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前列腺孤立性导管内癌（isolated intraductal carcinoma of the prostate，iIDC-P）的临床病理特征、分子改变、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2016—2022年间的3例iIDC-P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进行光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高通量DNA靶向测序及随访，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例1~3患者年龄分别为61、67、77岁，术前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水平分别为7.99、7.99、4.86 μg/L。例1和例2包含前列腺穿刺和根治标本，例3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标本。镜下：例1穿刺标本仅1条组织见导管内癌（累及2个导管）、根治标本其中6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3~1.1 cm），其中1张切片见小灶低级别腺泡腺癌（病灶直径0.05 cm）。例2穿刺标本6条组织见导管内癌，根治标本其中13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5~1.6 cm），另外3张切片可见低级别腺泡腺癌（最大病灶直径0.6 cm）。例3电切标本其中5条组织见导管内癌。例1和例2导管内癌呈实性生长，导管-腺泡显著膨胀，核显著异型；例3呈致密筛状或疏松筛状结构，核显著异型，核仁明显。例2伴有粉刺样坏死，3例核分裂象均易见。导管内癌免疫表型：双标34βE12+P504s显示基底细胞表达34βE12/异型肿瘤细胞表达P540s，p63和CK5/6显示腺泡/导管周围基底细胞，肿瘤细胞表达NKX3.1、雄激素受体、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前列腺特异性酸性磷酸酶，不表达GATA3，导管内癌和腺泡腺癌均弱表达PTEN、不表达ERG。高通量DNA靶向测序：例2和例3伴有MAPK/PI3K通路基因改变（KRAS、MTOR和PTEN），例2伴有p53突变、例3伴有FOXA1突变。3例均未发现TMPRSS2：：ERG融合，3例均显示微卫星稳定，肿瘤突变负荷低（2.1~3.1 muts/Mb）。随访16~91个月，均无生化复发及远处转移。结论:iIDC-P是一种特殊的前列腺导管内癌，不同于伴有高级别前列腺癌的前列腺导管内癌，具有独特的分子改变，可能代表一种特殊类型前列腺癌的原位病变。

目的:检测1例以外胚层发育不良为主要临床表现的ADULT综合征患者的致病基因。方法:收集先证者临床资料，采集先证者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提取基因组DNA，对先证者行遗传性皮肤病目标基因外显子测序，确定候选突变位点，在家系中对该位点行Sanger测序验证。结果:先证者男，22岁，表现为毛发稀疏、变细，颜面部散在雀斑，恒牙缺失，角膜混浊，掌跖红斑、角化，指（趾）甲营养不良，乳头发育不良等。基因检测显示，先证者外周血基因组DNA中TP63基因第8号外显子中存在杂合突变（c.1040G>T），导致氨基酸序列发生改变（p.C347F），其父母表型正常且未检测到该突变位点，突变与疾病表型符合共分离。结论:TP63基因的新发杂合错义突变是先证者的可能致病突变，结合先证者临床表现，诊断为不伴指（趾）畸形的ADULT综合征。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涎腺型导管癌（primary salivary gland-type duct carcinoma of lung，LSDC）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以提高对该肿瘤的认识。方法:收集并分析2020—2021年间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手术切除后病理确诊的2例LSDC患者的临床特征、病理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分子特点并文献复习。结果:本组2例LSDC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49岁（例1）和64岁（例2），均有吸烟史。CT表现及大体检查显示2例均为中央型肿块，最大直径分别为16 mm和35 mm；LSDC组织形态上与乳腺导管癌相似，肿瘤细胞具有在导管内生长的特征，形成实性巢状、乳头状、微乳头状或筛孔状，可见原位癌成分伴有粉刺样坏死；细胞显著异型，核大、不规则，圆形、卵圆形，核仁显著，胞质丰富，嗜酸性或胞质透亮，核分裂象多见；免疫组织化学示肿瘤细胞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和细胞角蛋白（CK）7阳性，部分表达雄激素受体，HER2呈中等强度表达（2+），甲状腺转录因子1、Napsin A、p40、GATA3、mammaglobin、GCDFP15、SOX10、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504S、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波形蛋白、S-100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CK5/6、p63阴性，部分基底细胞/肌上皮细胞表达p40和CK5/6，显示出导管的双层细胞结构；二代测序检测本组LSDC发现例1未见基因异常，例2伴有TP53和KMT2A基因突变。结论:LSDC是一种十分罕见具有高度侵袭性的涎腺型恶性肿瘤，确诊主要依赖于术后病理组织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应注意鉴别诊断以防误诊。

