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索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通过在线平台分享健康科普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更好地发挥指导员的健康传播与促进作用提供依据.方法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和益处与风险评价理论(Theory of Benefit and Risk Assessment,BRA),2022年9月在南京市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中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感知风险、感知益处、分享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分享意愿的影响及机制.结果 参与调查的指导员1665名,模型解释了分享意愿87％的变化(R2=0.87)和分享行为32％的变化(R2=0.32).分享态度(β=0.388)、主观规范(β=0.596)、感知行为控制(β=0.105)和感知益处(β=0.081)正向影响指导员分享健康科普意愿(P＜0.05).分享态度在感知益处和分享意愿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205(95％CI:0.180～0.235);分享态度在感知风险和分享意愿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76(95％CI:0.064～0.091).结论 基于TPB和BRA的整合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南京市指导员通过在线平台分享健康科普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开展指导员培训和实施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基于人工智能辅助压缩感知（ACS）的单次激发心脏T 2加权黑血序列（T 2W-DB）在临床心脏MR检查的应用价值 。方法:前瞻性收集2021年8至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38例因临床需要行心脏MR检查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进行左心室连续短轴面常规T 2W-DB序列和单次激发ACS T 2W-DB序列扫描，记录采集时间，分别对这两组序列的图像质量采用客观定量和主观评分两种评估方法进行分析。图像质量客观定量评价分别计算两组序列图像的中间段室间隔心肌信噪比（SNR）、室间隔与血池的对比噪声比（CNR）和锐利度。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分别对两组序列图像的总体图像质量、血池抑制效果及右心室游离壁、左心室游离壁、室间隔的可视性进行Likert量表评分。分别采用组内相关系数和Kendall W系数评价测量者间图像质量的客观定量指标和观察者间主观评分的一致性，并采用配对 t检验或Wilcoxon检验比较常规T 2W-DB和单次激发ACS T 2W-DB的图像质量客观定量指标、主观评分以及采集时间。 结果:单次激发ACS T 2W-DB和常规T 2W-DB在测量者间图像质量客观定量指标和观察者间主观评分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P值均<0.05）。相较于常规T 2W-DB［（85.8±14.7）s］，单次激发ACS T 2W-DB［（16.9±3.0）s］缩短了采集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35.42， P?0.001）。相较于常规T 2W-DB的SNR（66.4±29.0）和CNR（61.8±28.6），单次激发ACS T 2W-DB具有更高的SNR（110.8±36.8）和CNR（88.2±31.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8.13、-5.89， P?0.001）。相较于常规T 2W-DB［（4.6±0.6）分］，单次激发ACS T 2W-DB［（4.7±0.5）分］具有更好的血池抑制效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64， P=0.008）。在总体图像质量及右心室游离壁、左心室游离壁、室间隔的可视性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与常规T 2W-DB序列相比，左心室单次激发ACS-T 2W-DB序列可以显著缩短采集时间并得到更好的图像质量。

目的:探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疾病感知控制与社会支持、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采取便利抽样法回顾性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招远市玲珑英诚医院收治的140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疾病感知控制调查问卷、社会支持量表及生活质量评分量表对患者进行现状调查，并对患者疾病感知控制与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患者的疾病感知控制水平呈良好的中等现状，且对采取行为改善的态度处于消极或不明确状态的较差水平；支持利用度为其中的最低项，造成主观与客观支持无法更好的发挥效用；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处于中间水平，其中各维度评分最低的三项分别为日常劳动或工作、性格与家庭角色；患者疾病感知控制的三个分量表得分与生活质量总分的相关系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健康权威人士、内部控制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健康内部控制、健康权威人士控制与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健康机遇控制与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结论: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感知控制现状更倾向于临床医护人员等外部权威人士，其内控水平相对较低，且社会支持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同时与生活质量伴有部分中介效应。临床需通过有效、权威性较高的评估量表，及时针对不同患者的病情状况采取灵活性、个体化的护理措施，以提高患者预后及临床治疗效果。

