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植被变化及驱动因素,可为生态修复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本研究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获取2000-2020年河南省植被覆盖数据,并结合Theil-Sen Median趋势、Mann-Kendall检验和Hurst指数,揭示河南省及其流域分区(海河流域分区、黄河流域分区、淮河流域分区、长江流域分区)植被分布和变化趋势,并联合因子探测及因子交互,从不同尺度探究了自然和人文因素对植被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河南省植被覆盖度(FVC)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以中高植被覆盖为主,其中,长江流域分区最好.河南省及各分区FVC变化规律一致,呈波动上升趋势,均以明显改善为主,其中,长江流域分区的改善面积最大.基于Hurst指数,河南省未来植被状况除了淮河流域分区可能持续改善外,其他分区均表现为从改善转向退化.河南省及各分区植被变化是人文因子与自然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因子影响力随时间而改变,主导因子存在地域差异,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和夜间灯光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强于海拔、坡度、年均低温等自然因素.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人文与自然因素的交互作用,呈非线性增强关系.

福寿螺是世界范围内的外来入侵物种,严重危害了我国的农业生产、生态和人体健康.为了评价福寿螺在国内的生境适应性,本研究通过数据库查询、文献检索和新闻报道等方式收集了 741个福寿螺在中国区县级的地理分布数据,使用方差膨胀因子和Pearson检验对19个生物气候因子筛选,获得5个最主要的气候因子,结合全国海拔数据,基于Biomod2组合模型研究福寿螺现在和未来气候条件下可能的适宜分布区域,以及其主要环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当前时期,福寿螺在中国的适生区集中在浙江、上海、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南方地区.在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福寿螺在我国南方地区的适生区将大范围扩大,并向北方地区扩散.影响福寿螺适生区分布最主要的环境因子为最湿月降水量和最湿季平均气温.利用组合模型预测福寿螺当前和未来气候条件下的潜在分布,将有助于管理其入侵和传播的风险,为相关地区及部门预防福寿螺扩散提前采取措施、监测和减缓该物种的入侵提供参考.

目的 观察平原(海拔57m)成年健康人群急进到高原地区(海拔4300m)后其血生化、免疫等65项指标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指标变化意义.方法 15名平原成年健康人,分别采集他们身处平原地区和高原地区的静脉血,行血生化、免疫等检测,分析其检查结果.结果 65项血生化、免疫检查指标中:①上高原后1周与在平原地区比较,变化指标共有12个,其中表现下降趋势的为血脂检查指标APOA(载脂蛋白A)、HDL(高密度脂蛋白)、肝功能检查指标ALB(血清白蛋白)、胰腺检查指标AMYL(α-淀粉酶)、血糖检查指标GLU(葡萄糖)5个指标,表现上升趋势的为内分泌激素检查指标CORT(皮质醇)、ProBNP(脑利钠肽前体)、C肽、炎症检查指标IL-6(白介素6)、肿瘤标志物检查指标HE4(人附睾蛋白4)、肝功能检查指标NH3(血氨)、心肌酶检查项目TNT-HS(超敏肌钙蛋白T)7个指标.②下高原后返回平原1周与在高原1周相比,变化指标有10个,其中表现下降趋势的为内分泌激素检查指标C肽、INSULIN(胰岛素)、肿瘤标志物检查指标HE4(人附睾蛋白4)、肝功能检查指标NH3(血氨)、心肌酶检查指标TNT-HS(超敏肌钙蛋白T)、LDH(乳酸脱氢酶)6个指标,表现上升趋势的为肝功能检查指标ALB(血清白蛋白)、胰腺检查指标AMY-P(胰淀粉酶)、AMY-L(α-淀粉酶)、血糖检查指标GLU(葡萄糖)4个指标.③平原人群在急进高原后指标呈下降趋势,在返回平原后逐渐上升的指标为肝功能检查指标ALB(血清白蛋白)、胰腺检查指标AMYL(α-淀粉酶)、血糖检查指标GLU(葡萄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平原人群在急进高原后呈上升趋势,在返回平原后逐渐下降的指标为内分泌激素检查指标C肽、肿瘤标志物检查指标HE4(人附睾蛋白4)、肝功能检查指标NH3(血氨)、心肌酶检查指标TNT-HS(超敏肌钙蛋白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健康人群由平原急进到高原时,肝功能检查指标ALB、NH3的变化,反映了急进高原造成肝功能受损;胰腺检查指标AMYL和血糖检查指标GLU在急进高原后下降反映了机体消化吸收功能降低;而内分泌激素检查指标C肽、肿瘤标志物检查指标HE4、心肌酶检查指标TNT-HS急进高原后升高反映了高原低氧环境中应激激素分泌入血,体内出现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分泌能力、肾功能以及心肌受损.机体的多项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返回平原后指标恢复,机体可通过调节来适应高原环境,未对身体造成显著损害.

