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柱状细胞型甲状腺乳头状癌（columnar cell variant of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CCV-PTC）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并着重探讨甲状腺癌常见驱动基因突变状态。方法:回顾性分析7例CCV-PTC的临床资料及组织学形态，EnVision法进行免疫表型分析，突变阻滞扩增系统（ARMS）-PCR检测BRAF V600E基因突变，Sanger测序检测RAS及端粒酶逆转录酶基因（TERT）启动子基因突变。结果:男性4例，女性3例，年龄29~65岁。组织学肿瘤细胞呈柱状、假复层排列，7例均表达甲状腺滤泡上皮标记，1例表达CDX2，p53均呈野生型表达。4例存在BRAF V600E突变（4/7），4例存在TERT启动子突变（4/5），5例均未见RAS突变（0/5）。术后随访8~89个月，4例出现肿瘤复发，2例死亡。结论:CCV-PTC以柱状肿瘤细胞假复层排列为特征，可表达CDX2，具有较高的BRAF V600E及TERT启动子突变率，浸润性生长者预后较差。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RAS、BRAF基因突变及HER2基因扩增与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68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检测KRAS、NRAS、BRAF基因突变及HER2基因扩增。结果:268例结直肠癌患者中KRAS基因突变率为53.4%，NRAS基因突变率为2.6%，BRAF基因突变率为3.0%，HER2基因扩增阳性率为6.7%。KRAS基因突变更容易发生在右半结肠癌和直肠癌，BRAF基因突变主要发生在右半结肠癌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0.824， P=0.004； P=0.044）。HER2基因扩增更容易出现在RAS、BRAF野生型的结直肠癌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0.322，95% CI：0.117~0.887， P=0.027）。单因素分析显示，与野生型比较，RAS基因突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153， P=0.013），而总生存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938， P=0.164）。与野生型比较，BRAF基因突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与总生存期均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090， P=0.004； χ2=11.125， 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RAF基因突变是结直肠癌患者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HR=3.536，95% CI：1.305~9.583， P=0.013）。 结论:BRAF基因突变是结直肠癌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云贵高原地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为高发区肺癌的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云南省肿瘤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行肺癌8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RAS)、RET原癌基因(RET)、鼠肉瘤病毒v-Raft同源致癌基因(BRAF)、肉瘤致癌因子(ROS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细胞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联合检测的2 249例N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结果: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为67.05%(1 508/2 249)，其中西双版纳、玉溪、宣威、红河和曲靖地区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76.92%、72.38%、71.88%、71.79%和71.24%；回族、哈尼族、壮族、布依族、满族、土家族和阿昌族患者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84.38%、85.00%、75.00%、100%、100%、100%和100%。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阳性率与性别( P<0.001)、吸烟史( P<0.001)、年龄( P<0.001)、病理类型( P<0.001)及是否宣威地区( P＝0.027)有关，与民族( P＝0.748)和肺癌家族史( P＝0.676)无关。EGFR、RAS、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分别为44.46%、10.98%、1.24%、0.89%和0.76%，ALK、RET、ROS1基因重排率分别为4.67%、1.29%和0.89%。女性患者EGFR突变率为56.67%，高于男性患者(33.19%， P<0.001)；男性患者RAS突变率为12.66%，高于女性患者(9.17%， P＝0.010)。