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护士成长型思维能力现状并研究其相关影响因素，作为提高护士成长型思维能力的参考依据。方法:使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4—6月选取山东省、上海市、广东省5家三级甲等医院的310名护士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护士成长型思维评估量表、心理适应能力自测问卷、中国大五人格简版和团队心理安全气氛量表对护士成长型思维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展开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307份。男46名，女261名；年龄20 ~ 50岁。护士成长型思维评估量表得分（108.89 ± 29.32）分，心理适应能力自测问卷得分为10.0（0.0，20.0）分，中国大五人格简版得分为（162.37 ± 43.82）分，团队心理安全气氛量表得分为（55.84 ± 15.12）分。最高学历（ B = 0.028， P = 0.040）、职称（ B = 0.033， P = 0.032）、家庭经济支持（ B = 0.025， P = 0.048）、中国大五人格（ B = 0.039， P = 0.037）、团队心理安全气氛（ B = 0.600， P<0.001）以及心理适应能力（ B = 0.313， P<0.001）对护士成长型思维能力有显著影响。 结论:护士成长型思维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护士的学历、职称、家庭经济支持、人格特征、团队心理安全气氛和心理适应能力是其显著影响因素。医院、社会及卫生教育系统等可结合影响因素，为护士提供和谐的工作氛围，重点关注护士学历水平的提高和职称的晋升，培养护士的心理适应能力，提高护士成长型思维能力，提升护理服务团队的整体素质。

目的:探究焦虑性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质及其与临床症状的关系。方法:2011年12月至2014年10月纳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就诊的177例首发未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和社区招募的185例健康对照(健康对照组)。根据焦虑/躯体化因子得分是否≥7分，将抑郁症患者分为焦虑性抑郁症组( n＝92)和非焦虑性抑郁症组( n＝85)。采用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17)对被试进行评估。使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协方差分析比较三组人格维度得分的差异，使用Logistic回归、线性回归和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人格维度与焦虑性抑郁的关系。 结果:三组被试在神经质( F＝108.863， P<0.01)、外向性( F＝86.357， P<0.01)、宜人性( F＝50.615， P<0.01)、责任感( F＝24.730， P<0.01)四个维度的得分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两两比较，焦虑性抑郁组[(43.05±8.92)分]和非焦虑性抑郁组[(39.85±7.21)分]的神经质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30.16±6.25)分](均 P<0.01，Bonferroni校正)；外向性[(31.22±6.33)分，( 32.61±6.83)分]、宜人性[(38.66±5.80)分，(39.46±6.19)分]、责任感[(39.75±6.89)分，( 38.85±7.26)分]得分均低于健康对照组[(40.29±5.37)分，( 44.79±4.68)分，( 44.09±5.66)分](均 P<0.01，Bonferroni校正)；焦虑性抑郁症组的神经质得分高于非焦虑性抑郁症组，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Bonferroni校正)。控制年龄、性别及受教育年限，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神经质( B＝0.082， OR＝1.085，95% CI＝1.020~1.154， P＝0.009)和责任感( B＝0.060， OR＝1.062，95% CI＝1.006~1.120， P＝0.028)维度得分为抑郁症患者出现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焦虑性抑郁症患者NEO-FFI神经质维度得分对HAMD-17焦虑/躯体化因子分( B＝0.055，95% CI＝0.021~0.089， P＝0.002)和认知障碍因子分( B＝0.074，95% CI＝0.023~0.125， P＝0.005)有正向预测作用。 结论:相对非焦虑性抑郁症患者，焦虑性抑郁症患者具有更高的神经质水平，且神经质水平对其焦虑症状、认知障碍有正向预测作用。高神经质和高责任感水平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出现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

