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很多文献持"百日咳"一称出自中国医书的观点，甚至认为早在隋朝典籍中就有关于百日咳的描述。通过回顾典籍原文，可知这些解读有误。中国传统典籍对百日咳的描述和文献年代分布特征与西医学相似，始于约500年前，此后记录愈发翔实具体。国内医界对此病有多种命名，没有统一使用"百日咳"作为病名的迹象和证据。文献记录显示"百日咳"首先在日本成为一个较为公认的疾病名称，并通过医学教育的直接输入，进入中国西医学现代教育课本。

1858-1860年日本霍乱大流行时期,長松文忠、奥田実、浅田宗伯、大村宽、高嶋久貫、马杉质、菅間元章、和爾子讓、尾台榕堂等9位汉方医家通过临床探索、参阅中国医籍、实地调研,研究和总结了霍乱的病因、病机,成功治愈霍乱并撰写了相关著作.9位汉方医家均意识到霍乱有别于《黄帝内经》等典籍中的传统"霍乱".他们主张,霍乱源于非常之气;霍乱为外感病,多见实证,临床采用汗、吐、泻、温、清、外治等法.9位汉方医家在著作中总结各自的心得,展示他们诊疗霍乱的独到经验,主要包括:以患者的腹泻物性状、发热与否、是否腹痛区分霍乱与一般急性胃肠道疾病;尺泽及委中穴有血络隆起是霍乱将要发作的征兆,急以刺络法令泻其血,减少患者病重的可能;患者尺脉洪大,是当用生石膏之脉,尺脉沉实且腹部胀满,则是应用大黄之脉;患者剧烈的呕吐是治疗霍乱的一大难点,可用葛根加半夏汤倍生姜,或以罂粟壳为君药的济世饮,或冷服小半夏加茯苓汤,以期减缓呕吐症状,令患者能够接受后续治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中和"为本,强调"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秩序.立足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视角,对历代重要中医典籍的基本理论、医学原则与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中医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丰富的"中和观"思想内涵,呈现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守中致和""内外平衡""动态和谐"的基本特征.深入考察这一基本理念和方法的内涵、特征与价值,能够为重构中医话语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提供研究范导.

乌头类中药痹证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该文以乌头(川乌、草乌)、附子为例,挖掘其传统痹证处方用药规律,为临床用药提供思路与依据.检索东汉至清朝20余部医学、药学及综合类典籍,获得乌头类中药治疗痹证的处方1 106首,运用频次统计、百分位数、关联规则Apriori算法等对处方用药规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附子应用比例约为60.76％,明显高于川乌、草乌,乌头类中药叠加应用占17.63％.70.34％处方主要用于风寒湿痹证,还可见肝肾两虚型、痰瘀痹阻型、风湿热痹型.在剂量明确的处方中,80％附子用量在0.29 ～2.14 g·d-1,乌头(川乌、草乌)用量0.14～1.01 g·d-1.且受证型分类、剂型、炮制等影响,乌头类中药在风寒湿痹证分类中用量最高,汤剂、酒剂用量明显高于丸、散剂型,93.11％处方使用炮制品入药,制品剂量高于生品.临床应用中,川乌、草乌多与防风、甘草、没药、麻黄等配伍,附子与肉桂、牛膝、防风、川芎等同用,共奏祛风除湿、止痹痛之功.乌头类中药广泛应用于痹证的治疗,起到除痹止痛的功效.

随着中医典籍《伤寒论》的研究在博观与厚积中逐渐走向世界,理应肩负起传译中医文化之重任.然而,其译介之难莫过于其病症名、方剂名等中医隐喻术语的翻译.笔者认为,将概念隐喻认知引入《伤寒论》的翻译研究,有益于进一步提高中医典籍的翻译质量,促进我国传统医学的域外传播.