汉族患者RAS突变率为11.49%，高于少数民族患者(7.17%， P＝0.032)。宣威地区患者RAS突变率为24.74%，高于非宣威地区患者(8.15%， P<0.001)；而EGFR突变率为40.63%，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45.25%， P＝0.045)；ALK重排率为1.56%，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5.31%， P<0.001)；宣威地区未检出HER-2突变患者。无吸烟史患者EGFR突变率为51.10%，高于有吸烟史患者(29.70%， P<0.001)；无吸烟史患者ALK重排率为5.35%，也高于有吸烟史患者(3.16%， P<0.001)；无吸烟史患者RAS突变率为9.34%，低于有吸烟史患者(14.63%， P＝0.008)。 结论: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EGFR、RAS突变率与国内平均水平相近，ROS1、ALK和RET基因重排率以及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EGFR、RAS、ALK基因在云贵高原地区NSCLC患者中阳性率较高，且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在选择靶向治疗人群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肾脏血管周细胞肿瘤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及诊断、预后。方法:收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4年1月至2021年5月病理确诊的3例肾脏血管周细胞肿瘤（2例为球血管肌瘤，1例难以分类，诊断为血管周细胞肿瘤），分析其临床、形态学、免疫表型及分子学特点，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3例中男性1例，女性2例。年龄21~70岁。2例因体检发现，1例因腰部不适就诊。影像学显示肾实质内类圆形结节状软组织密度影，增强扫描往往呈不均性延迟强化。大体检查：2例位于肾门处，1例位于肾实质内，均呈结节状，直径1.6~5.1 cm（平均4.1 cm），切面灰白或灰红色，质韧。光镜下观察：瘤细胞实性片状或小结节状排列，与血管壁关系密切，瘤细胞多呈上皮样，胞质丰富、浅嗜酸，边界不清，核圆形，可见核仁，部分区域可见多少不一的长梭形、束状排列的平滑肌成分，两种成分有过渡移行，所有肿瘤均无坏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瘤细胞波形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及Ⅳ型胶原弥漫强阳性，2例表达CD34，3例均不同程度表达PDGFRB，Ki-67阳性指数2%~3%。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显示，3例均未见KRAS、BRAF V600E基因突变；二代基因测序检测，3例中有2例发现PDGFRB基因突变，分别为第3和第18外显子突变，均未发现NOTCH 1/2/3基因融合。3例随访6~92个月，所有患者均健在，无复发或转移。结论:肾脏血管周细胞肿瘤是一种原发于肾脏向平滑肌分化的罕见间叶性肿瘤，以血管球瘤最常见，瘤细胞形态温和、与血管壁关系密切并见梭形的平滑肌成分对该肿瘤的诊断具有重要提示作用，免疫组织化学上皮性和肌源性标记的联合应用有助于诊断。PDGFRB基因突变在该肿瘤的发生中可能具有重要作用。多数预后良好，少部分病例具有恶性生物学行为。

甲状腺未分化癌(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ATC)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甲状腺癌，发病率低却死亡率高。ATC具有侵袭性强、进展迅速、预后差的特点，目前的治疗方案疗效均较差，因此迫切需要对其发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更新治疗方法、提高患者生存率。既往研究发现多数ATC可由分化较好的甲状腺癌发展而来，且BRAF、RAS突变是ATC的关键驱动因素，TP53、PI3K通路、PTEN、TERT、SWI/SNF复合体亚基、NF2等突变也在ATC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单一基因的突变往往不足以驱动ATC的发生，ATC通常是由分化程度较好的甲状腺癌经过多种基因突变的累积后发展而来。因此本文综述了ATC常见联合突变的作用，以加深对ATC发病机制的认识，并为寻找有效的治疗靶点提供依据。

目的:探索局部晚期食管鳞癌同期放化疗敏感性相关基因及分子标志物。方法:收集2017—2018年间31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采用根治性同期放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治疗前外周血并提取血浆Cf DNA，采用基于NovaSeq6000高通量测序平台的目标基因捕获测序技术检测靶基因与肿瘤突变负荷(TMB)变化。根据放化疗近期疗效将患者分为放化疗敏感组(CR+PR)和放化疗抗拒组(SD+PD)，综合生物信息学和临床资料分析两组间的基因突变和TMB差异。结果:31例患者测序数据中突变频率>10%的肿瘤相关基因为Tp53、NOTCH1、BRAF、FGFR4、CDKN2A、ATRX和AXIN2，他们在放化疗敏感组和放化疗抗拒组均有分布且相近。高频突变基因主要与7条信号通路相关，主要涉及凋亡信号通路和细胞周期信号通路等，它们主要参与的是RTK-RAS信号通路。放化疗敏感组患者TMB值高于放化疗抵抗组( P＝0.04)，但GXYLT1和KRT18基因在放化疗抵抗组患者的突变率高于放化疗敏感组( P<0.05)。 结论:Tp53、NOTCH1和CDKN2A可能是与食管鳞癌发生发展相关的高频突变基因，而KRT18、GXYLT1和TMB与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同期放化疗敏感性密切相关。

