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吞噬和运动蛋白3(ELMO3)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预后的关系，探讨ELMO3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及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病理科2011年3月至2019年2月存档的蜡块，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ELMO3在49例胰腺癌及相应癌旁组织中表达，分析其与胰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间的关系。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法检测胰腺癌细胞株PANC-1、SW1990、BXPC-3及正常胰腺导管上皮细胞株HPDE6c-7中ELMO3 mRNA表达。胰腺癌细胞株PANC-1重组腺病毒转染ELMO3短发卡RNA(shRNA)沉默基因，RT-qPCR检测转染。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及平板克隆实验检测PANC-1细胞增殖能力及克隆形成能力，细胞划痕试验及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体外迁移及侵袭能力。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PANC-1细胞株中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Caspase)-3的表达。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LSD- 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或成组 χ2检验。 结果:ELMO3在胰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73.5%比26.5%， χ2＝6.773， P<0.05)，其阳性表达与胰腺癌患者性别、年龄及肿瘤部位无相关( χ性别2＝0.131， χ年龄2＝1.838， χ肿瘤部位2＝0.490， P值均>0.05)，而与胰腺癌TNM分期、分化程度及肿瘤大小明显相关( χTNM分期2＝4.410， χ分化程度2＝11.769， χ肿瘤大小2＝7.762， P值均<0.05)。ELMO3阳性表达的胰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MST)明显低于阴性表达者(8.203个月比19.337个月， χ2＝10.253， P<0.05)。3种胰腺癌细胞株中ELMO3表达水平分别为21.33±0.67、17.65±0.31、16.28±0.47，均高于HPDE6c-7细胞株中的2.01±0.10( FPANC-1＝45.069， FSW1990＝22.824， FBXPC-3＝19.477， P值均<0.05)，转染后PANC-1细胞内ELMO3表达量显著下降，细胞增殖能力、克隆形成能力及迁移侵袭能力均明显下降( P值均<0.05)，且Ki-67、PCNA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而Caspase-3表达量却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ELMO3在胰腺癌中表达上调，其高表达提示胰腺癌患者预后不良。沉默ELMO3可抑制胰腺癌细胞增殖、克隆形成及迁移、侵袭。

目的:建立一种检测HIV-1特异性CD4 +T细胞亚群功能的活化诱导标记法(activation-induced markers，AIM)，从而更有效地评价HIV-1抗原特异性CD4 +T细胞免疫应答水平。 方法:选取12例未经抗病毒治疗的HIV-1慢性感染者及6例未感染HIV-1的健康人，分别以基于多色流式细胞术的AIM法和细胞内因子染色法(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ICS)检测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功能，并探讨两种方法用于评价HIV-1感染者抗原特异性T细胞免疫应答的能力。结果:AIM法检测HIV-1慢性感染者中HIV-1抗原特异性PD-1 +CD25 +CD4 +T、CD69 +CD200 +CD4 +T、CD69 +ICOS + CD4 +T细胞阳性的比例为11/12、8/12和7/12，检测CD69 +ICOS +CD8 +T、CD137 +CD69 +CD8 +T、PD-1 +CD25 +CD8 +、OX40 +PD-1 +CD8 +T细胞阳性的比例为8/12、8/12、7/12、7/12。ICS法检测HIV-1抗原特异性IL-2 +CD4 +T、IFN-γ +CD4 +T、TNF-α +CD4 +T细胞阳性的占比为2/12、2/12、0；IFN-γ +CD8 +T、TNF-α +CD8 +T、IL-2 +CD8 +T细胞阳性的占比为12/12、10/12、5/12。 结论:AIM法在评价CD4 +T细胞功能方面更为敏感，可作为ICS法的补充，两种方法联合使用可更全面地评估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反应。

