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肛周感染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制定肛周感染的防治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64例骨髓移植患者,按照移植后是否发生肛周感染分为肛周感染组和非感染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移植并发肛周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264例患者中,肛周感染组51例(19.32％).回归分析显示,既往有糖尿病史、肛周疾患史、二次移植、中性粒细胞植入时间为移植后并发肛周感染的危险因素,坐浴后规律使用保护剂为保护因素(均P＜0.05).结论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肛周感染的发生率较高,护理人员应重视既往病史、并存疾病的影响,重点针对二次移植的患者,尤其是在中性粒细胞未成功植入期间,加强肛周感染知识的健康宣教,做好肛周感染防护,减少移植并发肛周感染的发生率.

目的:评估二次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二次移植）治疗移植后复发恶性血液病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纳入1998年3月至2020年12月于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行二次移植的70例恶性血液病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全部70例患者中男49例，女21例，二次移植时中位年龄为31.5（3~61）岁；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AML）3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23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及其他16例；30例患者在二次移植时更换供者，40例未更换供者。首次移植后中位复发时间为245.5（26~2 905）d。1例患者二次移植后原发病持续未缓解未获得粒细胞植入，其余69例患者均获得粒细胞植入。62例（88.6%）患者获得血小板植入，更换供者组、未更换供者组血小板植入率分别为（93.1±4.7）%、（86.0±5.7）%（ P=0.636）。更换供者组、未更换供者组二次移植后巨细胞病毒（CMV）感染发生率分别为（64.0±10.3）%、（37.0±7.8）%（ P=0.053），Ⅱ~Ⅳ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分别为（19.4±7.9）%、（31.3±7.5）%（ P=0.227），移植后100 d移植相关死亡率（TRM）分别为（9.2±5.1）%、（6.7±4.6）%（ P=0.648），1年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6.7±11.4）%、（65.6±9.1）%（ P=0.031）。二次移植后中位随访767（271~4 936）d，更换供者组、未更换供者组二次移植后2年累积复发率（CIR）分别为（52.6±11.6）%、（62.4±11.3）%（ P=0.423），总生存率分别为（28.3±8.6）%、（23.8±7.5）%（ P=0.643），无病生存率分别为（28.3±8.6）%、（22.3±7.7）%（ P=0.787）。二次移植前原发病完全缓解组（29例）、未缓解组（41例）移植后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46.4±10.4）%、（11.0±5.2）%（ 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首次移植后早期复发（≤6个月）及二次移植前原发病未获得完全缓解是影响二次移植后复发、总生存和无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更换供者对移植后复发恶性血液病患者二次移植的主要结局没有影响。

2020年，新版中国多发性骨髓瘤（MM）指南发布。现主要针对MM初始治疗的一些要点进行阐述。在当今大量新药问世的年代，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仍然是MM患者的首选治疗。对于适合移植患者的诱导治疗，新版指南推荐以含蛋白酶体抑制剂联合免疫调节剂及地塞米松的三药为主的方案，并强调了早期移植的优势、二次移植的地位及老年患者移植的适应证。对于不适合移植的患者的诱导治疗，除适合移植患者的方案外，也可选择马法兰联合新药的方案。在维持治疗方面，推荐选择新药维持治疗，维持治疗时间至少2年。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PD)-1抑制剂，治疗合并中枢神经系统(CNS)受累的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R/R DLBCL)患者的过程，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选择2019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后合并CNS受累的R/R DLBCL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采取以PD-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200 mg/次，每2周1次)为主的多种方案治疗。