目的:分析结直肠癌肝转移(CRLM)患者的预后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至2018年11月连续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胰外一科行根治性肝切除术的856例CRLM患者临床病理资料。依据纳入排除标准最终入选781例，其中男性497例，女性284例，年龄范围19～83岁，平均年龄56.7岁。随访患者术后生存和复发情况。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术后生存影响因素。结果:CRLM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后1、3、5、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1.6%、57.3%、45.2%、27.6%，中位生存时间为46个月。术后1、3、5、10年累积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45.3%、26.0%、22.9%、19.5%，中位无复发生存时间为11个月。多因素分析结果，原发病灶位于右半结肠( HR＝1.361，95% CI：1.151～1.667)、RAS/BRAF基因突变( HR＝1.650，95% CI：1.302～2.089)、原发病灶淋巴结转移( HR＝1.660，95% CI：1.284～2.146)、肝转移病灶最大直径≥3 cm( HR＝1.473，95% CI：1.157～1.874)、肝外转移( HR＝1.610，95% CI：1.294～2.003)是影响CRLM患者肝切除术后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外科手术是CRLM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关键，右半结肠癌、RAS/BRAF基因突变、原发病灶淋巴结转移、肝转移病灶最大直径≥3 cm及合并肝外转移的患者预后差。

通过化疗联合或不联合靶向药物进行转化治疗，使潜在可切除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获得手术治疗或其他局部治疗达到R 0切除或无疾病状态。RAS/BRAF基因野生型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奥沙利铂联合氟尿嘧啶(FOLFOX)或伊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类(FOLFIRI)联合西妥昔单抗选择更佳；RAS/BRAF基因野生型右半结肠癌患者、RAS或BRAF基因突变的结直肠癌患者，选择相对复杂些。对于年轻、体力状态好的患者应首选奥沙利铂联合伊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类联合贝伐珠单抗，FOLFOX/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FOLFIRI联合贝伐珠单抗可作为次选方案。转化治疗过程中通常要求多学科团队每2个月评估1次疗效，一旦判断转化成功，即安排落实后续手术治疗方案。

目的:观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驱动基因突变情况及与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就诊于甘肃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143例N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重扩增受阻突变系统-聚合酶链反应方法对10种驱动基因进行联合检测，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c-ros原癌基因1酪氨酸激酶基因(ROS1)、鼠类肉瘤滤过性毒素致癌同源体B1(BRAF)、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Kirsten鼠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成神经细胞瘤鼠肉瘤癌基因(NRAS)、编码磷脂酰基醇-3激酶催化亚单位基因(PIK3CA)、转染重排原癌基因(RET)和间质-上皮细胞转化因子(MET)外显子14跳跃，观察10种驱动基因的突变情况，并对其与临床特征的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逐步法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SCLC患者发生EGFR基因突变的影响因素。结果:143例NSCLC患者的10种驱动基因突变的总阳性率为51.75%(74/143)，EGFR突变、ALK融合、KRAS突变、BRAF突变、HER2突变、ROS1融合、RET融合、PIK3CA突变的阳性率分别为37.76%(54/143)、4.90%(7/143)、4.20%(6/143)、1.40%(2/143)、1.40%(2/143)、1.40%(2/143)、1.40%(2/143)、0.70%(1/143)，NRAS突变和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均未检出。驱动基因多位点共存突变包括EGFR突变5例、ALK融合6例、KRAS突变6例、BRAF突变2例、HER2突变2例、ROS1融合2例，双驱动基因共存突变包括KRAS突变与RET融合、KRAS突变与PIK3CA突变共存各1例。