目的:探讨缝隙连接蛋白43(Cx43)在激素性股骨头坏死(ONFH)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中的表达及其对细胞增殖的作用。方法:收集20例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和20例股骨颈骨折患者的股骨骨髓，分离培养BMSCs，培养至第3代用于实验。构建携Cx43的重组慢病毒载体，转染、筛选获得阳性细胞。实验分为A组：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BMSCs组；B组：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BMSCs经Cx43重组慢病毒感染组；C组：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BMSCs经空载体感染组；D组：股骨颈骨折患者BMSCs组。检测上述分组中细胞增殖，细胞内活性氧(ROS)、线粒体膜电位(MMP)水平，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 D1)、细胞周期蛋白E1(Cyclin E1)、Cx43 mRNA的表达水平。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D组细胞增殖能力高于A、B、C组，B组细胞增殖能力高于A、C组；D组线粒体膜电位明显高于A、B、C组(11.07±0.63比4.84±0.42、9.18±0.35、6.09±0.46， t＝70.618、10.761、57.631， P<0.05)。B组线粒体膜电位明显高于A、C组(9.18±0.35比4.84±0.42、6.09±0.46， t＝57.719、46.456， P<0.01)，但仍低于D组；D组ROS水平明显低于A、B、C组(82.71±6.98比258.91±10.87、108.22±5.33、263.54±12.79， t＝－93.457、－8.453、－11.304， P<0.05)。B组的ROS水平明显低于A、C组(108.22±5.33比258.91±10.87、263.54±12.79， t＝－65.134、－9.562， P<0.01)，但仍高于D组；经Cx43重组慢病毒感染后，B组Cx43 mRNA量显著增多，感染效果满意；过表达Cx43能明显促进PCNA、Cyclin D1、Cyclin E1基因转录。 结论:激素性股骨头坏死BMSCs中Cx43表达明显降低，过表达Cx43能显著地促进BMSCs增殖。

目的:分析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者泪腺组织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及泪腺脱垂的可能机制。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09年1月至2016年12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整形科手术治疗的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23例（30只眼）的30份泪腺组织标本，并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库的8份正常泪腺组织（对照）标本进行对比。分别行HE染色、Verhoeff-Van-Gieson染色、相关抗原及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对比观察患者与对照泪腺标本的组织学变化及相关抗原及抗体表达的差异。应用胶体金标记的免疫电镜技术在超微结构下观察基质金属蛋白酶（MMP）-3和MMP-9的表达及分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20例，平均发病年龄11岁（7~16岁）；对照泪腺组织来自3例男性，5例女性；平均年龄15岁（10~20岁）。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30份泪腺组织标本中，仅2份标本HE染色表现为明显腺腔扩张，间质中脂肪细胞浸润及淋巴细胞、嗜酸细胞增多，其余标本与对照正常泪腺组织标本无明显差别或仅有轻度慢性炎性反应；30份标本Verhoeff-Van-Gieson染色均显示包被泪腺的筋膜组织结构破坏，胶原纤维变性，并伴有炎症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泪腺组织中IgA表达为+++、++、+、-的标本分别为12、11、4、3份，对照标本中分别为0、0、1、7份；白细胞分化抗原CD3表达为+++、++、+、-分别为2、19、7、2份，对照标本中分别为0、0、1、7份；MMP-3表达为+++、++、+、-分别为0、0、11、19份，对照标本均为阴性；MMP-9表达为+++、++、+、-分别为14、14、0、2份，对照标本均为阴性；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泪腺组织中IgA、CD3、MMP-3和MMP-9的表达均高于对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892，-4.168，-2.005，-4.552；均 P<0.05）；而IgG、IgM、CD20、补体C1抑制物的表达强度与对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免疫电镜技术显示，与对照标本相比，泪腺脱垂者泪腺腺泡细胞内的酶原颗粒形状失去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酶原颗粒表面有MMP-3及MMP-9表达，腺泡细胞膜上有MMP-3表达。 结论:眼睑松驰症并发泪腺脱垂者泪腺组织的组织病理学改变表现为免疫炎性反应、胶原纤维变性、筋膜组织松解断裂以及IgA、CD3 +T淋巴细胞、MMP-3和MMP-9阳性表达，眼睑松驰症并发泪腺脱垂的发病机制可能为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中华眼科杂志， 2020， 56： 205-210）