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患者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过程中的相关临床病例资料及疗效，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对患者的随访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与所有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①患者1，男性，50岁，因"左眼胀痛1个月"就诊，并于2017年2月被诊断为DLBCL。患者经一线R-CH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治疗后，因CNS DLBCL复发，于2018年10月行auto-HSCT，2019年3月再次出现CNS和外周DLBCL复发。患者2，女性，44岁，因"扁桃体肿痛1个月"就诊，并于2016年7月被诊断为DLBCL。患者经一线R-CHOP方案治疗后复发，经二线R-DICE(利妥昔单抗+地塞米松+异环磷酰胺+顺铂+依托泊昔)方案治疗后，再次获得完全缓解(CR)，并于2018年5月行auto-HSCT。患者于2018年12月，再次复发。②患者1先后接受13次以卡瑞利珠单抗为主的方案治疗，在接受第10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获得部分缓解(PR)，接受第13次治疗后，获得不确定的CR(CRu)。截至随访结束，患者仍处于良好的持续缓解状态。患者2接受5次含卡瑞利珠单抗方案治疗无效，此后死于疾病进展。③在接受第4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患者1的血清和脑脊液标本中均检测到卡瑞利珠单抗，浓度分别为34 968.86和494.57 ng/mL；患者2血清标本中卡瑞利珠单抗浓度为26 538.14 ng/mL，但其脑脊液标本中卡瑞利珠单抗检测值低于仪器检测下限。④文献复习结果：目前尚无能够预示PD-1抑制剂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PD-1抑制剂单药，除对几种特定类型淋巴瘤显示出较好疗效外，对于R/R DLBCL患者的治疗反应率较低，PD-1抑制剂联合其他治疗方案，可能有助于提高此类患者的疗效。结论:R/R DLBCL患者接受PD-1抑制剂后，可对其开展血清和脑脊液药物浓度检测。脑脊液中检测到PD-1抑制剂，可能预示其对CNS病灶有效，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脑脊液中药物浓度与疗效有无直接相关性。

女，16岁，2017年3月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行化疗后（具体方案不详）达到缓解，至2019年12月24日停用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停药时骨髓为缓解状态。2020年3月2日血常规：WBC 3.87×10 9/L，HGB 108 g/L，PLT 69×10 9/L。2020年3月30日入我院，骨髓象：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1%。免疫分型：①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②CD34 +、CD117 +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25%。HLA-DR、CD33表达减低，部分异常表达CD7、CD96。融合基因筛查阴性（常规检测未包括KMT2A::MAML2融合基因）。白血病少见融合基因及融合基因家族成员分析：KMT2A::MAML2融合基因阳性，融合方式1为KMT2A基因的9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融合方式2为KMT2A基因的10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血液系统遗传病相关基因筛查：CFD、MCM4突变基因阳性。骨髓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7]，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骨髓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5%（单基因分离间期核35个，占7%，双基因同时分离间期核390个，占78%），提示染色体水平inv（11）（q21q23.3）累及KMT2A基因结构异常。初诊时骨髓涂片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未见KMT2A基因重排。外周血先天骨髓衰竭综合征基因突变分析检查：阴性。骨髓活检：白血病治疗后，骨髓纤维化，幼稚前体细胞比例未见明显升高，巨核细胞增生较活跃伴发育异常。免疫组化：CD20（少量B淋巴细胞+），CD3（少量T淋巴细胞+），CD138（少量浆细胞+），CD117（少量+），CD163（散在+），CD34（个别+），MPO（粒系+），CD61（巨核细胞+），TdT（少量+），CD71（红系+）。患者未应用升白细胞药物等治疗，门诊监测血常规指标逐步恢复。2020年5月19日血常规：WBC 4.25×10 9/L，HGB 115.8 g/L，PLT 404×10 9/L，中性粒细胞2.3×10 9/L。2020年5月25日复查骨髓免疫残留：未见恶性幼稚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阴性。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46,XX[28]。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双基因分离间期核3个，占0.6%，异常比例较前显著降低。骨髓象：增生活跃，局部增生明显活跃，幼稚淋巴细胞1%。2020年7月19日复查血常规：WBC 3.18×10 9/L，HGB 111 g/L，PLT 75×10 9/L。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粒细胞21%，诊断AML-M 2。