目的:研究大学生人格五因素、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自杀预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在陕西省西安市分别选取综合类院校和理工类院校以及文科类院校各一所，共调查885名大学生，使用大五人格问卷(big five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生活事件问卷(life event questionnaire)、青少年自杀倾向问卷(scale of adolescents' suicide tendency)进行调查，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检验人格五因素和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倾向的影响。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性别和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倾向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β＝-0.03， t＝-0.96， P>0.05)，人格五因素中的责任心( β＝-0.12， t＝-4.06， P<0.01)、神经质( β＝0.24， t＝7.54， P<0.01)、宜人性( β＝-0.15， t＝-3.65， P<0.01)、外向性( β＝-0.27， t＝-8.56， P<0.01)、开放性( β＝-0.12， t＝-3.38， P<0.01)对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倾向关系调节作用显著。高责任心、高宜人性、高外向性和高开放性对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倾向的关系具有保护作用，高神经质是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关系的危险调节因素。 结论:大学生人格五因素与负性生活事件、自杀倾向关系密切，人格五因素对生活事件和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目的:调查即刻乳房再造乳腺癌患者决策冲突现状，并分析其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为理解决策行为提供新思路，促进有效决策。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5—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符合纳入排除标准并行即刻乳房再造的175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决策冲突量表、大五人格量表及决策期待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法进行决策冲突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纳入的175例即刻乳房再造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4~67（45.26 ± 8.01）岁。其决策冲突量表评分为（25.05 ± 7.05）分，标准化决策冲突得分为（39.14 ± 10.04）分，其中影响决策因素维度得分（10.82 ± 3.27）分，有效决策维度得分（7.18 ± 2.58）分，决策不确定维度得分（7.34 ± 2.28）分。37例占21.14%的患者不存在决策冲突，64例占36.57%的患者存在中等决策冲突，74例占42.29%的患者陷入高水平的决策冲突。调查的患者人格特质的利他性、神经质、开放性、社会性和道德感评分分别为（15.16 ± 3.43）、（18.14± 4.95）、（13.71 ± 3.71）、（18.12 ± 4.40）、（17.46 ± 4.03）分。患者的决策冲突与利他性、社会性和道德感呈负相关（ r=-0.355、-0.543、-0.331，均 P<0.05），与神经质呈正相关（ r=0.208，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决策类型、神经质及社会性为决策冲突的影响因素（ F=16.39， P<0.05），共解释47.1%的变异，上述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10，不存在共线性。 结论:即刻乳房再造乳腺癌患者决策冲突亟需改善，医护人员应结合患者年龄、决策类型及人格特质综合评估影响患者决策冲突的因素，落实个性化决策辅助流程，满足决策信息需求，降低决策冲突水平，优化决策支持体系。

目的: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精神科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以期为提高护士的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一般调查问卷、总体幸福感量表及大五人格问卷对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205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精神科护士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为(76.50±13.33)分，不同性别护士主观幸福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护士主观幸福感和人格特征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结论:精神科护士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人格特征神经质维度是影响精神科护士的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医院管理者应在积极心理学的指导下，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努力打造人文关怀，进而提高护士的主观幸福感现状。

目的:探讨面部整形美容求美者的人格特征、社会心理因素与手术满意度的关系。方法:招募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面部整形美容求美者为研究对象。求美者于术前填写大五人格问卷(简版)、社会心理因素调查问卷，术后2周随访时由求美者填写手术满意度调查表。根据手术满意度结果，将求美者分为满意组和不满意组。统计全部纳入人群的人格特征和社会心理因素分布情况，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影响求美者手术满意度的人格特征和社会心理因素。结果:共纳入217例求美者，男9例，女208例，年龄18~45岁，平均26岁。根据手术满意度调查结果，满意组174例，不满意组43例。217例求美者人格特征中，低宜人性、高责任性、高外倾性、低开放性、高神经质占大多数；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满意组和不满意组在宜人性、外倾性、开放性、神经质比较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在责任性比较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17例求美者社会心理因素中，女性、年龄18~28岁、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职业为学生或公司职员、户籍性质为城镇、收入中等、既往有整形美容手术史、遵从医师意见进行手术、预期效果中等、受家人建议做手术占多数；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满意组和不满意组在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手术费用、既往整形美容手术史、预期效果比较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而在性别、婚姻情况、职业、户籍性质、手术意愿选择、受家人建议做手术、去过多家医院咨询比较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宜人性、低外倾性、高神经质、年龄低、文化程度高、预期效果高是影响面部整形美容求美者手术满意度的独立危险因素( P均<0.05)。 结论:人格特征中低宜人性、低外倾性、高神经质，以及社会心理因素中年龄低、文化程度高、预期效果高是影响面部整形美容求美者手术满意度的独立危险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干预有利于提高手术满意度。

目的:调查岛礁官兵焦虑、抑郁情绪状态的严重程度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后续官兵心理筛查及心理健康维护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大五人格量表、人际关系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对岛礁官兵的情绪状况及相关因素进行评估。结果:出现焦虑情绪的官兵人数占总测评人数的34.14%，出现抑郁情绪的官兵人数占总测评人数的65.51%，岛礁官兵的焦虑、抑郁评分与中国人常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人际关系调查显示，16.11%的官兵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较严重的困扰，同时在交谈、交友、待人接物、同异性交往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扰；焦虑、抑郁情绪与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 P<0.01），与其他人格特质呈显著负相关（ P<0.01），与人际关系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P<0.01），与心理弹性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神经质维度、人际关系交谈、待人接物方面、心理弹性力量性维度对焦虑情绪有影响；力量性维度、乐观性维度、神经质维度和人际关系交谈方面对抑郁情绪有影响。 结论:岛礁官兵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且人格特质、人际关系和心理弹性各维度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焦虑、抑郁情绪。