目的:分析1例睑缘粘连-外胚层发育不良-唇/腭裂综合征患儿的致病基因突变。方法:收集患儿临床资料，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DNA，采用高通量测序方法对患儿进行遗传性皮肤病基因靶向测序包检测，确定致病基因突变位点，再用Sanger测序法对患儿及其父母DNA进行双向验证。结果:患儿男，3岁9月龄，生后皮肤广泛红斑、糜烂伴脱屑，头皮反复糜烂感染，愈后躯干、四肢遗留网状色素沉着、色素减退斑及瘢痕，头发稀疏，眉毛、睫毛大部分缺失，腭裂，牙齿发育不良，指趾甲营养不良，耳畸形，未见睑缘粘连。基因检测显示，患儿TP63基因发生新发杂合错义突变c.1790T>A（p.Ile597Asn），该突变既往未见报道，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评级为致病性，患儿父母未携带该突变。结论:TP63基因新发杂合错义突变c.1790T>A可能是本例睑缘粘连-外胚层发育不良-唇/腭裂综合征患儿的致病原因，本研究扩展了该病的基因型与表型谱。

探讨卵巢成熟型囊性畸胎瘤（MCT）恶变为鳞状细胞癌（SCC）和原发性卵巢鳞状细胞癌（POSCC）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回顾性分析5例卵巢鳞状细胞癌（OSCC）患者的临床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和预后，并对其中1例POSCC进行二代测序（NGS），分析其分子遗传学特征。5例OSCC（4例卵巢MCT恶变为SCC、1例POSCC）患者年龄为43~68岁。累及双侧卵巢者1例，左侧者1例，右侧者3例。肿瘤常规镜检组织学示4例由卵巢MCT和浸润性SCC等两种成分构成，1例仅见SCC成分，周围未见伴发病变。免疫表型示5例癌组织p40、细胞角蛋白5/6（CK5/6）、p63均为阳性，2例p53阳性，增殖细胞相关核抗原（Ki-67）指数为30%~50%。1例POSCC的NGS检测存在12个体细胞突变，其中3个具有明确或潜在临床意义，包括BRCA1基因（p.G263fs）、TP53基因（p.R273C）、ERBB2基因（拷贝数扩增）。4例患者行卵巢癌减灭术，1例行卵巢癌根治术，术后辅以铂类药物为主的联合化疗。随访3~10个月，3例死亡，1例存活，1例失访。OSCC发病率低，主要来源于畸胎瘤恶变，POSCC罕见。OSCC治疗以完整手术切除为主，术后辅以铂类药物为主的联合化疗，临床进展迅速，预后差。

目的: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伴TP53基因异常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的疗效及影响因素。方法:纳入2014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接受allo-HSCT的42例伴TP53基因异常的MDS/AML患者，根据TP53异常情况分为TP53缺失组、TP53单基因突变组和TP53多打击组，回顾性分析各组患者的临床特征、移植疗效及其预后影响因素。结果:全部42例患者中包括MDS、AML患者各21例，中位移植年龄为41.5（18~63）岁，中位随访时间为34.0（7.5~75.0）个月。移植后3年总生存（OS）率为66.3%（95% CI 53.4%~82.4%），3年无事件生存（EFS）率为61.0%（95% CI 47.7%~78.0%）。TP53缺失组、TP53单基因突变组、TP53多打击组移植后3年OS率分别为82.5%（95% CI 63.1%~100.0%）、60.6%（95% CI 43.5%~84.4%）、57.1%（95% CI 30.1%~100.0%）（ χ2=3.100， P=0.200），EFS率分别为80.8%（95% CI 60.0%~100.0%）、55.0%（95% CI 37.8%~80.3%）、50.0%（95% CI 25.0%~100.0%）（ χ2=0.900， P=0.600）。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复杂核型、共突变、移植前原始细胞阳性、移植后原始细胞阳性为OS、EFS的共同预后不良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移植前原始细胞阳性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37， HR=33.40，95% CI 1.24~901.17）。 结论:allo-HSCT可改善伴TP53基因异常MDS/AML患者的不良预后，但伴有复杂核型的TP53异常患者预后较差。移植前末次流式细胞术检测骨髓原始细胞对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的:探讨伴导管分化的食管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分子遗传学特征，为其诊治积累经验。