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KMT2A-PTD阳性。骨髓免疫分型：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33.27%恶性幼稚髓细胞。血液肿瘤突变组分析（86种）：CBL A758D突变阳性。2020年7月28日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0%，单基因分离（1R1G1F）间期核占8%，双基因分离（2R2G）的间期核占72%。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8]/46,XX,del（6）（p23）,del（6）（q13q23）,add（10）（p13）,inv（11）（q21q23.3）×2[11]/46,XX[1]。予地西他滨20 mg/m 2（第1～5天）+阿糖胞苷10 mg/m 2每12 h 1次（第3～16天）+阿克拉霉素7 mg/m 2（第4～11天）+重组人G-CSF 200 μg/m 2（第3～16天）+维纳妥拉口服化疗治疗。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暂停化疗，予抗过敏等治疗。病情好转继续化疗。2020年8月5日患者出现发热，考虑感染，予其加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血培养汇报：生长大肠埃希菌。2020年8月17日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恶性幼稚细胞。KMT2A-PTD基因定量阴性。2020年9月5日开始行供者为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A分辨率10/10，血型A供O，预处理方案为Ara-c/Bu/Cy/ATG/Me-CCCNU，应用米芙+他克莫司+甲氨蝶呤预防GVHD。2020年9月17日回输供者外周干细胞，共回输单个核细胞4.72×10 8/kg，CD34 +细胞2.79×10 6/kg。2020年9月18日回输第三方脐带血。+12 d白细胞植活，+9 d血小板植活。移植后定期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状态。移植后出现急性GVHDⅢ度（肝脏3级，肺部），移植6个月后死亡。

目的:探讨E2A-HLF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2021年1月收治的1例E2A-HLF阳性ALL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女性，21岁，因腰痛就诊，血常规、血髓象、骨髓病理、骨髓免疫分型、骨髓融合基因检查综合诊断为E2A-HLF阳性ALL。经化疗、二次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截至2023年7月患者处于细胞形态学、免疫学、分子学完全缓解。结论:E2A-HLF阳性ALL少见，易延误诊断，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改善患者预后，但该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案仍需探索。

目的:评估以全身放射治疗（TBI）+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rATG）为基础预处理方案的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治疗化疗耐药进展期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纳入2019年9月至2022年12月在上海力泉医院和上海闸新中西医结合医院血液科接受TBI+rATG为基础预处理方案haplo-HSCT的11例化疗耐药进展期PTCL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①11例患者中男6例，女5例，中位年龄40（22~58）岁；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6例，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3例，蕈样真菌病（大细胞转化）1例，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1例；Lugano分期均为Ⅲ、Ⅳ期；8例患者有B症状；移植前中位化疗线程数为4（2~10）线，移植前疾病状态均为疾病进展（PD）。诊断至移植的中位时间为17（6~36）个月。②预处理方案：TBI总量10 Gy；rATG 2.5 mg·kg -1·d -1、-5 d~-2 d；依托泊苷15 mg·kg -1·d -1，-5 d、-4 d，环磷酰胺50 mg·kg -1·d -1，-3 d、-2 d。原发病中枢神经系统侵犯的患者，将依托泊苷和环磷酰胺替换为塞替派（5 mg·kg -1·d -1，-5 d、-4 d）并加用阿糖胞苷（2.0 g/m 2每日2次，-3 d、-2 d）。③所有患者均成功植入，中位中性粒细胞植入时间为14.5（11~16）d，中位血小板植入时间为13（8~18）d。1例患者发生Ⅰ~Ⅱ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1例患者发生Ⅲ/Ⅳ度急性GVHD，8例存活患者中4例发生慢性GVHD。④移植后有9例患者获得完全缓解（CR）。⑤所有患者预处理后发生造血抑制，3例出现腹泻，4例发生黏膜炎，3例转氨酶/胆红素升高，7例发生感染，经过治疗均得到缓解。⑥移植后1年非复发死亡率（NRM）为（22.5±14.0）%，累积复发率（CIR）为（20.2±12.7）%，总生存（OS）率为（72.7±13.4）%，无病生存（DFS）率为（63.6±14.5）%。 结论:TBI+rATG为基础预处理haplo-HSCT是化疗耐药进展期PTCL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

