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非动脉炎性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NA-CRAO)患者外周血中部分与炎症相关的血细胞变化.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于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住院治疗的NA-CRAO患者218例(NA-CRAO组)及同期常规体检者218名(对照组)纳入研究.两组受检者年龄(t=0.60)、性别构成比(x2=0.83)、体重指数(t=0.77)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集受检者空腹外周静脉血0.2 ml,检测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T)、淋巴细胞(LYMPH)、红细胞(RBC)、RBC分布宽度(RDW)、血小板(PLT)、平均PLT体积(MPV)、大PLT比率(PLCR),计算NEUT/LYMPH比率(NLR)、PLT/LYMPH比率(PLR).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对P＜0.05的血细胞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各炎症指标的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可信区间(95％CI),根据约登指数(灵敏度+特异性-1)确定最佳临界值.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NA-CRAO组患者WBC、NEUT、NLR、RDW、PLR升高,LYMPH、RBC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68、12.43、9.47、3.64、5.54、5.18、0.46,P＜0.001);两组PLT、MPV、PLC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2、1.56、0.84,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LR是NA-CRAO发生的可能危险因素(比值比=2.51,95％CI0.780～0.859,P=0.03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NLR预测NA-CRAO的AUC为0.819,最佳临界值为3.05,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59.2％、92.7％.结论 NA-CRAO患者外周血细胞中NEUT明显升高,LYMPH减少;NLR是NA-CRAO发生的可能危险因素.

背景 脓毒症是由感染因素引发机体免疫反应失调而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目前对于未成熟血小板比率(IPF)在脓毒症严重程度及预后方面已有一些研究,但关于IPF联合其他指标在脓毒症中应用的研究较少.目的 探讨IPF联合其他指标在脓毒症严重程度及其预后中的预测价值.方法 收集 2020 年 11 月—2022 年 11 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60 例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组情况:严重程度按定义划分,可分为严重脓毒症组 24 例与脓毒性休克组 36 例;严重程度按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划分,可分为低SOFA组26例(SOFA评分＜6分)与高SOFA组34例(SOFA评分≥6分);按预后划分,可分为生存组 39 例与死亡组 21 例.对比不同分组患者IPF及其他血液指标[中性粒细胞与白蛋白比值(NA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乳酸与白蛋白比值(LAR)]的差异,绘制不同联合指标评估脓毒症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比较其评估价值.结果 死亡组患者肺部疾病所占比例、基线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量表系统Ⅱ(APACHEⅡ)评分、基线SOFA评分高于生存组(P＜0.05).高SOFA组患者肺部疾病所占比例、基线APACHEⅡ评分、死亡所占比例高于低SOFA组(P＜0.05).对于治疗开始 48 h IPF,脓毒性休克组患者高于严重脓毒症组,高SOFA组患者高于低SOFA组,死亡组患者高于生存组(P＜0.05).因不同组患者治疗开始 48 h IPF均存在统计学差异,故截取 48 h各实验室检查指标进行进一步研究分析:IPF在预测脓毒性休克及高SOFA评分的AUC分别为 0.70(95%CI=0.55～0.83,截断值为 3.95%)、0.72(95%CI=0.60～0.86,截断值 7.70%),预测死亡的AUC为 0.73(95%CI=0.58～0.89,截断值为6.10%).IPF+基线APACHEⅡ评分+NLR、IPF+基线APACHEⅡ评分+LAR预测高SOFA评分的AUC分别为0.91(95%CI=0.84～0.98)和0.93(95%CI=0.84～0.99);IPF+NAR+PLR预测脓毒症患者死亡的AUC为0.90(95%CI=0.81～0.98).结论 IPF联合不同血液指标能够提高临床实践中对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能力,治疗开始 48 h IPF+基线APACHEⅡ评分+治疗开始 48 h NLR及治疗开始 48 h IPF+基线APACHEⅡ评分+治疗开始 48 h LAR在脓毒症严重程度预测中具有较高效能;而治疗开始 48 h的IPF+NAR+PLR在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方面效能较好.