方法:收集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2011年6月至2022年12月确诊的伴导管分化的食管癌17例，整理临床及病理诊断信息，通过HE切片观察其组织学特征，选择肿瘤组织区域获取DNA，采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并分析肿瘤标本中的基因突变情况。结果:17例病例，男性16例，女性1例；患者年龄54~77岁，中位年龄66岁。其中9例以伴导管分化的癌为主，肿瘤表面鳞状上皮均伴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肿瘤与异型鳞状上皮有移行，局灶伴有不同程度的鳞状细胞癌成分（<10%）；另外8例肿瘤主体为不同分化程度的鳞状细胞癌或基底样鳞状细胞癌或肉瘤样癌，局灶区域为伴导管分化的癌（<10%）；伴导管分化区域的肿瘤细胞主要呈小管状排列，小管呈双层结构，即管腔内层细胞和外层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肿瘤性小管外层细胞表达p63、p40、细胞角蛋白（CK）5/6、CK34βE12，内层细胞表达CK7。与文献报道的食管鳞状细胞癌相比较，本组病例中MYC（ P=0.002）、TP63（ P=0.002）、CDKN1C（ P=0.002）和NFE2L2（ P=0.045）等基因突变发生频率更低；信号通路层面，NOTCH信号通路（ P=0.041）突变发生频率更高，而NRF2通路（ P=0.013）和PI3K通路（ P=0.009）突变相对于食管鳞状细胞癌发生频率更低。 结论:伴导管分化的食管癌是一种形态学特殊的食管癌，分子改变与普通的食管鳞状细胞癌也存在明显差异。

目的:评估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伴原始细胞增多（MDS-EB）的疗效和预后影响因素，比较WHO2022分类不同亚型患者的预后。方法:纳入2006年10月至2022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接受allo-HSCT的282例MDS-EB患者，按照WHO 2022诊断标准重新分类为骨髓增生异常肿瘤伴原始细胞增多1型/2型（MDS-IB1/IB2）（222例）、MDS伴纤维化（MDS-f）（41例）和伴双等位基因TP53突变的MDS（MDS-biTP53）（19例）三组，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①282例患者中位年龄46（15～66）岁，男191例，女91例，MDS-EB1 118例（42%），MDS-EB2 164例（58%）。②282例MDS-EB患者中256例（90.8%）移植后获得造血重建，原发植入功能不良11例（3.9%），继发植入功能不良15例（5.3%）。移植后100 d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累积发生率为（42.6±3.0）%，Ⅱ～Ⅳ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33.0±2.8）%；移植后1年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31.0±2.9）%。移植后128例（45.4%）患者发生巨细胞病毒（CMV）感染，63例（22.3%）患者发生菌血症，35例（12.4%）患者发生肺部真菌感染，17例（6.0%）患者发生EB病毒感染。③移植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2.1（19.2～24.7）个月，3年总生存（OS）率、无病生存（DFS）率分别为71.9%（95% CI 65.7%～78.6%）、63.6%（95% CI 57.2%～70.7%），3年非复发死亡率（NRM）为17.9%（95% CI 13.9%～22.9%），3年累积复发率（CIR）为9.8%（95% CI 6.7%～13.7%）。影响移植后OS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单体核型（MK）（ P＝0.004， HR＝3.26，95% CI 1.46～7.29）、造血干细胞移植合并症指数（HCI-CI）≥3分（ P<0.001， HR＝2.86，95% CI 1.72～4.75）、发生Ⅱ～Ⅳ度肠道急性GVHD（ P<0.001， HR＝5.94，95% CI 3.50～10.10）。④MDS-IB1/IB2组移植后3年OS率、DFS率均优于MDS-biTP53组[OS：72.0%（95% CI 63.4%～80.7%）对46.4%（95% CI 26.9%～80.1%）， P＝0.020；DFS：67.4%（95% CI 60.3%～75.3%）对39.7%（95% CI 22.3%～70.8%）， P＝0.015]，3年CIR低于MDS-biTP53组[7.3%（95% CI 4.3%～11.4%）对26.9%（95% CI 9.2%～48.5%）， P＝0.004）]。MDS-IB1/IB2组、MDS-f组、MDS-biTP53组移植后3年NRM分别为16.7%（95% CI 12.1%～22.1%）、20.5%（95% CI 9.4%～34.6%）、26.3%（95% CI 9.1%～47.5%）（ P＝0.690）。 结论:allo-HSCT是MDS-EB的有效治疗手段，单体核型、HCI-CI、Ⅱ～Ⅳ度肠道急性GVHD是影响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WHO 2022分类有助于区分不同亚组患者allo-HSCT后疗效，allo-HSCT能够改善MDS-f患者的不良预后，但MDS-biTP53患者移植后复发风险较高。

