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AIDS在世界上广泛流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尚无法彻底根除HIV感染，开发新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仍然至关重要。不断分离到的广谱中和抗体(bnAb)，在抗HIV-1感染和治疗方面的应用日益突出，也为新疫苗的设计带来曙光。本文对近年来bnAb的分离鉴定的技术及中和表位特征研究进展进行简要综述。

目的:筛选肠道病毒71型(EV71)中和表位，确定诱导机体免疫应答的特定最短氨基酸基序，为合成肽疫苗研发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噬菌体随机十二肽库淘选EV71中和抗体特异性结合克隆并测序，推导出中和表位的关键序列。合成含有关键序列且N端乙酰化(AC)和C端连接血蓝蛋白(KLH)的系列肽段，免疫小鼠后收集血清，经Western blot、ELISA和中和试验验证肽段的免疫原性以及免疫后血清的中和活性。结果:经过3轮淘选和克隆测序后，分析确定关键基序为KQEKDL。Western blot结果表明修饰后的含关键基序的系列肽段免疫小鼠获得的血清与EV71和VP1蛋白均有不同程度结合。ELISA结果表明仅含有最短关键基序的合成肽段(AC-KQEKDL-KLH)免疫后血清对其余3条肽段及EV71的反应最强。中和试验结果表明该肽段免疫后血清的中和效价也最高。结论:利用噬菌体随机肽库技术成功筛选出EV71中和表位，确定KQEKDL关键基序可能是诱导机体免疫应答的特定最短氨基酸序列，为了解免疫应答机制、免疫原性评价及多肽疫苗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皮肤创面形成后，内源性电场（EF）引导表皮细胞向创面中心定向集体迁移，从而促进创面愈合。这一过程涉及2个功能不同的细胞群体，即领导细胞（leader cell）和随从细胞（follower cell）。在EF引导的集体迁移中，领导细胞的定向极化至关重要，但其潜在的调节机制尚不清楚。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整形外科张家平教授团队在《Burns & Trauma》杂志上发文《CD9 negatively regulates collective electrotaxis of the epidermal monolayer by controll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polarization of leader cells》。研究者首先利用延时显微镜观察到EF以电压依赖的方式引导人永生化KC——HaCaT单层向电场阳极集体迁移；在HaCaT单层的前端，领导细胞沿着迁移的方向动态形成伪足。免疫荧光染色显示，EF处理组HaCaT细胞中极化的F?肌动蛋白较对照组增加了3.4倍（P<0.05），证实极化的F?肌动蛋白在伪足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接着，研究者观察到CD9在HaCaT细胞膜上与F?肌动蛋白共定位；并且EF处理组HaCaT细胞的CD9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随后，研究者利用过表达CD9的重组腺病毒转染，构建了过表达CD9的HaCaT（Ad?CD9），并观察到CD9的过表达会抑制EF引导下领导细胞中F?肌动蛋白的极化和HaCaT单层的集体迁移（P<0.001）。研究者进一步探究其机制，证实EF通过下调CD9以激活ADAM17/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HB?EGF）/EGF受体，引起F?肌动蛋白的极化，从而诱导领导细胞的产生，并促进细胞的定向集体迁移。最后，在正常HaCaT细胞和Ad?CD9混合的共培养单层中，研究者观察到CD9过表达导致的领导细胞极化障碍能够恢复至正常细胞水平（P<0.01）；然而，加入HB?EGF中和抗体后，领导细胞再次出现极化障碍（P<0.01）。综上，该文首次揭示了EF引导的HaCaT单层集体迁移的机制，也为急慢性创面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

目的:比较指套悬吊牵引复位和传统双人徒手牵引复位两种方法在桡骨远端Colles骨折保守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自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我院共收治114例桡骨远端骨折(Colles骨折)接受保守治疗患者，分为指套悬吊牵引复位组和传统双人徒手牵引复位组，两组在复位后均采用掌屈尺偏位石膏夹板固定，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后骨折愈合时间、影像学表现(掌倾角、尺偏角)及腕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等。结果:两组Colles骨折患者在性别、年龄、部位、致伤原因以及骨折AO/OTA分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114例患者术后随访6～12个月，平均8.3个月，两组患者复位前、后分别通过腕关节正侧位X线片测量掌倾角与尺偏角，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复位过程中和复位后VAS评分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复位前后腕部软组织肿胀评分组内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观察骨折愈合时间和6个月复查腕关节活动度及握力，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两种复位方式在Colles骨折保守治疗过程中均有效，指套悬吊牵引在骨折复位质量、骨折愈合及腕关节功能恢复方面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在牵引过程中患者的舒适度比双人徒手牵引复位更好。