目的:分析抗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 唑丙酸受体（AMPAR）抗体脑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回顾性总结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诊治的3例抗AMPAR抗体脑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结果:3例抗AMPAR抗体脑炎（年龄12~70岁）均急性起病，首发症状包括认知减退、性格改变及少见的头痛、运动障碍，其中例1肺部占位性病变经病理证实为小细胞肺癌，血清及脑脊液抗AMPAR抗体、抗Y染色体性别决定区相关高迁移率组盒蛋白1抗体阳性，激素联合肿瘤化学治疗后症状仍持续存在，无临床复发；例2责任病灶位于双侧额颞叶、半卵圆中心及侧脑室旁，同时合并低颅压综合征典型影像学特征，血清抗AMPAR抗体阳性，激素治疗后症状部分改善；例3颅内病灶位于脑桥及右侧小脑中脚，伴显著小脑萎缩，脊髓磁共振成像提示颈 2~胸 10水平脊髓病变，血清及脑脊液抗AMPAR抗体阳性，激素联合静脉滴注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后症状显著改善。 结论:抗AMPAR抗体脑炎临床表现异质性高，除边缘系统外，尚可波及脑干、脊髓，出现脑萎缩；存在多重抗神经元抗体尤其是抗神经元细胞内抗原抗体时需密切监测肿瘤；免疫治疗有效，肿瘤叠加多重抗体时预后差。

目的:探究T细胞内抗原1（T-cell intracellular antigen 1，TIA1）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和TIA1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并分析乳腺癌多层螺旋CT征象与TIA1甲基化状态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2月至2020年3月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50例乳腺癌患者，荧光定量PCR法检测所有患者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TIA1表达水平。通过生物信息学软件MethPrimer预测TIA1启动子区域发现存在cPG岛。采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ethylmion Specific PCR，MSP）检测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中TIA1甲基化状态，采用多层螺旋CT对患者进行检查，观察肿块大小、形态、钙化区域、淋巴结转移及边缘，分析TIA1甲基化状态与CT征象之间的相关性。结果:乳腺癌组织TIA1表达水平低于癌旁组织（0.50±0.12 vs 0.95±0.10， P=0.00），但TIA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高于癌旁组织（64% vs 42%， χ2=4.86， P<0.05）。乳腺癌患者TIA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在肿块形态和有无钙化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肿块直径≥2 cm患者TIA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显著高于肿块直径<2 cm患者（78.57% vs 45.45%， P<0.05），且淋巴结转移患者TIA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患者（79.17% vs 50.00%， P<0.05）。肿块边缘有毛刺的患者TIA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显著高于无毛刺的患者（80.77% vs 45.83%， P<0.05）。 结论:乳腺癌CT显像与TIA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之间存在相关性，这可为乳腺癌恶变程度和预后的判断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轴突导向因子3A（Sema3A）对脂多糖（LPS）诱导的CD4 +CD25 +调节性T细胞（Tregs）稳定性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采用体外免疫磁珠法分离和培养C57BL/6J小鼠脾脏CD4 +CD25 + Tregs，将分离的细胞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仅给予抗小鼠CD3e和CD28诱导细胞处于激活状态）、LPS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LPS 100 μg/L）、LPS+核转录因子-κB（NF-κB）抑制剂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酯（PDTC）组（给予LPS 100 μg/L+PDTC 25 mg/L）、LPS+磷酸盐缓冲液（PBS）组（给予LPS 100 μg/L+PBS 10 μL）、LPS+PDTC+重组Sema3A（rSema3A）组（给予LPS 100 μg/L+PDTC 25 mg/L+rSema3A 300 μg/L）和LPS+PBS+rSema3A组（给予LPS 100 μg/L+PBS 10 μL+rSema3A 300 μg/L）。各组培养24 h后，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免疫荧光法检测CD4 +CD25 + Tregs特异性标志物叉头翼状转录因子-3（Foxp-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和膜相关转化型生长因子-β1（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细胞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10（IL-10）和分泌型转化生长因子-β1（sTGF-β1）的水平，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细胞凋亡，采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SP）检测Foxp-3-Tregs特异性去甲基化区（Foxp-3-TSDR）的去甲基化程度，以反映CD4 +CD25 + Tregs的稳定性，采用电泳迁移率分析（EMSA）检测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NF-κB信号通路活性。