目的:分析骨髓红系比例≥50%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E）患者临床和实验室特征及预后。方法:收集2014年5月至2023年6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确诊的1 436例MDS初治患者病例资料，回顾性分析MDS-E患者临床特征、分子学等实验室特征以及总生存（OS）情况。结果:①MDS-E患者共337例（23.5%），与骨髓红系比例<50%的MDS（MDS-NE）患者相比，发病年龄、ANC、PLT更低（ P值均<0.05）。MDS-E中诊断伴环状铁粒幼红细胞增多的MDS（MDS-RS）患者比例更高，多打击TP53基因突变检出率更高（ P值均<0.05）。②在MDS-RS患者中，与MDS-NE相比，MDS-E组复杂染色体核型比例显著减低（0对11.9%， P=0.048），TP53基因突变检出率更低（2.4%对15.1%， P=0.053）。③在TP53突变的MDS患者中，MDS-E患者复杂染色体核型比例（87.5%对63.3%， P=0.002）及多打击TP53突变检出率（84.0%对53.4%， P<0.001）均显著高于MDS-NE患者。④在MDS-RS患者中，MDS-E组的中位OS时间较MDS-NE组更长[未达到对63（95% CI 53~73）个月， P=0.029]。在TP53突变且原始细胞增多的MDS患者中，MDS-E组中位OS时间较MDS-NE组更短[6（95% CI 2~10）个月对12（95% CI 9~15）个月， P=0.022]。⑤多因素分析示，年龄≥65岁（ HR=2.47，95% CI 1.43~4.26， P=0.001）、MCV≤100 fl（ HR=2.62，95% CI 1.54~4.47， P<0.001）、TP53突变（ HR=2.31，95% CI 1.29~4.12， P=0.005）是MDS-E患者独立于修订的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R）预后分层的不良预后因素。 结论:MDS-RS患者中，MDS-E与更低的复杂染色体核型占比及TP53突变检出率相关，MDS-E组OS时间显著延长。TP53突变的MDS患者中，MDS-E与更高的复杂染色体核型占比和多打击TP53突变检出率相关，原始细胞增多伴TP53突变的患者中，MDS-E组OS时间显著缩短。年龄≥65岁、MCV≤100 fl及TP53突变是影响MDS-E患者生存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目的:探讨临床ⅠA期肺腺癌的基因突变特征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系，为早期肺腺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07年1月至2012年10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手术切除且随访达10年以上或随访期间出现复发或转移的临床ⅠA期肺腺癌患者63例，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分析肺癌组织的基因突变谱，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明确患者预后影响因素。结果:在随访期间，63例患者中13例（20.6%）出现复发或转移。WES技术分析显示，肺癌组织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频率最高，达65.1%（41/63），其次为肿瘤蛋白p53、异常类脂肪酸1、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B、雷帕霉素机械靶点、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3-激酶催化亚单位γ（PIK3CG）及与SWI/SNF相关基质相关的依赖于肌动蛋白的染色质调节因子亚家族A成员4，突变频率分别为30.2%（19/63）、20.6%（13/63）、15.9%（10/63）、15.9%（10/63）、15.9%（10/63）和15.9%（10/6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PIK3CG突变（ HR=21.52，95% CI：3.19～145.01）、平滑蛋白（SMO）突变（ HR=35.28，95% CI：3.12～398.39）、β-连环蛋白1（CTNNB1）突变（ HR=332.86，95% CI：15.76～7 029.05）、集落刺激因子1受体（CSF1R）突变（ HR=8 109.60，95% CI：114.19～575 955.17）、v-Raf小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B（BRAF）突变（ HR=23.65，95% CI：1.86～300.43）为临床ⅠA期肺腺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PIK3CG、SMO、CTNNB1、CSF1R、BRAF基因突变与临床ⅠA期肺腺癌的远期复发和转移密切相关，应给予具有这些基因突变的肺腺癌患者更为密切的临床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