目的:评价Ambu AuraGain喉罩用于无痛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患者气道管理的效果。方法:择期行无痛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患者60例，性别不限，ASA分级Ⅰ～Ⅲ级，年龄30～64岁，体重45～80 kg，Mallampati分级Ⅰ～Ⅲ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2组( n＝30)：Ambu AuraGain喉罩组(A组)与Supreme喉罩组(S组)。麻醉诱导后置入喉罩，术中使用间歇正压模式通气维持P ETCO 2 30～45 mmHg、SpO 2>95%。纤维支气管镜经过喉罩出口末端时记录Brimakombe评分，评价喉罩对位准确情况。分别于麻醉诱导后成功置入喉罩时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结束即刻，记录气道密封压。记录喉罩置入时间、置入成功情况、首次置入成功情况和喉罩拔除时间。记录术中低氧血症、高血压、心动过速和喉罩拔除后低氧血症、咽喉疼痛、喉罩粘血的发生情况。记录内镜医师对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操作的满意度。 结果:2组喉罩置入时间、置入成功率、首次置入成功率、喉罩拔除时间、术中和喉罩拔除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S组比较，A组喉罩对位准确率和检查结束即刻气道密封压升高，内镜医师满意度升高( P<0.05)。 结论:Ambu AuraGain喉罩可安全、有效地用于无痛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患者的气道管理。

永存胚胎血管综合征（PFVS）是一种临床少见的玻璃体先天发育异常，按累及眼球部位分为前部型、后部型及混合型三种类型。其临床表现多样，早期的手术干预十分重要。手术以解除纤维血管膜对视网膜及晶状体的前后牵引、重建清晰视轴为主要目标。常见的手术方式有瞳孔成形手术、晶状体切除手术伴或不伴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前入路或后入路玻璃体切割手术等。在新技术上，粘弹剂与飞秒激光的应用均有较为理想的结果。除了注重提高手术成功率，还需系统全面地评估患儿的手术前整体情况及手术后视功能。PFVS患儿手术后视力提高有限，这与病变累及范围及并发症的发生有关。伴有视网膜黄斑牵拉脱离和发育不良以及睫状突拉长者，其手术后视力预后不佳。如何从纤维血管蒂与视网膜的显微解剖关系入手，提高累及眼后节PFVS患儿的手术后视力值得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优化手术步骤、减少手术创伤以降低手术中和手术后并发症也是今后PFVS治疗的重点研究方向。

目的:制备人乳头瘤病毒6型L1(HPV6 L1)蛋白特异性单克隆抗体，探索抗体的结合特点、交叉活性以及中和效果。方法:从免疫HPV6 L1蛋白小鼠脾细胞中提取抗体基因，构建ScFv噬菌体抗体文库。用HPV6 L1蛋白对文库进行富集筛选，将获得的抗体基因表达成鼠IgG后，验证抗体与L1蛋白的结合性质以及对假病毒的中和效果。结果:成功构建了针对HPV6 L1的ScFv抗体文库，库容量为6.54×10 7。抗体文库经HPV6 L1筛选后获得了两株抗体，命名为Q9和Q11。经ELISA检测，Q9-IgG与HPV6 L1反应的滴度约为10 6，与HPV18和45 L1的滴度为10 2。Q11-IgG与HPV6 L1结合的滴度约为4×10 4，而与其他型别L1均不结合。经过假病毒中和试验测定，Q9-IgG没有中和活性，而Q11-IgG针对HVP6假病毒的中和滴度约为10 4.5。 结论:Q9和Q11均为HPV6 L1特异性单克隆抗体，但二者交叉反应性、抗原识别位点及中和活性均具有明显差异。该抗体可为HPV6病毒的基础研究、免疫学诊断以及治疗制剂研发提供工具抗体。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感染的长期不进展者（LTNP）体内分离到的广谱中和抗体（bNAbs），已被证明可以预防HIV-1感染并降低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成为了指导HIV-1疫苗设计和被动免疫治疗的突破口。中和抗体的功能除了与靶向表位有关，其亲和力也极大的影响了抗体的活性。HIV-1 bNAbs通过体内的多轮亲和力成熟获得了较高亲和力，从而实现了广谱度和中和活性的增加。高亲和力HIV-1 bNAbs在治疗过程中能更好的协助机体免疫系统清除病原体，并且使用剂量更少，毒副作用也相对较低。在亲和力成熟的同时，HIV-1 bNAbs表现出了高水平的体细胞超突变（SHM）、插入缺失、较长的重链第三互补决定区等不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阻碍了通过有效疫苗诱导HIV-1 bNAbs在体内产生并发育成熟，因此了解抗体亲和力成熟过程中发生的突变及其要点，有助于理解中和抗体的活性与特征的关系，并为设计有效的HIV-1潜在免疫原提供参考。

