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19年版指南 [1]在推荐意见8中写道：血清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 DNA）阳性、丙氨酸转移酶（ALT）正常、有乙型肝炎（乙肝）肝硬化或肝细胞癌（HCC）家族史且年龄> 30岁者，建议抗病毒治疗。意即ALT正常乙肝e抗原（HBeAg）阳性或阴性慢性HBV感染患者，须同时兼备年龄和家族史才推荐抗病毒治疗。但国际上主要乙肝指南 [2,3,4,5,6,7,8,9]均推荐：ALT正常HBeAg阳性或阴性慢性HBV感染患者，只要符合年龄或家族史其中一项，即推荐抗病毒治疗。说明毋须年龄和家族史同时兼备方可治疗。

目的:分析一例无偿献血者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DNA间歇性检出的血清学特征及其S基因测序情况，为正确解释间歇性检出献血者HBVDNA、更好的保证血液安全提供依据。方法:收集HBV DNA呈间歇性检出的献血者两次献血标本，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ELISA)双试剂检测HBV表面抗原(HBsAg)，血筛核酸检测(nucleic acid testing，NAT)筛查HBV DNA。使用电化学发光法进行乙肝五项检测。使用巢式PCR扩增HBV S基因并进行基因测序和分析。结果:针对两次标本，ELISA双试剂检测HBsAg均为阴性；NAT结果一次为无反应性，一次为反应性(Ct值为40.52)；乙肝五项结果显示HBV e抗体(anti-HBe)、HBV核心抗体(anti-HBc)均为阳性；该献血者两次标本经扩增测序均得到相同的S基因序列，分型为HBV基因型C；与S基因同基因型参考序列比对未发现基因突变。结论:该献血者存在隐匿性HBV感染(occult hepatitis B infection，OBI)，且表现为常规血筛核酸检测试剂间歇性检出的情况，极易发生HBV漏检，严重影响输血安全。灵敏度高的血筛检测试剂和方法对输血安全至关重要。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 e 抗原（HBeAg）阴性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发生肝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并检验其诊断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2021年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96例HBeAg阴性慢性HBV感染者和677例乙型肝炎相关肝硬化患者的临床常用实验室数据，按7∶3比例随机分为建模组（892例）和验证组（381例），采用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肝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临床决策曲线及临床影响曲线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OR=1.492，95% CI 1.316~1.706）、γ-谷氨酰转移酶（ OR=1.015，95% CI 1.010~1.022）、血小板计数（ OR=0.986，95% CI 0.982~0.988）和白蛋白（ OR=0.853，95% CI 0.824~0.882）是乙型肝炎相关肝硬化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基于此4项指标构建列线图风险模型。ROC曲线显示模型的AUC为0.933（95% CI 0.916~0.950），验证组AUC为0.931（95% CI 0.905~0.956）。校准曲线显示模型一致性较好，决策曲线分析和临床影响曲线显示模型净收益率较高，临床应用性能较好。 结论:乙型肝炎核心抗体、γ-谷氨酰转移酶、血小板计数和白蛋白是HBeAg阴性慢性HBV感染者发生肝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此建立的列线图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校准度和应用性能，能够为肝硬化发病风险的预测提供帮助。

我国自2005年发布首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下简称《乙肝指南》）以来，分别于2010年、2015年、2019年和2022年4次发布修订版，及时根据国内外乙型肝炎防治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更新乙型肝炎防治理念与策略，对指导我国乙型肝炎科学防治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功不可没。纵观刚颁布的2022年《乙肝指南》就有不少新的亮点，例如将乙型肝炎的自然史4期更新为乙型肝炎e抗原（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CHB）、HBeAg阴性慢性HBV感染和HBeAg阴性慢性CHB，并增加了"不确定期"的描述，既与国际接规，又符合客观实际。尤其关于扩大抗病毒治疗适应证方面迈出了较大一步，明确了部分丙氨酸转氨酶（ALT）正常的慢性HBV感染，在符合相关条件下也要抗病毒治疗。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更积极治疗的理念。所以，作者通过多次学习新版《乙肝指南》，并聆听多位专家对新指南的解读，深感受益匪浅。