例1，男，63岁，因发热伴下肢关节疼痛就诊。血常规：WBC 169×10 9 /L，HGB 91 g/L，PLT 61×10 9 /L，外周血原始细胞80%；骨髓穿刺干抽，骨髓细胞形态学：粒系占92.0%，原始粒细胞占74.5%，过氧化物酶（POX）染色原始幼稚细胞阳性，酯酶染色阴性。外周血染色体核型：46，XY，t（5;15）（q31;q26.1），t（7;11）（p15;p15）[20]。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NUP98基因双色分离探针重排阳性百分率为90%。NUP98-HOXA9融合基因定性阳性。二代测序（NGS）检出GATA2 p.Ala372Thr位点非同义突变（45.68%），KRAS p.Lys117Asp位点非同义突变（2.32%），NRAS p.Gly13Asp位点非同义突变（11.49%），NRAS p.Gly12Asp非同义突变（26.78%），WT1 p.Ala382f移码型插入突变（2.34%），诊断急性髓系白血病（AML）M 2。予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联合维奈克拉（100 mg第4天，200 mg第5天，300 mg第6~10天）方案诱导治疗1个疗程后，取得形态学、流式细胞学完全缓解（CR），NGS未再检出相关基因突变，FISH检测NUP98基因重排阳性率下降至6.4%。再次予原方案1个疗程后复查骨髓，仍保持形态学、流式细胞学CR，FISH未再检出NUP98基因重排。继续予去甲氧柔红霉素、中剂量阿糖胞苷联合维奈克拉巩固治疗2个疗程后保持CR状态。后续进行亲源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方案为：RIC-mBU3/CY-FLU+ATG，回输供者CD34 +造血干细胞2.72×10 6/kg，单个核细胞（MNC）5.36×10 8/kg，+14 d粒细胞植入，+13 d血小板植入，移植后无明显并发症，复查骨髓保持CR状态，供者嵌合率100%。目前移植后9个月，无进展生存14个月余，继续随访中。

目的:探讨原发性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策略。方法:选择2019年4月26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收治的1例61岁原发性心脏DLBCL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本例患者病史、临床特征、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本例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对其进行诊断与治疗。本研究对本例患者的随访截至2021年4月28日。本研究以"原发性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primary cardiac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为中、英文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PubMed数据库中相关文献，总结与本研究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相关病例的诊疗资料。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征得受试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结果:①本例患者因"反复胸闷、胸痛3 d"于当地医院就诊，发现心脏占位后转诊至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心胸外科，既往无特殊病史。②患者于2019年4月26日入本院后再次突发胸闷、胸痛，伴面色苍白，一过性黑矇，心电监护结果示，心率为45次/min，血压为78 mmHg/45 mmHg(1 mmHg＝0.133 kPa)，血氧饱和度为70%。遂立即予积极抢救，但是患者仍反复发作，考虑患者为右心房占位导致右心室流出道梗阻，有急诊手术指征，于就诊当日对其进行体外循环下右心房占位切除术。术中见肿瘤位于三尖瓣后瓣及隔瓣交界处与冠状静脉窦之间，与心肌相互融合，阻挡三尖瓣瓣口开放及关闭，但是肿物与心肌组织融合，无法完全切除，遂沿肿瘤突起边缘部分切除肿物，以明确病变性质及解除肿物对三尖瓣活动的影响。术中肿物的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示，CD20(＋)、CD79a(＋)、配对盒蛋白(PAX)-5(＋)、CD3(－)、CD5(－)、CD10(－)、多发性骨髓瘤癌基因(MUM)-1(－)、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BCL)-6(－)、BCL-2(＋)、c-Myc(－)、CD30(－)、EB病毒编码小RNA(EBER)(－)、CD117(－)、Ki-67(60%)、波形蛋白(＋)、CD31(－)、结蛋白(－)、细胞角蛋白(CK)(－)，考虑为DLBCL。2019年5月16日本例患者被转至本院血液科，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仪(PET/CT)检查结果示，右心房肿瘤部分切除术后，右房内团块状略低密度影， 18F-氟代脱氧葡萄糖( 18F-FDG)代谢增高[摄取区域大小约为9.2 cm×6.3 cm，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为29.03]，符合肿瘤改变，心包增厚，并有少量积液本例患者。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示，右心房肿瘤部分切除术后，主动脉瓣反流(轻度)，二、三尖瓣反流(轻度)，左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右心房腔内有大小约为53 mm×43 mm不规则高回声，且与右心房侧壁相连，未见其明显移动或者摆动。