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的主要手段，但仍有30％的患者对其治疗反应差。目前能够提示抗VEGF药物治疗预后的影像标志物包括缺血指数、深层视网膜毛细血管丛的黄斑中心凹无血管区面积、微动脉瘤数量、血流密度、视网膜内层紊乱、外界膜和（或）椭圆体带破坏程度、强反射灶、视网膜内囊肿、视网膜下液；生物标志物包括超敏C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抗延胡索酸酶抗体以及眼内房水细胞间黏附分子-1、白介素（IL）-6、IL-8等。了解这些可能预测和评估抗VEGF药物治疗预后的临床标志物，可以灵活调整治疗方案，更加有效地监测、治疗、管理DME患者。

目的: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与自发性脑出血患者30 d临床转归的相关性，以及将NLR加入ICH评分能否提高预测转归不良的准确性。方法:回顾性纳入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合肥医院住院的自发性脑出血患者，记录人口统计学以及基线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在发病24 h内获得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和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并计算NLR。在脑出血发病后30 d时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进行转归评价，≤2分定义为转归良好，>2分定义为转归不良。应用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转归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基线NLR、ICH评分及NLR＋ICH评分对自发性脑出血患者转归不良的预测价值。 结果:共纳入159例自发性脑出血患者，男性106例(66.67%)，年龄(62.29±15.10)岁；中性粒细胞计数(7.30±3.95)×10 9/L，淋巴细胞计数(1.41±0.67)×10 9/L，NLR (6.94±7.66)；基线血肿体积(17.93±25.87)ml，ICH评分中位数0分(四分位数间距0～1分)。30 d时60例患者(37.7%)转归不良。单变量分析显示，转归不良组患者冠心病、收缩压、舒张压、超敏C反应蛋白、空腹血糖、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NLR、血肿破入脑室、血肿体积、NIHSS评分以及ICH评分均显著高于转归良好组( P均<0.05)。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LR是急性自发性脑出血患者发病后30 d转归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优势比1.135，95%可信区间1.092～2.321； P＝0.038)。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NLR最佳截断值为6.679，预测转归不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51.67%和76.77%；ICH评分最佳截断值为1.0分，预测转归不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9.71%和89.80%；联合应用NLR＋ICH评分预测转归不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4.58%和82.65%。 结论:NLR与自发性脑出血发病后30 d转归不良独立相关，加入ICH评分能提高预测转归不良的准确性。

目的:研究血小板体积相关指数（platelet volume indices, PVIs）、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以及这些参数的组合与接受静脉溶栓后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患者神经功能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研究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符合AIS诊断标准的147例静脉溶栓患者。根据3个月后随访结果，将研究人群依据MRS评分（modified rank in scale，MRS），分为MRS≤2和MRS≥3两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既往病史、实验室检查结果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溶栓后AIS患者神经功能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结果:NLR（ OR=1.045, 95% CI：1.032~2.350, P=0.032），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 OR=4.212, 95% CI：1.074~16.513, P=0.039），MPV×NLR/血小板计数（PLT）（ OR=5.711，95% CI：1.342~24.298, P=0.018），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 OR=1.015, 95% CI：1.001~2.372, P=0.032），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中风量表（NIHSS）评分（ OR=1.266, 95% CI：1.111~1.443, P<0.01）是接受静脉溶栓治疗后AIS患者神经功能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 结论:NLR、MPV、MPV×NLR/PLT、PDW、NIHSS评分是溶栓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神经功能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MPV×NLR/PLT可以较好地预测3个月后AIS神经功能严重程度。

目的:探讨经皮微波消融(US-PMMA)治疗早期肝癌(HCC)患者生存预后的高危因素，及对术后总生存率(OS)、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SS)和无病生存率(DFS)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介入超声科行US-PMMA治疗的HCC患者1 563例。依据WHO对年龄的界定，以60岁及以上为老年组共733例，60岁以下为青年组共830例。所有病灶均为首次接受US-PMWA。收集患者及病灶基线资料，使用单变量和多变量Cox回归模型及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分析OS、DFS和CSS基线特征的危险比(HR)。OS、DFS和CSS以Kaplan-Meier曲线表示，用Log-rank检验比较。结果:与青年组HCC相比，老年组HCC更易罹患低白蛋白血症、低血红蛋白血症以及较多合并症，但肝硬化发生少、肝功能较好。经PSM后，肿瘤长径(95% CI＝1.1~1.4， P<0.001)及数量(95% CI＝1.2~1.9， P<0.001)、γ-谷氨酰转移酶(γ-GT)(95% CI＝1.0~1.0， P<0.001)和甲胎蛋白(AFP )(HR为1.5，95% CI＝1.2~1.8， P<0.001)是OS、CSS和DFS的共同预测因子。年龄(95% CI＝1.2~1.8， P<0.001)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95% CI＝1.0~1.0， P＝0.043)是OS和CSS的另外两个预测因子。白蛋白可预测OS，而性别和肝硬化可预测DFS。在随访期间(12~156个月)，Log-rank检验表明，所有预测因子均显著影响OS、CSS或DFS(均 P<0.01)。其中，多发肿瘤对OS、CSS和DFS的影响最大，与单发病灶患者比较，多发病灶患者12年OS、CSS和DFS分别降低了9.2%、2.5%和4.1%，中位生存期分别缩短12.3个月、25.0个月和11.3个月。 结论:不同类型早期HCC患者微波消融后预后获益不同。