近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冲击,传统文化不断地被“科学”质疑,中医亦是遭遇被“废止”的浪潮.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针灸乃至整个中医界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生存和发展,一大批针灸临床医家经过不懈努力,开拓出了一条继承与革新的道路,其表现出既有传承、有发扬,又有变革、有异化.通过分析近代一些针灸医家分别在道与术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学术思想,认为当前针灸界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及中医典籍的认识,立足对中医道统的继承,用“道”来驭“术”,再吸收其他医学知识,并实践于临床,方能更有利于针灸的发展.

清代郑观应编撰的《中外卫生要旨》是中国第一部介绍中西养生保健知识的医学典籍,该书卷一采撷名家观点,征引文献丰富,主要论述养心、养身、居处、中喝的预防及饮食宜忌等中医传统养生要旨.本文对卷一所引文献的体例特点进行归纳,得出其存在全引、选引、意引、合引等方式,并总结出引文存在脱文、文字讹误、断章取义、误注出处等问题.

高脂血症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如果从现有的传统降脂药入手,能否进一步提高疗效,本文就从性味"和合"的思路入手研究此范畴.根据中、彝医学理论即不同药味配伍之后,会产生新的作用,通过"和合"化生出新的不同于原有各自药味的功能如极其有代表性的酸甘化阴.其指性味酸甘的药物配伍后,可化生出单个药材药效中不具备的较强养阴作用.在《内经》《双柏彝医书》等多种典籍中出现,不同溶剂提取这类方剂的有效成分,效果不会一样[2].自拟降脂组方是楚雄本地应用多年的药,方由松花粉、生晒参、决明子、山楂、葛根、甘草组成存在辛、酸、甘、苦、咸等性味,性味为酸的是山楂,性味为甘的有松花粉、葛根、甘草.其中性酸和性甘的药配合产生了酸甘化阴的作用,如再配合益气药生晒参可起到益气养阴的作用,因此对气阴两虚型高脂血症是有防治作用的.根据此理论应用不同的溶剂提取的上池春酒制组方其药效会有差异,本实验从如下角度选择指标进行研究:临床上根据血液生化检查结果,选用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 、低密度脂蛋白(LDL-C)分类.在此基础上根据基质金属蛋白酶(MMP)的作用为削弱动脉壁,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不稳定和破裂,最终导致心肌梗死[3],可见其是高脂血症诱发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之一,MMP-2 、MMP-8 、MMP-13是大多数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手段,是衡量防治作用的手段[4-6].内源性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TIMPs)作为衡量防治作用的另一指标,故文中指标使用MMP-2 、 MMP-8 、 MMP-13 、 TIMP-1 、 LDL-C 、HDL-C 、TC 、TG 、各组大鼠在肠道中的脂肪含量.

“象”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中医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的“象”即可指具体的、可感知的现象、形象,也可具有某种象征的抽象的含义.通过取“象”来表达深奥的含义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医学中较为常见的语言手段.《周易·系辞上传》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1].王前和刘庚祥认为“中医的思维方式比较集中地体现中国传统抽象思维的特征”[2].中医学的抽象思维模式使得中医学中充斥着大量抽象且文化内涵丰富的概念.刘时觉曾明确指出“中医著作的一大语言特色是:明确的特定词汇往往表示不确定的多变的概念……使具体描述人体生理病理的,具有充分物质性、实体性的专门词汇,变得无形无状,有着明显的抽象性”[3].

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临床医案便是文化精粹中的显著表征之一.司马迁的《史记》为最久远的中医医案载体;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则以医案作为临床体验论述的证明;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最早儿科病案汇编;宋慈的《洗冤集录》是最早的法医学专书;江瓘的《名医类案》是最早的中医病案著作;余震的《古今医案按》开启了全面评述古今医案的先河.医案可涵述传统医学典籍延展的轴心轨迹,亦是中医发展历程中的关键基石,文章籍由对历代医案的返本开新期冀能对新时代的中医文化发展提供科学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