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对宫颈癌放疗的增敏作用。方法:选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中晚期宫颈癌（ⅡB~ⅣA期）患者60例，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试验组（30例）采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对照组（30例）采用单纯同步放化疗治疗。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1周和治疗后1周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水平，于治疗后3个月评价近期疗效。结果:试验组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高于对照组[93%（28/30）比87%（26/30）和97% （29/30）比93%（28/3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治疗后血清VEGF和bFGF均明显低于治疗前[试验组：（88.07 ± 37.53）ng/L比（227.27 ± 142.61）ng/L和（21.03 ± 5.75）ng/L比（38.34 ± 18.17）ng/L，对照组：（120.04 ± 81.22）ng/L比（197.34 ± 142.41）ng/L和（24.04 ± 7.29）ng/L比（39.78 ± 13.35）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试验组治疗后血清VEGF和bFGF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于中晚期宫颈癌患者，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同步放化疗有进一步下调患者血清VEGF、bFGF水平、提升放化疗敏感性和近期疗效的趋势。

目的:探讨影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LARC)患者新辅助放化疗(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nCRT)的疗效及预后的临床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辽宁省肿瘤医院335例接受nCRT后并进行根治性手术的LARC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找出可能影响LARC患者nCRT的疗效及预后的临床因素。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影响LARC患者nCRT疗效的独立临床因素有nCRT前肿瘤侵犯肠管周径( OR＝2.350，95% CI：1.438～3.842， P＝0.01)、cT分期( OR＝2.101，95% CI：1.024～4.314， P＝0.043)及cN分期( OR＝5.836，95% CI：3.305～10.306， P<0.01)。竞争风险模型分析表明，影响LARC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有肿瘤退缩分级(tumor regression grading，TRG)的评级( HR＝3.236，95% CI：1.714～6.110， P<0.01)、cT分期( HR＝1.852，95% CI：1.061～3.230， P＝0.030)、cN分期( HR＝2.008，95% CI：1.083～0.372， P＝0.027)、nCRT前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水平( HR＝7.038，95% CI：3.894～12.720， P<0.01)及血清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水平( HR＝3.849，95% CI：2.016～7.350， P<0.01)。 结论:nCRT前肿瘤侵犯肠管周径、cT分期及cN分期是影响LARC患者nCRT疗效的独立临床因素，nCRT之前肿瘤侵犯肠管周径越大，cT分期及cN分期越高，LARC患者的nCRT疗效越差。TRG分级、cT分期、cN分期、nCRT前CEA和CA199水平是影响LARC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接受nCRT的LARC患者TRG分级越高，cT分期及cN分期越高，nCRT前CEA及CA199水平越高，其预后可能越差。

在中晚期子宫颈癌患者的根治性放疗中，卵巢保护对于年轻患者治愈后的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3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收治了1例卵巢移位术后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的年轻子宫颈癌患者，根治性同步放化疗结束后4个月恢复规律的自然月经周期，定期随诊3年，无肿瘤复发及转移，激素水平达无绝经期症状水平。通过对该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根治性放疗患者卵巢功能及子宫内膜保护的方法。根治性放疗的年轻子宫颈癌患者可以通过卵巢移位术，联合先进的放疗技术达到保留卵巢功能及子宫内膜的目的，甚至有可能恢复自然月经周期，但类似病例罕见。目前仍缺乏子宫内膜对放射线敏感性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中低位进展期直肠癌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与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关系。方法:选择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接受新辅助放化疗的108例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患者于新辅助治疗前1周和手术前1周抽取静脉血，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亚群CD3 ＋、CD4 ＋、CD8 ＋、CD45RA ＋、CD45RO ＋的表达水平。采用ROC曲线分析确定淋巴细胞比值的最佳截点，Logistics回归分析肿瘤消退分级(TRG)的影响因素。 结果:经过新辅助治疗之后，患者外周血CD3 ＋、CD4 ＋、CD8 ＋T淋巴细胞数值较新辅助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患者外周血CD4 ＋、CD8 ＋、CD45RA ＋、CD45RO ＋T淋巴细胞比值无下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新辅助治疗后患者外周血CD45RO升高越高的患者肿瘤TRG越小( P<0.05)。ROC曲线分析确定外周血CD45RO在新辅助治疗前后的比值1.07为最佳截点。多因素分析显示外周血CD45RO的变化与患者的TRG显著相关( OR＝26.867，95% CI: 1.530～471.635, P＝0.005)。 结论:外周血CD45RO在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前后比值的水平可作为预测新辅助治疗敏感性的指标之一。

淋巴细胞亚群、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等作为肿瘤微环境中主要的免疫细胞，与其分泌的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免疫微环境，已成为宫颈癌复发转移的重要参与者，亦可影响宫颈癌同步放化疗的敏感性，进而影响患者的疗效和预后。近年来以免疫微环境为基础的宫颈癌免疫和靶向治疗已成为宫颈癌领域的研究热点。