目的:探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记忆性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受体β亚基(IL-2/IL-15Rβ)表达及其与细胞增殖和分泌功能相关性，以及慢性活动性乙型肝炎(CAHB)患者治疗前后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相关指标、丙氨酸转氨酶(ALT)和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变化。 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慢性乙型肝炎住院及门诊患者184例，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CAHB组纳入68例，无症状HBV携带组纳入47例。同时选取同时期30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健康对照组。CAHB组患者接受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并随访(8例失访)，分别比较剩余30例乙型肝炎e抗原(HBeAg)阳性和30例HBeAg阴性患者治疗前后HBV感染相关指标、ALT和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变化。多组间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两组间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评估CAHB患者PBMC CD3 + CD8 + CD45RO +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和平均荧光强度(MFI)与CD3 +T淋巴细胞中CD8 + CD45RO + T淋巴细胞比例相关性。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CAHB组患者PBMC CD3 +T淋巴细胞中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比例为(8.6±3.7)%，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5.7±2.5)%]和健康对照组[(5.5±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AHB组PBMC CD3 +CD8 +CD45RO +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为(6.8±4.7)%，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4.7±2.8)%]和健康对照组[(4.3±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AHB组PBMC CD3 +CD8 +CD45RO + T淋巴细胞IL-2/IL-15Rβ MFI为(243±168)，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160±91)和健康对照组(160±6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AHB组PBMC CD3 +CD8 + CD45RO +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及MFI与CD3 +T淋巴细胞中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比例均呈正相关( r＝0.33和0.28， P均<0.05)。经抗-CD3+super-2刺激，CAHB组PBMC 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增殖比例为(43.7±16.0)%，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29.1±9.4)%]和健康对照组[(26.8±9.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阻断IL-2/IL-15Rβ表达后，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增殖水平下降[(11.2±6.3)%]，低于CAH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AHB组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经抗-CD3+super-2刺激后分泌干扰素-γ(IFN-γ)、IL-2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比例分别为(13.8±5.4)%、(14.0±4.3)%和(12.3±4.6)%，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8.4±2.6)%、(9.4±3.2)%和(6.8±3.3)%]和健康对照组[(6.9±2.7)%、(9.9±3.0)%和(7.7±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阻断IL-2/IL-15Rβ表达后，分泌IFN-γ [(2.4±1.6)%]，IL-2 [(4.1±1.9)%]和TNF-α [(4.1±1.8)%]的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比例均下降，低于CAH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30例HBeAg阳性CAHB患者治疗前HBeAg、ALT、PBMC 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和MFI分别为521.4(68.9，1 339.0)COI、292(160，528)U/L、(6.4±3.2)%和(239±136)，高于治疗后水平[3.5(1.5，17.5)COI、20(14，31)U/L、(4.1±2.4)%和(134±5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337和6.403， t＝3.229和3.892， P均<0.05)。30例HBeAg阴性CAHB患者抗病毒治疗前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ALT、PBMC 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和MFI分别为(5 310±2 851)COI、(328±207)U/L、(7.1±5.8)%和(252±110)，高于治疗后水平[(3 811±2 495)COI、(33±14)U/L、(4.6±2.9)%和(154±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67、5.595、2.116和2.383， P均<0.05)。 结论:IL-2/IL-15Rβ表达水平与CAHB患者记忆性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数目、增殖和分泌功能密切相关。