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LPS能够增加细胞稳定性，表现为Foxp-3、CTLA-4和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上调，IL-10和sTGF-β1分泌增加，细胞凋亡减少，Foxp-3-TSDR去甲基化程度增加；同时LPS可增加细胞内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以及主要分子NF-κB抑制蛋白激酶β（IKKβ）和p65的磷酸化水平，说明LPS增加细胞稳定性的机制与NF-κB信号通路有关。与LPS组比较，PBS并未对细胞稳定性和NF-κB信号通路产生影响；但添加rSema3A后能进一步增加细胞稳定性，并激活NF-κB信号通路。而PDTC能够抑制rSema3A增加细胞稳定性的功能，表现为：与LPS+PBS+rSema3A组比较，LPS+PDTC+rSema3A组Foxp-3、CTLA-4和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明显下调〔Foxp-3基因（2 -ΔΔCt）：8.092±1.117比18.509±1.068，Foxp-3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224±0.033比1.826±0.181；CTLA-4基因（2 -ΔΔCt）：3.254±0.760比11.840±0.827，CTLA-4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305±0.058比1.842±0.111；TGF-β1 m+基因（2 -ΔΔCt）：3.589±1.180比8.509±0.472，TGF-β1 m+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319±0.033比1.822±0.063，均 P<0.01〕，IL-10和sTGF-β1分泌减少〔IL-10（ng/L）：445.33±54.08比992.67±83.10，sTGF-β1（ng/L）：1 116.67±65.25比1 494.67±94.45，均 P<0.01〕，细胞凋亡明显增加（荧光强度：0.398±0.031比0.268±0.046， P<0.01），Foxp-3-TSDR去甲基化程度明显降低（灰度值：0.467±0.048比1.780±0.119， P<0.01），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被明显抑制（灰度值：1.23±0.02比3.95±0.06， P<0.01），IKKβ和p65的磷酸化水平降低〔p-IKKβ表达（p-IKKβ/IKKβ）：0.97±0.07比1.97±0.04，p-p65（p-p65/p65）：0.95±0.08比1.93±0.06，均 P<0.01〕。 结论:LPS能通过NF-κB信号通路增加CD4 +CD25 + Tregs稳定性；Sema3A能够进一步增加CD4 +CD25 + Tregs稳定性，并且与NF-κB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用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骨肉瘤预后相关基因。方法:从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下载GSE33382、GSE21257数据集。分析获得差异表达基因(DEGs)。对差异基因进行GO分析，构建蛋白互作网络。Cytoscape进一步筛选关键基因，对关键基因进行生存相关性分析。用临床样本验证关键基因与患者预后情况。两组间差异采用Student’s t检验。 结果:筛选下调基因43个，上调基因43个，GO分析发现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免疫应答、抗原处理和呈递、免疫反应、蛋白质加工和成熟等免疫相关过程。在分子功能中，主要参与细胞内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Ⅱ类受体活性、核糖体结构组成、信号和分子转导活性等。在细胞组成成分方面，主要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蛋白质复合物、裂解空泡、液泡、溶酶体、细胞膜、核糖体等细胞器的功能有关。筛选出10个关键基因：补体C1q A链(CIQA)、补体C1q B链(C1QB)、补体C1q C链(C1QC)、单核细胞分化抗原CD 14(CD14)、单核细胞分化抗原CD 74(CD74)、IgE受体Fc片段(FCER1G)、纤维蛋白原样蛋白2(FGL2)、组织相容性抗原(HLA-DRA)、整合素β2亚基(ITGB2)、酪氨酸激酶结合蛋白(TYROBP)。生存分析发现C1QC与骨肉瘤患者生存呈明显负相关。临床样本证实C1QC与肿瘤Enneking分期、转移显著相关( χ2＝4.288和9.809， P<0.05)，与患者生存时间呈明显负相关( χ2＝5.175， P<0.05)。 结论:生物信息学分析是有效的筛查方法，C1QC是骨肉瘤预后相关因子。