目的:筛选原发胶质母细胞瘤放化疗敏感性相关基因，基于相关基因构建原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预后预测模型并验证。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CGGA)2019数据库(102例，试验组)和CGGA数据库(54例，验证组)中术后接受规范放化疗的原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转录组测序数据。在试验组中筛选长生存期亚组(≥18个月，49例)与短生存期亚组(≤9个月，22例)患者的差异基因，进一步将患者的年龄、肿瘤异柠檬酸脱氢酶( IDH)突变状态、染色体1p/19q共缺失状态、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 MGMT)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以及差异基因均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其中为独立预后因素的目标差异基因，取其风险比的自然对数作为各基因相应的系数，计算预后风险评分。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法评估预后风险评分是否为独立预后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高风险组(预后风险评分>0分)与低风险组(预后风险评分≤0分)患者生存期的差异。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筛选与风险评分呈正相关的基因，并对其进行功能富集分析。 结果:试验组中，长生存期亚组与短生存期亚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切除程度、 IDH突变状态、染色体1p/19q缺失状态以及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长生存期亚组与短生存期亚组比较，9个基因表达量显著升高(均 P<0.05)，28个基因表达量显著降低(均 P<0.05)。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法筛选出4个目标差异基因，分别为 AKR1 C1( HR＝0.910，95% CI：0.850～0.974， P＝0.006)、 CPZ( HR＝0.947，95% CI：0.898～0.999， P＝0.044)、 HIST1 H3 H( HR＝1.299，95% CI：1.025～1.647， P＝0.031)以及 TBX5( HR＝1.104，95% CI：1.034～1.179， P＝0.003)，其对应的预测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0947、-0.0547、0.2624、0.0994。试验组和验证组中，预后风险评分(高风险)均为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试验组中， HR＝2.407，95% CI：1.470～3.939， P<0.001；验证组中， HR＝2.054，95% CI：1.101～3.830， P＝0.024)。试验组和验证组中，高风险亚组(分别为51、22例)患者的总生存期均比低风险亚组(分别为51例、32例)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功能富集分析结果显示，在试验组与验证组中，与预后风险评分正相关的基因更多地富集在细胞增殖、基因表观遗传学调控、DNA修复及核因子κB信号通路的激活等生物学功能上。 结论:基于放化疗敏感性相关基因 AKR1 C1、 CPZ、 HIST1 H3 H以及 TBX5构建的预后预测模型或可用于预测原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新辅助放化疗（NCR）前后局部进展期直肠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的MRI影像学差异。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收治的165例行NCR联合手术治疗的局部进展期直肠腺癌患者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其中直肠黏液腺癌组36例，非黏液腺癌组129例。基于MRI评估两组患者NCR前后的图像特征，包括肿瘤长径、肿瘤厚度、肿瘤下缘距肛缘距离、T分期、N分期、直肠系膜筋膜（MRF）受累、腹膜反折受累。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χ2检验比较两组患者NCR前MRI特征的差异和NCR后MRI特征变化的差异。对照术后病理结果，分析两组患者NCR后MRI再分期的准确性。 结果:NCR前，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组患者肿瘤长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4），肿瘤下缘距肛缘距离、肿瘤厚度、MRI T分期、N分期、MRF受累、腹膜反折受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NCR后，非黏液腺癌患者在肿瘤下缘距肛缘的距离缩小值、肿瘤长径缩小值、厚度缩小值及T降期率明显高于黏液腺癌组（ P均<0.05），黏液腺癌的N降期率高于非黏液腺癌组（ P=0.008）。与病理T分期相比，NCR后MRI均高估了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患者的T分期（ P均<0.001），同时高估了黏液腺癌的N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直肠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对NCR的敏感性不同，非黏液腺癌患者更得益于NCR的疗效。NCR后MRI对直肠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再分期的准确性仍有待提高。

目的:探索局部晚期食管鳞癌同期放化疗敏感性相关基因及分子标志物。方法:收集2017—2018年间31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采用根治性同期放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治疗前外周血并提取血浆Cf DNA，采用基于NovaSeq6000高通量测序平台的目标基因捕获测序技术检测靶基因与肿瘤突变负荷(TMB)变化。根据放化疗近期疗效将患者分为放化疗敏感组(CR+PR)和放化疗抗拒组(SD+PD)，综合生物信息学和临床资料分析两组间的基因突变和TMB差异。结果:31例患者测序数据中突变频率>10%的肿瘤相关基因为Tp53、NOTCH1、BRAF、FGFR4、CDKN2A、ATRX和AXIN2，他们在放化疗敏感组和放化疗抗拒组均有分布且相近。高频突变基因主要与7条信号通路相关，主要涉及凋亡信号通路和细胞周期信号通路等，它们主要参与的是RTK-RAS信号通路。放化疗敏感组患者TMB值高于放化疗抵抗组( P＝0.04)，但GXYLT1和KRT18基因在放化疗抵抗组患者的突变率高于放化疗敏感组( P<0.05)。 结论:Tp53、NOTCH1和CDKN2A可能是与食管鳞癌发生发展相关的高频突变基因，而KRT18、GXYLT1和TMB与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同期放化疗敏感性密切相关。

近半数的Ⅳ期乳腺癌患者在治疗上涉及放化疗 [1]，然而放疗抵抗性的存在，导致该部分患者预后不良，生存率低。研究表明，五环三萜类化合物熊果酸(ursolic acid, UA)可以通过阻滞G2/M细胞周期，增加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水平，从而提高人结直肠癌HCT 116、人前列腺癌DU145等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2,3]，而其对乳腺癌MCF-7细胞的放疗增敏价值鲜有报道。

在我国，每年新增的胃癌患者中，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占大宗。D 2根治性手术及其术后辅助化疗已取得了普遍的共识，该治疗策略明显改善了LAGC患者的预后，但是术后复发率仍然较高（50%~80%），致使远期疗效难以进一步提高。围手术期治疗，特别是术前新辅助治疗（NAT）能否提高LAGC疗效，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NAT主要定义为术前新辅助化疗或放化疗，旨在使肿瘤临床降期，提高根治手术切除率；减灭微小转移灶，并检测自体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等。然而，对于LAGC患者能否从NAT中生存获益，仍存有争议并缺乏高度共识。本文回顾与分析了LAGC患者围手术期治疗的现状，特别列举了诸多高水平临床研究的结果；同时也初步探讨了围手术期化疗联合分子靶向与免疫治疗的成效。当我们继续实施NAT并期待更多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同时，必须再次强调R 0根治性手术才是治愈LAGC患者最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