目的:探讨军事人员空运进驻高原前后及不同时间段肺动脉压和右心相关参数的变化，为空运进驻高原航卫保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测试23名健康军事人员进驻高原前1周及进驻高原后肺动脉血流加速时间（acceleration time，ACT）、右心室射血时间（right ventricular ejection time，RVET）、右心室射血前期（right ventricular pre-ejection period，RVPEP），并计算肺动脉收缩压和平均肺动脉压；测量右心室流出道内径（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主肺动脉内径（main pulmonary artery diameter，MPAD）、右室舒张末期内径（right ventricular diameter，RVD）、右心房左右径（right atrium diameter，RAD）。根据进驻不同时间（2个月10人、3个月7人、8个月6人），比较军事人员进驻高原不同时间，以及进驻高原前后肺动脉压的变化。结果:与进驻高原前相比，受试者进入高原后肺动脉血流ACT显著缩短（ F=3.25， P<0.01）；RVPEP明显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51， P<0.05）；肺动脉收缩压和平均肺动脉压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19、2.69， P<0.01）。与进驻前比较，进驻高原2个月后受试者ROVT、RVD均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442、2.643， P<0.05）；MPAD、RA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①缺氧、低压的高原环境导致受试者肺动脉压力较在平原地区时明显升高，右心室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②随着高原进驻时间的增加，身体习服性的适应，肺动脉压的变化无明显差异；③肺动脉高压发生在进驻高原初期，因此进驻高原初期预防或减轻肺动脉高压的发生是保持空运投送军事人员健康的重要措施。

目的:分析高原作业电网施工人员急性高原病（AMS）发病率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将10 956名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阿里联网工程高原施工人员纳入研究。由阿里联网工程职工医疗站医疗记录数据库获取对象的基线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发育及营养状态、相关临床指标等）和AMS发病情况的随访资料，生命早期居住地所在地和工作环境海拔高度由网站（ https：//zh-cn.topographic-map.com/legal/）获取。计算不同特征对象AMS发病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索AMS发病危险因素。 结果:研究对象年龄为（36.1±10.5）岁，其中男性占95.27%（10 438名），随访时间为（17.46±4.23）个月，生命周期居住地和工作环境海拔分别为（1 959±937）和（4 533±233）m。随访期AMS发病率为15.58%（1 707例），其中急性高原反应和高原肺水肿（HAPE）发病率分别为15.53%（1 702例）和0.05%（5例），未发现高原脑水肿（HACE）患者。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工作环境海拔高度每上升100 m，AMS发病风险升高45%［ HR（95% CI）：1.45（1.41~1.51）］；生命早期居住地海拔高度越高，发病风险越低［ HR（95% CI）：0.84（0.80~0.88）］；以基线时氧饱和度90%~94%作为对照组，氧饱和度<75%会增加AMS的发病风险（ HR=1.67，95% CI：1.24~2.23）。 结论:高原作业电网施工人员AMS发病率较低，发病危险因素包括高工作环境海拔、低生命早期居住地海拔和基线时氧饱和度低于75%。