女性患者EGFR基因突变率高于男性患者[55.17%(32/58)比25.88%(22/85)]，年龄<65岁患者EGFR基因突变率高于年龄≥65岁患者[48.61%(35/72)比26.76%(19/71)]，无吸烟史患者EGFR基因突变率高于有吸烟史患者[44.58%(37/83)比28.33%(17/60)]，腺癌患者EGFR基因突变率高于非腺癌患者[44.54%(53/119)比4.17%(1/24)]，有远处转移患者EGFR基因突变率高于无远处转移患者[43.27%(45/104)比23.08%(9/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女性、年龄<65岁是NSCLC患者发生EGFR基因突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217，95% CI：1.636~6.977， P＝0.001； OR＝0.895，95% CI：1.181~5.071， P＝0.016)。 结论:在NSCLC患者中EGFR基因的突变率最高，女性、年龄<65岁是NSCLC患者发生EGFR基因突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患者女，45岁，20年前行剖宫产术，3年前因左卵巢囊肿行左卵巢囊肿剥除术，否认吸烟、饮酒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13岁初潮，平素月经规律。本次首发症状为右下腹痛和右下肢进行性疼痛。增强CT示右卵巢可见不均匀强化肿块，大小3.5 cm×1.5 cm，腹腔、盆腔内见多个轻度强化肿物。颈部超声示甲状腺结节。行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切除术＋盆腹腔肿瘤切除术。病理报告提示：恶性卵巢甲状腺肿(malignant struma ovarii, MSO)，滤泡型，伴子宫、腹膜、肠系膜和网膜转移；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细胞角蛋白19(＋)、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1(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1, HBME－1；＋)、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 Tg；＋)、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 TTF－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 peroxidase, TPO；部分＋)、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指数(约1%～2%)、高相对分子质量细胞角蛋白34βE12(－)、CD56(－)、突触素(synapsin, Syn；－)、嗜铬素A(chromogranin, CgA；－)。后患者接受6周期化疗(卡铂500 mg＋紫杉醇240 mg)。化疗期间血清Tg水平持续缓慢上升(从204.3 μg/L升至281.0 μg/L)，癌胚抗原、肿瘤糖类抗原－125变化不明显。6周期化疗后复查CT示：腹盆腔多发肿物，结合病史考虑为残留的肿瘤转移灶，最大径较前变化不明显。化疗结束后行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组织检查，病理证实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后行甲状腺切除术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右叶DTC(典型乳头状癌)，左叶结节性甲状腺肿，中央区淋巴结未查见癌(0/3)，pT1N0M0，Ⅰ期。术后患者服用左旋甲状腺素(每日100 μg)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后行2次 131I治疗，每次剂量为7 400 MBq，治疗间隔6个月。首次 131I治疗后全身显像(post－therapy whole－body scan, 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残余甲状腺(图1A)；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图1A～1C)。第2次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清除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图1D)；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摄取值及摄取灶数目均明显小于第1次显像，多数转移灶最大径缩小，部分病灶完全缓解(图1D～1F)。此外，抑制性Tg水平从第1次 131I治疗前的110.0 μg/L降至第2次 131I治疗后的1.3 μg/L。经过2轮 131I治疗后，解剖学和血清学均取得了明显缓解，没有监测到明显不良反应。目前该患者在TSH抑制下积极随诊监测。对DTC病灶和MSO病灶分别进行二代测序，以下基因突变均为阴性：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基因、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TERT)启动子、转染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 RET)、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KRAS)、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neuroblastoma RAS viral oncogene homolog, NRAS)、肿瘤蛋白53(tumor protein 53, TP53)、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PIK3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