目的:探讨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MSC-EVs)对类风湿关节炎(RA)成纤维样滑膜细胞MH7A的生物学作用及其机制。方法:将MH7A细胞系分为对照组和外泌体组。对MSC的培养上清液采用差速离心法收集MSC-EVs，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进行培养，外泌体组则将MH7A细胞与MSC-EVs共同孵育24 h，2组细胞达到收样条件后通过免疫荧光实验、Transwell实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及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等实验观察MSC-EVs对MH7A细胞株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各观察指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粒径分析检测及透射电镜结果表明，通过差速离心法成功提取了MSC-EVs，随后免疫荧光证实MSC-EVs能被MH7A细胞株所摄取。细胞增殖结果表明，MSC-EVs组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荧光灰度值(4.01±1.01)明显低于对照组(11.67±1.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273， P<0.01)。Transwell结果显示，MSC-EVs组侵袭能力(70.00±5.29)显著低于对照组(110.67±6.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714， P<0.01)。ELISA结果表明，MSC-EVs组的炎性因子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t＝－5.345， P<0.01；白细胞介素(IL)-1β： t＝－3.742， P<0.05；IL-6： t＝－7.579， P<0.01；IL-8： t＝－6.390， P<0.01]。qRT-PCR结果表明，MSC-EVs组MH7A细胞内微小RNA(miR)-125b-5p的表达水平(14.83±2.48)高于对照组(1.01±0.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714， P<0.01)。 结论:MSC-EVs能通过上调miR-125b-5p的表达进而抑制MH7A细胞的增殖、侵袭和炎症。

目的:观察大黄素抑制半乳糖凝集素-3(Gal-3)影响甲状腺癌细胞增殖及内质网应激(ERS)相关蛋白的变化。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与免疫印迹检测乳头状甲状腺癌(PTC)及其癌旁组织中Gal-3、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表达量的差异；应用小干扰核糖核酸(siRNA)Gal-3干扰乳头状甲状腺癌细胞系(TPC-1)24 h后，观察细胞增殖能力及Gal-3、PCNA、ERS相关蛋白的变化；同时应用低(20 μmol/L)、中(40 μmol/L)、高(60 μmol/L)浓度大黄素处理TPC-1细胞24 h后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及Gal-3、PCNA、ERS相关蛋白的变化。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PTC组织中的Gal-3、PCNA高于癌旁组织[Gal-3：(0.728±0.288) U/L比(0.197±0.158) U/L， t＝2.805， P<0.05；PCNA：(0.854±0.127) U/L比(0.235±0.147) U/L， t＝5.532， P<0.01]；应用Gal-3 siRNA干扰TPC-1细胞24 h后，干扰组中的Gal-3及PCNA表达水平均低于非特异性对照组[Gal-3：(0.265±0.229) U/L比(1.315±0.268) U/L， t＝5.153， P<0.01；PCNA：(0.318±0.095) U/L比(1.069±0.357) U/L， t＝3.519， P<0.05]，同时诱导ERS相关的葡萄糖调节蛋白78(Grp-78)、蛋白激酶R样内质网激酶(PERK)和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CHOP)增加[Grp-78：(1.210±0.110) U/L比(0.857±0.081) U/L， t＝4.464， P<0.05；PERK：(0.957±0.114) U/L比(0.634±0.083) U/L， t＝3.964， P<0.05；CHOP：(1.151±0.088) U/L比(0.431±0.057) U/L， t＝11.958， P<0.01]；在应用不同浓度的大黄素作用TPC-1细胞后出现与Gal-3 siRNA干扰后相似的结果，中、高剂量组中的Gal-3、PCNA蛋白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Gal-3：(1.061±0.087) U/L比(0.545±0.770) U/L比(0.433±0.836) U/L， t＝7.686、9.001， P<0.01；PCNA：(0.879±0.052) U/L比(0.561±0.036) U/L比(0.567±0.043) U/L， t＝8.703、7.962， P<0.01]，ERS相关的Grp-78、PERK、CHOP蛋白表达均高于对照组[Grp-78：(0.597±0.035) U/L比(0.958±0.019) U/L比(1.002±0.020) U/L， t＝15.970、17.654， P<0.01；PERK：(0.162±0.024) U/L比(0.990±0.036) U/L比(0.888±0.116) U/L， t＝32.948、10.614， P<0.01；CHOP：(0.165±0.038) U/L比(0.954±0.065) U/L比(0.874±0.110) U/L， t＝18.290、10.521， P<0.01]。 结论:大黄素可以通过抑制Gal-3蛋白表达减弱TPC-1细胞的增殖能力，诱导细胞的内质网应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