目的:分析云南省高海拔地区急性肺栓塞（APE）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入选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入院的APE患者。将入选患者按照危险分层分为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主要症状、APE的危险因素、心率、收缩压、实验室检查结果［D-二聚体、心肌肌钙蛋白I（cTNI）、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等］以及超声心动图和心电图检查结果，分析入选患者的临床特征。结果:研究共入选患者392例，年龄（63.5±15.7）岁，男性224例（57.14%），其中低危组59例、中危组304例、高危组患者29例。患者最主要的症状为胸痛［157例（40.05%）］，然后依次为呼吸困难［107例（27.30%）］、咯血［55例（14.03%）］，20例（5.10%）患者以晕厥为首发症状，典型的“三联征”患者仅有6例（1.53%）。大部分患者为非特异性表现，胸闷223例（56.89%）、咳嗽208例（53.06%）。入选患者APE危险因素占比最高的为下肢静脉血栓179例（45.66%），其次为高血压138例（35.20%）、手术63例（16.07%）、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62例（15.82%），然后为冠心病57例（14.54%）、糖尿病57例（14.54%）、脑梗死51例（13.01%）、高龄47例（12.00%）、肿瘤15例（3.83%）、活动受限7例（1.79%）、妊娠6例（1.53%）和使用激素4例（1.02%）。低危组下肢静脉血栓患者的比例高于中危组（ P<0.01）；高、中危组COPD患者的比例均高于低危组（ P均<0.01）；高危组高血压患者的比例低于中、低危组（ P均<0.01）；中危组高龄患者的比例高于低危组（ P<0.01）。低、中、高危组患者间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高危组患者D-二聚体水平高于中、低危组（ P均<0.05）。高危组患者NT-proBNP和cTNI水平均高于中、低危组（ P均<0.05）。入选患者中合并肺动脉高压者105例（26.79%），高危组合并肺动脉高压患者的比例高于低危组（ P<0.01）；右心室增大者104例（26.53%），高危组合并右心室增大患者的比例高于中危组，中危组又高于低危组（ P均<0.01）。入选患者心电图表现以肢导联T波倒置最为常见［98例（25.00%）］，其次为S ⅠQ ⅢT Ⅲ［83例（21.17%）］。 结论:云南省高海拔地区APE患者以胸痛、呼吸困难为主要表现，部分患者以晕厥为首发症状，典型“三联征”的患者较少，最常见的危险因素为下肢静脉血栓、高血压、COPD。不同危险分层的患者临床症状、危险因素、实验室检查结果有所不同。

患者男，27岁。因右眼突然视力下降2 d于2020年11月23日到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就诊。患者全身情况良好，既往无高血压、糖尿病全身病史；有多次高海拔地区活动史，每次间隔1~2年，最高约至4 500 m，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2020年11月17日患者徒步攀登海拔5 500 m的雪山，期间无明显不适，3 d后返程，于半日内下降至海拔3 000 m城市，约1 h后右眼视力突然下降。眼科检查：右眼、左眼最佳矫正视力（BCVA）分别为0.5、1.0。双眼眼前节正常。眼底检查，右眼黄斑区及中周边视网膜、左眼上方血管弓周围小片状出血（图1）。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双眼颞侧周边毛细血管扩张，晚期轻微荧光着染及荧光素渗漏；右眼黄斑中心凹旁及左眼上方血管弓旁散在小片出血遮蔽荧光（图2）。多焦视网膜电图（mf-ERG）检查，右眼黄斑区尖峰不明显，周边可见凹陷区，中心凹及旁中心凹反应密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后极部区域反应密度降低（图3A）；左眼正常。微视野检查，右眼黄斑区平均阈值降低（图3B）；左眼正常。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检查，右眼黄斑区视网膜层间出血，中心凹偏颞下方深层视网膜局部可见片状中等反射（图3C）；左眼黄斑区视网膜结构尚可。血常规及血凝指标检查结果均正常。诊断：（1）双眼高原视网膜病变（HAR）；（2）双眼视网膜出血。予以口服改善微循环及营养神经药物治疗。