本例患者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红、巨核系三系细胞增生，偶见异常细胞，形似淋巴瘤细胞。③结合本例患者的临床特征、PET/CT、活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及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于2019年5月16日被确诊为原发性心脏DLBCL[非生发中心型，Ⅳ期A组，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IPI)为4分，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IPI为6分]。遂先予1个疗程减低剂量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300 mg/d, d1＋环磷酰胺600 mg/d，d2＋表柔比星50 mg/d，d2＋长春地辛6 mg/d，d2＋泼尼松60 mg/d，d2～6)化疗，随后对其进行4个疗程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500 mg/d，d1＋环磷酰胺1 000 mg/d，d2＋表柔比星70 mg/d，d2＋长春地辛4 mg/d，d2＋泼尼松60 mg/d，d2～6)化疗。本例患者中期疗效评估为完全缓解(CR)。建议对其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但患者及其家属拒绝。本例患者再次接受2个疗程R-CHOP方案巩固化疗后停止治疗。截止随访结束本例患者无复发。④按照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策略，共纳入17篇文献，报道17例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加上本例患者共18例患者被纳入进行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诊疗研究。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常见发病部位为右心房，其次为右心室，起病症状主要表现为心脏相关症状，常用化疗方案为R-CHOP，这18例患者中5例死亡，随访最长时间为24个月，患者未复发。 结论:本例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诊断及时，疗效尚可。原发性心脏DLBCL是一种临床少见且预后欠佳的恶性肿瘤，早发现、早诊断及早治疗有望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二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SCT）治疗高危多发性骨髓瘤（high risk multiple myeloma，HRMM）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科初诊的240例HRMM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诱导化疗后治疗方式的不同，进一步将患者分为二次ASCT组（20例）、单次ASCT组（80例）和未移植组（140例），比较诱导化疗后深度缓解[疗效在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ery good partial response, VGPR）及以上）]率及3组间2年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和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 ）的差异。并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影响HRMM预后的相关因素。结果:①单次ASCT组诱导化疗后和移植后的深度缓解率分别为67.50%（54/80）和80.00 % （64/80 ），前后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72）。二次ASCT组诱导化疗后和移植后的深度缓解率分别为65.00 % （13/20）和95.00 %（19/20 ），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8）。②二次ASCT组、单次ASCT组、未移植组患者2年PFS分别为75.00%±2.90 %、71.25%±3.00%和61.43%±3.10%。未移植组和二次ASCT组与单次ASCT组2年PF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365和0.052 ），二次ASCT组与未移植组2年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2 ）。二次ASCT组、单次ASCT组、未移植组的2年OS分别为90.00%±3.50%、78.75%±2.70%和62.86% ±2.50 %。未移植组和二次ASCT组与单次ASCT组2年O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71和0.057 ），二次ASCT组与未移植组2年O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③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多重打击、R-ISS Ⅲ期、诱导4疗程后疗效未达VGPR、未行二次ASCT是PFS的独立预后影响因素。多重打击、R-ISS Ⅲ期、未行二次ASCT是OS的独立预后影响因素。 结论:二次ASCT不仅可以明显提高HRMM患者的深度缓解率，且可进一步提高HRMM患者的2年PFS和OS，是值得推荐的一种治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