目的:开发适用的简版独处行为量表。方法:对天津和山东两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施测，保留有效数据2 484份，基于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ESEM)和项目反应理论的拓展分步评分模型(generalized partial credit model，GPCM)对量表进行简化。对贵州省100名在校大学生间隔2个月进行重测，用于计算简版量表的重测信度。采用R语言、Mplus 8.0和SPSS 24.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根据ESEM和GPCM的结果，独处行为量表共删除18道题目，保留积极独处、孤僻、社交回避和孤独4个因子共16道题目。简版独处行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5以上，验证性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指标为 χ2/ df＝4.74，TLI＝0.92，CFI＝0.95，SRMR＝0.05，RMSEA＝0.06；重测信度在0.60以上，以大五人格、社会支持和自尊作为效标关联效度，积极独处与外向性、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和自尊呈显著正相关( r＝0.07，0.25，0.15，0.26，0.09，均 P<0.05)，孤僻、社交回避与外向性、严谨性、宜人性、社会支持和自尊呈显著负相关( r＝-0.25，-0.22，-0.45，-0.16，-0.36，均 P<0.05； r＝-0.26，-0.09，-0.06，-0.18，-0.36，均 P<0.05)，与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 r＝0.25，0.32，均 P<0.05)，孤独与外向性、严谨性、宜人性和自尊呈显著负相关( r＝-0.08，-0.11，-0.08，-0.33，均 P<0.05)，与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 r＝0.33， P<0.05)。 结论:简版独处行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的特性，可用于评估个体的独处行为。

目的: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正念减压疗法在缓解护士长的应激压力反应和职业倦怠中的作用。方法:本研究为类实验研究，2021年6月选取张家港市12所医院的109名职业倦怠量表评分为轻度及以上的护士长作为研究对象，实施为期8周的正念减压治疗，比较干预前后护士长五因素正念度量表、应激（压力）反应问卷、职业倦怠量表得分。结果:干预后五因素正念度量表的观察、描述、有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反应5个维度得分和总分分别为（26.28 ± 1.32）、（26.94 ± 1.29）、（25.49 ± 0.99）、（25.45 ± 1.05）、（23.48 ± 1.01）分和（127.63 ± 3.78）分，高于干预前的（25.04 ± 1.37）、（25.37 ± 1.18）、（24.15 ± 1.00）、（24.09 ± 0.98）、（22.26 ± 1.04）分和（120.90 ± 4.0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39.21~-15.36，均 P<0.01）；干预后应激压力反应问卷的情绪反应、躯体反应、行为反应3个维度得分和总分分别为（27.70 ± 6.12）、（20.75 ± 4.20）、（15.19 ± 3.11）分和（65.99 ± 12.43）分，低于干预前的（29.19 ± 6.91）、（21.86 ± 5.20）、（16.48 ± 4.16）分和（70.12 ± 15.9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5.70~9.33，均 P<0.01）；干预后职业倦怠量表中情绪耗竭和去人格化2个维度得分分别为（26.24 ± 4.60）分和（5.96 ± 1.25）分，低于干预前的（29.66 ± 6.02）分和（6.90 ± 1.59）分，干预后个人成就感得分为（32.37 ± 5.02）分，高于干预前的（28.60 ± 6.04）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5.36、13.50、-9.65，均 P<0.01）。 结论:对护士长实施正念减压疗法可缓解其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带来的工作压力，重塑健康心理，缓解职业倦怠。

目的:探讨青少年短视频媒体使用倾向的潜在类别及人格特质对其潜在类别的影响。方法:2022年3月，采用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和问题性短视频媒体使用量表对1 362名青少年进行调查。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整理与描述统计；采用Mplus 8.3进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以探索青少年短视频媒体使用的潜在类别，并使用回归混合模型(R3STEP)探讨不同类别短视频媒体使用和人格特质的关系。结果:青少年的短视频媒体使用倾向可分为4个潜在类别(按占比由低到高)："问题倾向短视频使用型"(C4，11%)、"安全倾向短视频使用型"(C3，21%)、"社交倾向短视频使用型"(C1，29%)和"过渡倾向短视频使用型"(C2，39%)。不同人格特质在短视频媒体使用倾向的4个潜在类别上有不同的影响，以C3作为参考，发现开放性( OR＝1.95)是C1的促发预测因子，神经质( OR＝0.72)是C1的保护预测因子；谨慎性( OR＝0.46)是C2的保护预测因子，神经质( OR＝1.60)是C2的促发预测因子；谨慎性( OR＝0.33)是C4的保护预测因子，神经质( OR＝3.24)是C4的促发预测因子。 结论:中国青少年的短视频媒体使用倾向中存在4种不同潜在类别，分别是"安全型"、"社交型"、"过渡型"和"问题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对不同类别的青少年的短视频媒体使用倾向影响差异显著。本研究提示，应合理引导"过渡型"，干预"问题型"，重点帮助高神经质人格特质的青少年有效调节负面情绪，降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情况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