目的:分析高海拔地区的儿童眼外伤患者致伤因素分布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单中心横断面真实世界研究。收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就诊的眼外伤患者的电子病历资料，筛选年龄<18岁的患儿，统计性别、年龄、是否为学生、居住地以及具体致伤原因。进一步将致伤原因分为钝器伤与非钝器伤，利用四格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是否为学生、不同居住地的致伤原因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共纳入259名儿童眼外伤患者，占眼外伤患者总量的28.59%(259/906)。患儿年龄为1～17岁，其中男性患儿185人占71.43%，女性患儿74人占28.57%。≤6岁者138例(53.28%)，>6岁者121例(46.72%)；学生121例(46.72%)，非学生138例(53.28%)；居住于城市者196例(75.68%)，居住于农牧山区者63例(24.32%)。具体致伤原因包括钝器伤194例(74.903%)，锐器伤48例(18.533%)，异物伤4例(1.544%)，动物或植物伤6例(2.317%)，其他伤7例(2.703%)。其中在钝器伤和非钝器伤患儿中，性别(男147∶38，女47∶27, χ2＝7.15， P＝0.007)、是否为学生(学生97∶24，非学生97∶41, χ2＝3.35， P＝0.045)、居住地(城市158∶38，农牧山区36∶27, χ2＝13.97， P<0.001)等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年龄是否超过6岁(>6岁94∶27，≤6岁100∶38, χ2＝0.94， P＝0.3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高海拔地区儿童眼外伤致伤因素以钝器伤为主，表现出多样性；男性患儿、城市患儿为钝器伤高发的相关因素，非学生中的非钝器伤相对高发。

目的:了解青海省自然疫源性病区小型兽类空间分布，并以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I（COI）基因作为分子标记，对捕获的小型兽类进行分子水平的物种鉴定。方法:2009 - 2016年，在青海省6个州的16个市（县），采集小型兽类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小型兽类地区分布、不同海拔分布、生态环境类型分布；采用PCR扩增小型兽类的COI基因部分片段序列（长度约650 bp），并进行同源性比较、遗传距离和系统发育分析。结果:共捕获小型兽类1 631只，分别隶属于3目7科21属30种；其中啮齿动物926只，分别隶属于5科19属25种，占56.78%。格尔木市采集的小型兽类数量最多（313只），2 800 ~ < 3 000 m的海拔段为小型兽类分布最高峰（532只），沙地草原捕获数量最多（612只）。共成功扩增292只小型兽类COI基因，同源性比对与目标序列一致。种内遗传距离为0.01% ~ 2.90%，种间遗传距离为4.00% ~ 12.00%，种间遗传距离大于种内遗传距离；属间遗传距离为13.00% ~ 21.00%，科间遗传距离为22.00% ~ 25.00%。邻接法（NJ）系统发育树显示，同种个体聚为有很高支持度的单一分支共形成20个，置信度为98% ~ 100%。结论:青海省小型兽类空间分布受地区、海拔、生态环境等自然地理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分子鉴定法可弥补形态学鉴定中的不足。

目的:探讨高海拔地区与低海拔地区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化疗过程中凝血酶原时间（PT）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了解NHL与PT的关系。方法:收集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高海拔地区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平均海拔2 261 m）及低海拔地区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平均海拔1.3 m）各68例NHL患者，分别与20例高海拔地区和20例低海拔地区健康体检者比较PT；根据患者分型、分期及分级[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分组对比高低海拔地区NHL患者初诊PT；比较高低海拔地区患者化疗6个周期后的PT变化。结果:低海拔地区健康体检者及NHL患者初诊PT均低于高海拔地区[（12.3 ± 1.3） s比（13.4 ± 1.9） s、（12.2 ± 0.8） s比（13.7 ± 1.1） 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一地区NHL患者与健康体检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高海拔与低海拔地区NHL患者不同分型、分期及分级P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 =4.611、8.202、6.893、5.345、3.121、5.397、2.838、3.720， P<0.05），同一地区NHL患者分型、分期及分级P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高海拔与低海拔地区NHL患者化疗前后PT比较[（13.7 ± 1.1） s比（12.2 ± 0.8） s、（13.4 ± 1.4） s比（12.0 ± 1.3） 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一地区NHL患者化疗前后P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1.377、- 1.222， P>0.05）。 结论:低海拔地区NHL患者PT低于高海拔地区，与NHL患者分型、分期、分级及化疗无明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