在影响长期生存和疾病进展的众多高危因素中，纠正低蛋白血症和肝功能对改善早期HCC患者US-PMWA后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率(platelet-lymphocyte ratio，PLR)和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率(monocyte-lymphocyte ratio，MLR)与首发抑郁症患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河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93例首次抑郁发作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HAMD-24)评分判定标准将患者分为轻中度抑郁症组(20≤HAMD-24<35分， n＝98)和重度抑郁症组(HAMD-24≥35分， n＝95)。根据血液分析结果得出白细胞计数及各细胞亚型计数，并计算NLR、PLR、MLR。采用SPSS 25.0进行统计分析，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间上述指标的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首发抑郁症患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1)重度抑郁组白细胞计数、NLR高于轻中度抑郁症组[白细胞计数：5.77(2.05)×10 9/L比5.11(1.31)×10 9/L；NLR：1.86 (1.04)比1.57(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间PLR和ML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抑郁症患者NLR、白细胞计数与HAMD-24评分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计数和NLR对患者HAMD评分均有影响( B＝1.398， P＝0.003； B＝2.624， P＝0.001)；(3)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调整了混杂因素后，白细胞计数、NLR为抑郁症患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 OR值分别为1.612和2.336， P<0.05)。 结论:首发抑郁症患者白细胞计数、NLR均与严重程度相关。

目的:探讨γ-谷氨酰转移酶/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率（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atio，GHR）、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与冠心病的关系及对冠心病的致病风险及预测价值。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连续入选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694例，依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将患者分为冠心病组（ n=527）和non-冠心病组（ n=167），记录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γ-谷氨酰转移酶（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GGT）、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等生化检测指标，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等血液学指标，计算患者的GHR、NLR及Gensini评分。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GHR、NLR等指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评估GHR、NLR对T2DM合并冠心病的诊断价值，并确定最佳临界值；Logistic回归分析冠心病的危险因素；Spearman相关性分析GHR、NLR与冠心病患者Gensini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冠心病组GHR、NLR分别为32.59（21.05，48.24）、3.53（2.18，8.46）均明显高于non-冠心病组16.56（10.07，25.21）、2.20（1.45，3.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值分别为11.094、9.055，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GHR、NLR诊断冠心病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0.785和0.732（ P<0.05），当GHR、NLR分别取临界值19.805、2.678时，诊断冠心病效能最高，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79.30%、62.90%和63.80%、68.30%，GGT诊断冠心病的AUC为0.628，临界值为19.500时，敏感度为80.50%，特异度为39.50%；GHR的AUC>GGT的AUC（ Z=12.973，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吸烟（ OR=2.887，95% CI：1.850~4.505， P<0.05）、高血压（ OR=2.009，95% CI：1.311~3.080， P<0.05）、空腹血糖（ OR=1.109，95% CI：1.034~1.189， P<0.05）、年龄≥60岁（ OR=1.567，95% CI：1.179~2.415， P<0.05）、NLR≥2.687（ OR=3.152，95% CI：2.066~4.808， P<0.05）、GHR≥19.805（ OR=4.768，95% CI：3.131~7.262， P<0.05）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在逐步校正危险因素：吸烟、高血压、空腹血糖、年龄≥60岁和NLR≥2.687后，GHR≥19.805仍为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OR、95% CI分别为4.620（3.049~7.000）、4.768（3.131~7.262）、6.567（4.408~9.810）、4.768（3.131~7.262）、4.768（3.131~7.262）， P均<0.001］；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冠心病患者GHR、NLR与Gensini评分呈正相关（ r=0.312、0.394， P均<0.05）。 结论:GHR、NLR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对诊断冠心病具有提示意义，NLR≥2.687、GHR≥19.805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GHR对冠心病诊断价值优于单一的GGT和HDL-C，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分析老年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危险因素，探究术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的水平与老年患者POD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全身麻醉下接受非心脏手术后的老年患者531例，年龄≥65岁。使用混淆评估法（the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CAM）每天2次评估术后3 d内POD发生情况。根据患者是否发生POD分为术后谵妄组和非术后谵妄组。主要观察POD的发生率，并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POD的危险因素。