耳鸣是指在无外源性声音刺激时耳内或颅内感知到的声音，是临床常见症状。耳鸣可分为客观性耳鸣和主观性耳鸣，普通人群中大概有12%~30%的人会出现耳鸣。因耳鸣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故耳鸣的治疗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就耳鸣治疗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目的:探讨长期失能空巢老人配偶的压力感知和应对体验。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于2023年2—6月选取北京市某社区19名失能老人的配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将长期失能空巢老人配偶的压力感知和应对体验归纳为3个主题和10个子主题，即配偶压力感知动态多变（压力随失能老人的状态同步变化、压力呈"U"形变化、压力递增式变化）、配偶在长期照顾失能老人中的挑战（意见观点难以统一、内心情感不被理解、自身养老难以保障、多种角色共存）、配偶的积极应对体验和策略（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尊重失能老人的主观意愿、提高二元应对能力）。结论:社区护理人员应根据长期失能空巢老人配偶压力感知特征的变化对承担照顾工作的配偶进行支持和指导，同时了解其在长期照顾中面临的多种挑战，借鉴配偶积极的应对经验，为构建居家养老友好型家庭支持体系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医院分诊护士使用急诊严重度指数(ESI)急诊患者分类工具的分诊准确性、评分者间的可靠性和主观信心。方法:选取EDs 69名分诊护士为30个标准ESI教学案例场景中的每一个案例进行ESI评分，测量ESI评分的准确性和评分者间可靠性及护士应用ESI算法的主观信心。结果:59.6%的案例情景评分正确，评分者间的可靠性为0.78，大多数(78%)对自己应用ESI的能力充满信心。结论:护士对30种标准的书面案例情景进行ESI评分分配的准确性较低，尽管护士对其应用ESI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评分间可靠性和较高的护士信心。

目的:评估汉语普通话成人单侧聋（single-sided deafness，SSD）患者人工耳蜗（CI）植入术后1年的康复效果。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20年8月至2021年10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接受CI植入的11例母语为汉语普通话的成人SS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6例、女性5例，年龄24~50岁。在180°平均分布7个扬声器的声场中，测试患者术前、术后CI开机1、3、6和12个月时的声源定位角度均方根误差（root-mean-square error，RMSE），评估患者声源定位能力的改善情况。在声场中采用“空间言语评估系统”，测试患者在稳态噪声环境中不同信噪方位下裸耳（CI off）和助听（CI on）条件下的言语接受阈（speech reception threshold，SRT），以反映患者头影效应、双耳总和效应和静噪效应的获益情况。采用耳鸣致残量表（Tinnitus Handicap Inventory，THI）和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SSD患者在术前、术后1个月、开机1个月、开机3个月、开机6个月和开机12个月时的耳鸣困扰和耳鸣响度的变化情况。采用言语、空间和音质听觉量表（The Speech，Spatial and Qualities of Hearing Scale，SSQ）和Nijmegen人工耳蜗植入量表（Nijmegen Cochlear Implant Questionnaire，NCIQ）评估患者CI植入后空间言语感知和生活质量等多方面主观获益情况。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相应统计学分析。结果:SSD患者佩戴CI后，患耳助听听阈较裸耳听阈有明显改善；声源定位能力明显改善，各随访时间点RMSE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在反映头影效应的S SSDN NH测试条件下，患者在助听情况下的SRT较裸耳时平均降低6.5 d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6.25， P=0.001）；在反映双耳总和效应的S 0N 0和反映静噪效应的S 0N SSD测试条件下，SSD患者在裸耳和助听情况下的SR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后各时间点THI问卷总分及3个维度得分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助听时VAS评分显著低于裸耳时VA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助听下，SSQ问卷总分、言语理解和空间听觉分类得分均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NCIQ问卷总分与裸耳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仅自信心分项得分较裸耳有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497， P=0.013）。 结论:CI植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汉语普通话SSD患者重建双耳听觉，改善声源定位能力和噪声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同时有助于减轻耳鸣困扰和耳鸣响度，提高空间听觉的主观感受。