目的:探究小分子化合物AM679在乙型肝炎病毒（HBV）复制及感染细胞模型中的抗病毒活性。方法:通过qPCR及蛋白质免疫印迹法验证AM679对延伸因子结合蛋白?2?（EFTUD2）表达的正向调节作用；用AM679（0.5、1、2?nmol/L）处理HepAD38、HepG2-NTCP细胞，设置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及AM679与恩替卡韦联合用药组。通过qPCR检测细胞内外HBV DNA水平变化，以及细胞内HBV RNAs与3.5kb-RNA的表达水平；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细胞上清液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e抗原（HBeAg）水平。组间均数差异采用 t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AM679处理后的HepAD38、HepG2-NTCP细胞中EFTUD2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目的:分析近年来泰州市孕妇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状况及乙型肝炎疫苗计划免疫管理对其的影响。方法:以2014年至2017年在泰州市人民医院、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泰州市中医院、泰兴市人民医院住院的孕妇为研究对象，按其HBV血清学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成无免疫者、免疫成功者、既往HBV感染者、HBV感染者和非典型表现者。以1992年为实施乙型肝炎疫苗计划免疫管理年，按孕妇分娩年度及实施疫苗接种前后分别分析其HBV感染状况。统计学方法采用 χ2检验和趋势性 χ2检验。 结果:最终被纳入的31 449例孕妇中，无免疫者13 203例(41.98%)，免疫成功者10 123例(32.19%)，既往HBV感染者6 409例(20.38%)，HBV感染者1 566例(4.98%)，非典型表现者148例(0.47%)。1992年前和1992年后(含1992年)出生孕妇的HBV血清学标志物全阴率分别为42.07%(10 794/25 657)和41.59%(2 409/5 79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44， P＝0.51)。1992年前出生孕妇的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抗-HBs)阳性率为28.95%(7 428/25 657)，低于1992年后(含1992年)的46.53%(2 695/5 7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8.94， P<0.01)，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χ2＝602.11， P<0.01)。1992年后(含1992年)出生孕妇的乙型肝炎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抗-HBc)阳性率为8.81%(510/5 792)，低于1992年前出生孕妇的22.99%(5 899/25 6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89.10， P<0.01)，且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 χ2＝478.72， P<0.01)。1992年前出生孕妇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阳性率为5.46%(1 402/25 657)，高于1992年后(含1992年)出生孕妇的2.83%(164/5 7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9.23， P<0.01)，且总体呈下降趋势( χ2＝49.25， P<0.01)。HBV感染孕妇中，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HBeAg)阴性率为78.16%(1 224/1 566)。 结论:泰州市HBV感染孕妇以HBeAg阴性者为主；乙型肝炎疫苗计划免疫管理降低了孕妇的HBsAg和抗-HBc的阳性率，提高了抗-HBs阳性率，但HBV血清学标志物全阴率降低不明显，水平传播仍可能是HBV现症与既往感染的风险因素。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疾病自然进程中病毒学标志物与宿主抗HBV免疫所致肝脏病理损伤的关系及动态变化。方法:回顾性选取2016年1月到2022年6月于浙江省台州医院接受肝穿刺活检的238例成人慢性HBV感染者。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血小板、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白蛋白、HBV DNA、qHBsAg、HBeAg等一般临床资料，以及患者的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和纤维化分级等肝脏病理诊断指标。按HBeAg状态对患者进行分组，并分别按不同肝脏炎症活动度、不同HBV DNA载量对患者行亚组分组，统计学分析比较各组的HBV病毒学标志物水平的组间差异，及其与患者肝脏炎症损伤指标如ALT、AST及肝组织炎症活动度间的相关性。结果:HBeAg阳性患者中有中度及以上肝脏炎症活动度（G≥2）患者的病毒学标志物水平均显著低于轻（无）炎症活动度（G<2）者（HBV DNA： t = 3.102， P = 0.002；qHBsAg: Z = -4.859， P < 0.001；HBeAg： Z = -4.386， P < 0.001）；而在HBeAg阴性患者中则呈现相反的趋势，G≥2亚组的HBV DNA水平、qHBsAg显著高于G<2亚组（HBV DNA： t = -5.269， P < 0.001；qHBsAg: Z = -2.951， P = 0.003）。