者的治疗方案.近来,肿瘤微环境(TME)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TME中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免疫抑制细胞倍受重视.TME中拥有免疫抑制功能的细胞有5种,分别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调节性T细胞(Tregs)、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DSCs)、肿瘤相关中心粒细胞(MDSCs)、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它们在肿瘤免疫逃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文详细阐述了 TME中TAMs的组成及功能,并对膀胱癌TAMs的促瘤机制和靶向膀胱癌TAMs治疗进行了展望.

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 1（PD-L1）的表达水平与免疫抑制密切相关，介导肿瘤浸润T细胞的活化与凋亡。组蛋白甲基化修饰作为表观遗传修饰的关键步骤，多项前瞻性研究表明其可直接或间接参与调控PD-L1的表达水平，达到增强或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效果，为了解肿瘤免疫逃逸和对临床免疫治疗策略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本文就组蛋白甲基化对PD-L1调控的结构和功能基础、组蛋白甲基化酶以及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对PD-L1表达调控等方面作一综述。

淋巴上皮瘤样癌（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LELC）是一种少见的上皮性恶性肿瘤，其主要特征为肿瘤背景中存在明显的淋巴样浸润的间质性细胞。LELC可发生在消化道、呼吸道、泌尿系、皮肤、乳腺等各个器官，但以肺部、唾液腺及胃部发生较为多见。其中原发部位在肺部的淋巴上皮瘤样，被定义为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primarary pulmonary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PPLELC） ［1］。PPLELC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亚型，约占所有肺部恶性肿瘤的0.9% ［2］。PPLELC 1987年首次被报道，与EB病毒感染密切相关 ［3］。研究结果显示，PPLELC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PPLELC常见于相对年轻、不吸烟的亚洲人群中，不同性别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4］。超过一半的PPLELC患者在就诊时处于早期（Ⅰ期和Ⅱ期） ［5］，手术切除为主要治疗手段。而对于晚期PPLELC，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治疗方案，含铂双药化疗结合放射治疗等综合治疗仍是临床应用的首选 ［6］。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免疫组织化学（IHC）法检测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预测标志物PD-L1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及3种克隆抗体染色一致性、相关性，为逐步规范IHC法各种抗体检测PD-L1表达提供试验依据。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100例非小细胞肺癌样本，制作成组织芯片。3种克隆抗体（Dako公司22C3，Roche公司Ventana SP142 和SP263）检测肿瘤细胞中PD-L1表达，判读并对比3种抗体染色结果；抗体间互换cut-off值、筛定公共cut-off值，分别判读染色结果并计算肿瘤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TPS），对抗体一致性、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3种抗体均获得了良好的染色结果，定位准确、背景清晰，其中抗体SP263、22C3 PD-L1阳性染色结果均高于SP142染色结果。SP263与22C3抗体相关性较好（Kappa=0.828， P<0.01）；SP142与SP263（Kappa=0.570， P<0.01）和22C3（Kappa=0.722， P<0.01）抗体间有一定相关性。5%可作为判读公共cut-off值，此时3种抗体的PD-L1表达差异最小，一致性较高。3种抗体互换判读cut-off值时，22C3和SP263 抗体间PD-L1表达一致率为95%，一致性较高。 结论:3种抗体均能检测肿瘤细胞中PD-L1，22C3和SP263 抗体间一致性较高。5%或许可以作为3种抗体PD-L1判读共用cut-off值。提示不同克隆抗体对肿瘤细胞中PD-L1染色结果有交换的可能，有助于各种PD-L1抗体及检测平台的合理使用，意味着在未来的临床用药筛选上将加大实用性。

目的:评估早期原发上呼吸消化道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ENKTL）患者根治性三维调强放疗后无进展生存（PFS）3个月以上的生存质量，并分析主要症状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276例患者收治于2012年3月—2021年6月，男性201例，女性75例，确诊时中位年龄为41.5（13~81）岁。调强放疗采用一致的靶区方案和相近的剂量梯度，中位处方剂量54.6 Gy分26次。采用改良的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EORTC）QLQ-H&N35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统计分析各生存时间段不良症状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接受调查的患者中位年龄为46.2岁，放疗后中位PFS期47.2（3.1~115.7）个月。放疗后较常出现的症状为鼻症状（发生率63.8%）、口干（50%）、牙齿问题（47.1%）、嗅味觉改变、性冷淡等。多数症状较轻（平均标化得分为5.50分，满分100分）且随生存期延长明显减轻，但牙齿问题、性冷淡等症状较显著且反复持续多年。年龄和免疫治疗是症状评分的影响因素，牙齿问题与口干关系密切。结论:早期ENKTL患者放疗后生存质量良好，较显著的症状为鼻症状、牙齿问题、性冷淡等，值得研究改善。