目的: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探讨儿科护士使用血管可视化设备的行为意向。方法:本研究为质性研究。于2023年3—11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20名儿科护士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并提炼主题。结果: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儿科护士血管可视化设备应用行为意向可归纳为9个主题，行为态度包括正性评价、负性评价、信息不清，主观规范包括同伴态度、患方的期望与压力，知觉行为控制包括工作负荷、知识掌握程度、设备性能局限较多、外部资源支持。结论:儿科护士血管可视化设备应用行为意向受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因素的影响。护理管理人员应开展血管可视化设备规范化培训，提升护士知识技能水平，同时重视多种支持的来源，营造护士应用血管可视化设备的支持性环境，从而改善儿科护士的使用体验，促进血管可视化设备在儿科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使用。

目的:探讨尿道下裂术后患儿在学龄前期(3~6岁)的排尿异常表现和阴茎外观满意度。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55例尿道下裂患儿的病例资料。所有患儿均为原发性尿道下裂，均由同一名术者手术。根据术中阴茎脱套后阴茎下弯程度分成两组。阴茎下弯≤30°为Ⅰ组，28例，手术时中位年龄3.2(1.1~5.4)岁；行尿道板纵切卷管尿道成形术(TIP)。阴茎下弯>30°为Ⅱ组，27例，手术时中位年龄2.8(1.5~4.7)岁；行分期包皮瓣术。两组手术时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2)。对患儿家长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了解患儿术后排尿异常表现和阴茎外观满意度。排尿异常表现包括排尿喷洒、排尿滴沥、尿线偏斜、尿线细小4种。根据小儿阴茎感知评分量表评估阴茎外观满意度，包括尿道外口位置及外形、阴茎头外形、包皮外形、总体外观4项内容，每项均按受试者主观满意度打分：非常满意3分，满意2分，不满意1分，非常不满意0分。调查时患儿均为术后>1年，均无需再次手术的术后并发症，包括尿道皮肤瘘、阴茎头裂开、尿道狭窄、尿道憩室、阴茎下弯残余等。 结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5例中排尿异常者共21例(38%)，Ⅰ组7例(25%)，Ⅱ组14例(5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具体表现为排尿喷洒5例(Ⅰ组2例，Ⅱ组3例)，排尿滴沥7例(均为Ⅱ组)，尿线偏斜10例(Ⅰ组4例，Ⅱ组6例)，尿线细小6例(Ⅰ组3例，Ⅱ组3例)。55例的阴茎外观满意度中各项均满意(得分≥2分)，Ⅰ组和Ⅱ组的总分分别为(10.3±2.2)分和(9.0±2.9)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3)。Ⅰ组和Ⅱ组的尿道口外形评分分别为(2.6±0.7)分和(2.3±0.8)分，阴茎头外形评分分别为(2.6±0.5)分和(2.3±0.8)分，包皮外形评分分别为(2.5±0.7)分和(2.3±0.8)分，总体外观评分分别为(2.6±0.6)分和(2.2±0.8)分。 结论:尿道下裂术后患儿在学龄前期随访中，家长对阴茎外观的满意度较高，但是患儿排尿异常表现较普遍。相对于TIP术后患儿，采用包皮瓣分期治疗者的排尿异常表现更常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得以在医疗领域崭露头角并实现了飞速发展，尤其在肿瘤诊断方面存在巨大潜能。人工智能利用自动化图像分割及提取等关键技术，在实现短时间内对大量肿瘤信息汇总分析的同时，还可以反映现实环境中成像数据的分布，使肿瘤诊断从主观感知转向客观科学，从而高效精确地协助医师的诊断，为诊疗计划的制订和预后的判断提供坚实的基础。笔者拟对人工智能在肿瘤诊断中的关键技术及当前的应用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