对应地，HBV DNA水平、qHBsAg在HBeAg阳性患者中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肝脏炎症损伤指标AST呈弱到中等强度的负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 r = -0.300， P = 0.001；qHBsAg与炎症活动度： r = -0.432, P < 0.001; qHBsAg与AST： r = -0.233， P = 0.008）；而在HBeAg阴性患者中则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ALT、AST呈弱到中等强度的正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 r = 0.439， P < 0.001; HBV DNA与ALT： r = 0.502, P < 0.001；HBV DNA与AST： r = 0.582， P < 0.001），其中qHBsAg仅与患者的肝脏炎症活动度呈弱的正相关（ r = 0.285， P = 0.003）。进一步对HBeAg阳性患者按HBV DNA是否> 2×10 6 IU/ml进行亚组分析发现，HBV DNA>2×10 6 IU/ml亚组的患者其HBV病毒学标志物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ALT、AST间呈弱到中等强度的负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 r = -0.276， P = 0.009; HBV DNA与AST： r = -0.262, P = 0.014; qHBsAg与炎症活动度： r = -0.448, P < 0.001; qHBsAg与ALT： r = -0.223， P = 0.037; qHBsAg与AST： r = -0.455， P < 0.001; HBeAg与炎症活动度： r = -0.433， P < 0.001；HBeAg与ALT： r = -0.257， P = 0.016; HBeAg与AST： r = -0.369， P < 0.001）；但上述"负相关"在HBeAg仍为阳性且HBV DNA≤2×10 6 IU/ml的患者中消失。不仅如此，HBV DNA与ALT、HBeAg与AST更分别呈中等强度的正相关（HBV DNA与ALT： r = 0.305， P = 0.049 7; HBeAg与AST: r = 0.321, P = 0.038）。 结论:在慢性HBV感染的疾病进程中，在HBeAg阳性且HBV DNA>2×10 6 IU/ml时，患者的抗HBV免疫应答可通过清除感染肝细胞来有效地抑制HBV的复制，而当HBV DNA载量低于该界值时，患者的抗HBV免疫性应答更多地造成了肝组织炎症损伤。

目的:建立和评估一种新的判断免疫耐受期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者显著肝组织损伤的诊断模型。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11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275例接受肝脏穿刺活组织检查术的免疫耐受期慢性HBV感染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肝组织病理学改变分为

目的:分析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正常的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HBeAg)阴性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的肝脏病理特征，并评估不同肝纤维化血清学诊断模型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8月至2019年12月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就诊的ALT正常且进行肝穿刺活组织检查的HBeAg阴性CHB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血清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指标和HBV DNA，并通过病理检查评估肝纤维化分期(S)。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γ-谷氨酰转肽酶和血小板比值(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to platelet ratio，GPR)、肝纤维化4因子指数(fibrosis 4 score，FIB-4)、S指数、天冬氨酸转氨酶和血小板比率指数(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o platelet ratio index，APRI)和γ-谷氨酰转肽酶与白蛋白比值(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to albumin ratio，γ-GT/ALB)对肝脏病理纤维化的诊断效能。采用两变量相关性检验分析不同无创诊断模型与肝组织病理纤维化之间的关系。统计学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448例患者的年龄为(37.98±9.82)岁，男女比为1.286 ∶1。年龄>30岁、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2 000 IU/mL和HBV DNA≥2 000 IU/mL的患者中S≥2者所占比例分别高于年龄≤30岁、HBsAg≥2 000 IU/mL和HBV DNA<2 000 IU/mL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7.68， P＝0.006; χ2＝11.44， P＝0.001; χ2＝9.12， P＝0.003)。肝病理纤维化分期S<2者250例，S＝2者162例，S≥3者36例。FIB-4(相关系数为0.250)、APRI(相关系数为0.218)、GPR(相关系数为0.186)、S指数(相关系数为0.184)和γ-GT/ALB(相关系数为0.127)与肝脏病理纤维化程度均呈正相关(均 P<0.050)。S指数诊断显著肝纤维化(S≥2)的灵敏度最高，为64.1%，而γ-GT/ALB的特异度最高，为80.8%。γ-GT/ALB诊断重度肝纤维化(S≥3)的灵敏度最高，为77.8%，而APRI的特异度最高，为78.6%。 结论:ALT正常的HBeAg阴性CHB患者肝纤维化的发生比例较高。目前的血清学诊断模型不适用于此类患者的肝纤维化评估，适时的肝穿刺仍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