目的:探讨基于靶向整合素α vβ 3的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TRT)联合基于程序性死亡受体蛋白配体1(PD－L1)的免疫治疗的抗肿瘤疗效及其潜在机制。 方法:制备可特异性靶向整合素α vβ 3的分子探针 177Lu－伊文思蓝(EB)－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RGD)，并测定其放射性比活度与放化纯。建立结肠癌MC38荷瘤鼠模型，进行生物分布及microSPECT显像研究。通过监测小鼠肿瘤体积和体质量变化来评估疗效与安全性(各组 n＝9)；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A组(对照组；生理盐水治疗)、B组( 177Lu－EB－RGD单药治疗，18.5 MBq)、C组(PD－L1抗体单药治疗，10 mg/kg)和D组(联合治疗，18.5 MBq 177Lu－EB－RGD与10 mg/kg PD－L1)荷瘤鼠经治疗后肿瘤微环境(PD－L1 ＋免疫细胞、CD8 ＋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的改变(各组 n＝3)。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177Lu－EB－RGD放射性比活度为(55.85±14.00) GBq/μmol，放化纯大于95%。MicroSPECT显像中， 177Lu－EB－RGD在荷瘤鼠肿瘤中清晰可见，且摄取率高、滞留时间长，注射后24 h肿瘤/肌肉比值达14.87±0.88，而在正常组织摄取及滞留较少；生物分布结果显示，注射后4 h 177Lu－EB－RGD较 177Lu－RGD表现出明显增高的肿瘤摄取[(12.00±1.60)和(3.69±0.37)每克组织百分注射剂量率(%ID/g)； t＝8.63， P<0.01]。在治疗开始后第6天，A～D各组小鼠肿瘤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32， P＝0.03)，在监测时间内，D组平均肿瘤体积最小，治疗效果最好，7/9的荷瘤鼠表现为完全缓解，且未出现肿瘤复发。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TRT可导致肿瘤微环境中PD－L1表达上调，B组与A组PD－L1 ＋免疫细胞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D45 ＋/PD－L1: 2.34%与0.95%，CD11b ＋/PD－L1：2.41%与0.66%； t值：11.17和8.70，均 P<0.01)，而免疫治疗及联合治疗使C、D组微环境中的CD8 ＋T细胞浸润较A组急剧增加(2.07%与0.26%，2.71%与0.26%； t值：4.10和6.03，均 P<0.05)。 结论:TRT联合免疫治疗可协同增强抗肿瘤疗效，有望应用于可接受TRT的转移性肿瘤患者的治疗。

目的: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外周血细胞计数预测病理缓解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的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51例。新辅助治疗方案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为含铂双药。以21 d为1个治疗周期，每2个周期进行影像学评估。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病情进展。病理评价指标为主要病理缓解(MPR)和完全病理缓解(pCR)。分析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评价新辅助治疗的效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影响MPR和pCR的临床因素。结果:5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占66.7%(34/51)，病情稳定占33.3%(17/51)；MPR占54.9%(28/51)，pCR占41.2%(21/61)。经影像学评估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中，MPR占73.5%(25/34)，pCR占52.9%(18/34)；经影像学评估为病情稳定的患者中，MPR占17.6%(3/17)，且均为pCR。术前活检标本PD-L1阳性表达率为74.5%(38/51)，其中高表达率为51.0%(26/51)。PD-L1高表达患者与PD-L1阴性/低表达患者在性别、吸烟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pCR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MPR占69.2%(18/26)，PD-L1阴性/低表达的患者中MPR占40.0%(1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0，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PD-L1高表达是预测MPR的独立因素( OR＝3.375，95% CI：1.063~10.711， P＝0.039)，更低的NLR是预测pCR的独立因素( OR＝0.166，95% CI：0.044~0.634， P＝0.009)。 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治疗有效，PD-L1高表达可以预测MPR，更低的NLR可以预测pCR。

目的:基于血液学指标探讨接受免疫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进行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唐山市人民医院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方案治疗的80例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收集基线期、最佳缓解期和疾病进展（PD）期的血液学指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一致性指数（C-index）和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截至随访截止日期，80例患者中63例PD，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S）为16.9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HR=2.09，95% CI为1.17~3.74， P=0.013），治疗线数（ HR=2.23，95% CI为1.21~4.12， P=0.010），基线期的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 HR=0.75，95% CI为0.57~0.97， P=0.028），最佳缓解期的D-二聚体（ HR=1.00，95% CI为1.00~1.00， P=0.002）、乳酸脱氢酶（LDH）（ HR=1.01，95% CI为1.00~1.01， P=0.006），PD期的血红蛋白（ HR=0.97，95% CI为0.96~0.99， P<0.001）、D-二聚体（ HR=1.00，95% CI为1.00~1.00， P=0.002）、C-反应蛋白（ HR=1.01，95% CI为1.00~1.01， P=0.011）、白蛋白（ALB）（ HR=0.91，95% CI为0.87~0.96， P=0.001）、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 HR=1.16，95% CI为1.05~1.27， P=0.002）和LMR（ HR=0.62，95% CI为0.42~0.90， P=0.012）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对单因素分析中 P<0.10的变量进行筛选，得到9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别为年龄，最佳缓解期的纤维蛋白原、LDH，PD期的血红蛋白、D-二聚体、C-反应蛋白、LDH、ALB和LMR。将上述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HR=0.91，95% CI为0.86~0.97， P=0.004）、PD期的LDH（ HR=1.01，95% CI为1.00~1.01， P=0.013）和ALB（ HR=0.82，95% CI为0.67~0.99， P=0.041）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1、2年OS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95% CI为0.65~0.89）、0.75（95% CI为0.66~0.88），C-index为0.71（95% CI为0.64~0.78），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发生概率一致性较好。低风险组患者（ n=40）的中位OS为29.9个月（95% CI为22.5个月~NA），明显优于高风险组（ n=40）[13.4个月（95% CI为11.4~23.5个月）， χ2=11.30， P<0.001]。 结论:年龄、PD期的LDH和ALB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预测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1、2年OS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