同时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进一步分析POD的危险因素。结果:共125例（23.5%）患者发生POD。年龄[比值比（odds ratio, OR）=1.044，95%CI 1.006~1.048， P=0.025）]、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OR=1.189，95%CI 1.031~1.370， P=0.017）、Hb（OR=0.988，95%CI 0.977~0.999， P=0.039）、手术时间（OR=1.003，95%CI 1.000~1.005， P=0.043）、拔管时间（OR=1.028，95%CI 1.012~1.044， P=0.001）、术后入ICU（OR=2.222，95%CI 1.308~3.775， P=0.003）、术后NLR（OR=1.027，95%CI 1.000~1.054， P=0.048）是POD的独立危险因素。文化程度（ P=0.061）、出血量（ P=0.161）、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P=0.368）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术后NLR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分析，得出POD风险增加的术后NLR拐点值为11.85，将术后NLR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并代入Logistic多因素回归模型，校正影响因素后，结果显示术后NLR拐点值>11.85者POD的风险明显增加[OR=2.019，95%CI 1.292~3.155， P=0.002]，同时将混杂因素进行PSM后显示，术后NLR水平升高使POD的发生风险增高（OR=1.033，95%CI 1.007~1.060, P=0.012）。 结论:对于非心脏手术后的老年患者，术后NLR水平升高增加POD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探讨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MPV）和大血小板比率（platelet-large contrast ratio，P-LCR）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在不同病情危重程度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表达水平及临床应用价值。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市津南医院2020年1至5月收治的69例COVID-19确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病情危重程度分为轻型组（15例）、普通型组（46 例）、危重型组（8 例），另选取同期70例已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分析各组白细胞总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中性粒细胞绝对数（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NE#）、淋巴细胞绝对数（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LY#）、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红细胞计数（red blood cell count，RBC）、血红蛋白（hemoglobin，Hb）、血小板总数（platelet count，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MPV）、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platelet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PDW）、大血小板比率（platelet-large contrast ratio，P-LCR）各指标变化水平，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各项指标对危重型COVID-19的预测价值，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进一步分析MPV、P-LCR、NLR单独及联合对 COVID-19的鉴别诊断价值。危重型患者WBC［11.98（8.21，13.43）×10 9/L］和NE#［7.31（5.18，9.68）×10 9/L］明显高于对照组［9.85 （7.71，11.21）×10 9/L；5.55（4.21，6.12）×10 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63， P<0.01； Z=-9.19， P<0.01），危重型患者LY#［1.41（1.07，2.17）×10 9/L］明显低于对照组［2.84（1.83，3.57）×10 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9.34， P<0.01）。NLR随病情加重而升高，危重型组［4.54（2.34， 6.54）］明显高于对照组［1.77（1.34， 2.2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7.61， P<0.01）；COVID-19患者PLT、PDW、MPV、P-LCR随病情加重而下降，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9.47， P<0.01； Z=11.41， P<0.01； Z =16.76， P<0.01； Z=13.97， P<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PV、P-LCR、NLR对危重型COVID-19具有预测价值，MPV、P-LCR与COVID-19患者的危重型呈负相关性（ OR=1.004， P=0.034； OR=1.097， P=0.046），NLR与COVID-19患者的危重型呈正相关性（ OR=1.052， P=0.016）。预后良好组治疗后MPV［11.2（8.5，12.6）fl］和P-LCR［14.7（12.4， 17.5）% ］明显高于治疗前［9.9（7.1，11.2）fl； 12.2（10.2， 16.4）%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6.47， P<0.01； Z=-5.36， P<0.01）， NLR［1.76（1.15， 2.49） ］明显低于治疗前水平［2.48（1.79， 4.1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8.13， P<0.01）；预后不良组治疗后MPV［6.9（5.3， 8.9） fl］和P-LCR［9.7（7.2， 11.9）%］明显低于治疗前［8.8（6.4， 10.2）fl］和［11.1（9.4， 14.4）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9.46， P<0.01； Z=-6.81， P<0.01），NLR［6.79（4.22， 8.14） ］明显高于治疗前［4.84（2.34， 6.5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24， P<0.01）；预后不良组治疗前与治疗后MPV、P-LCR、NLR与预后良好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分别为9.84、14.21、8.54、13.24、10.71、22.87， P均<0.01）。MPV、P-LCR、NLR三项指标联合对于COVID-19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是0.931，敏感度91.5%，特异度94.1%，阳性预测值88.9%，阴性预测值87.4%，优于每项指标单独的检测结果。因此，外周血细胞参数变化可能与COVID-19病情变化相关，MPV、P-LCR联合NLR检测可能对COVID-19的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估具有辅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