目的:评价体感诱发电位(SEP)监测预防脊柱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效果。方法:选择后路腰椎椎间融合术患者120例，年龄40～70岁，性别不限，ASA分级Ⅰ或Ⅱ级，凝血功能未见常，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和信封法分成3组( n＝40)：基础预防措施组(A组)、弹力袜组(B组)和SEP监测组(C组)。B组术前1 h穿弹力袜，C组术中进行SEP监测，电流刺激强度25 mA。术中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测定双下肢腘静脉血流速度；于术前1 d、术毕和术后24 h时取静脉血样，测定血浆D-二聚体浓度；采用超声诊断术中和术后24 h内下肢DVT的发生情况。 结果:与A组和B组比较，C组双下肢腘静脉血流速度加快，血浆D-二聚体浓度降低，术中下肢DVT发生率降低( P<0.05)。 结论:SEP监测作为脊髓电生理监测的同时可有效预防脊椎手术患者下肢DVT的发生。

目的:探讨不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临床疗效与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7月至2020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3 418例行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 060例，女1 358例；年龄为（61±11）岁。患者在符合根治性切除及手术适应证的条件下选择手术方式：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观察指标：（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3 418例患者中，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1 978例，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1 028例，施行NOSES 412例。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造瘘情况（永久性造口、预防性造口、未造瘘），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45（55~460）min，100（30~1 000）mL，435、88、1 455例，72（10~220）h，96（16~296）h，158例，10（6~60）d；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5（80~450）min，50（10~800）mL，172、112、744例，48（14~120）h，72（38~140）h，17例，9（4~40）d；施行NOSES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80（80~400）min，30（5~500）mL，0、45、367例，48（14~144）h，72（15~148）h，1例，6（3~30）d；3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291.38、518.56， χ2 =153.82， H=408.86、282.97， χ2 =78.66， H=332.30， P<0.05）。（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贫血、低蛋白血症、肠梗阻、肿瘤位置、术前癌胚抗原、术前CA19-9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最大径、淋巴结检出数目、神经侵犯、血管侵犯、淋巴结侵犯、T分期、N分期、M分期、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术后发生吻合口漏、腹腔感染、肠梗阻、吻合口出血、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分别为52、21、309、8、130、51、59例，33、17、75、3、45、58、9例，13、4、8、0、11、10、15例，3者肠梗阻、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22.56，13.33，20.44，15.59， P<0.05）；3者吻合口漏、腹腔感染、吻合口出血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96，2.21，3.08， P>0.05）。（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①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为20~39岁和40~59岁，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46，0.59，0.43，0.13，95%可信区间为0.21~1.00，0.36~0.96，0.33~0.56，0.06~0.27， P<0.05）。②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体质量指数为24.0~26.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24，0.63，0.46，95%可信区间为0.11~0.51，0.44~0.89，0.24~0.87， P<0.05）。③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15，95%可信区间为1.46~3.18， P<0.05）；TNM分期为0~Ⅰ期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95%可信区间为0.01~0.88， P<0.05）。④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20~39岁、40~59岁、60~79岁），体质量指数（<18.5 kg/m 2、18.5~23.9 kg/m 2、24.0~26.9 kg/m 2、27.0~29.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0.29，0.37，0.08，0.22，0.35，0.32，0.29，95%可信区间为0.01~0.81，0.13~0.64，0.17~0.78，0.02~0.40，0.09~0.52，0.15~0.83，0.12~0.89，0.14~0.59， P<0.05）。 结论: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手术适应证更广，手术时间更短，但围手术期治疗效果不及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具有手术适应证时，患者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可获得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及更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