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病（AD）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其发病机制仍存在争议。现有的人类遗传学证据表明大脑中重要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能保护其他脑细胞免受侵袭，并能清除大脑中积聚的代谢垃圾，进而延缓神经元的退化，其功能状态与AD密切相关。对散发性晚发性AD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髓样细胞触发受体2（Trem2）这一基因在小胶质细胞检测和处理神经变性过程发挥重要作用，Trem2变异是AD最强的遗传风险因素之一，而激活Trem2信号通路可以激活小胶质细胞对Aβ的相应，减少Aβ沉积。因此恢复或增强小胶质细胞内有缺陷的Trem2功能可能是对抗AD神经元损伤和变性的方法。

目的:探讨降真香水提取物对中波紫外线诱导的人角质形成细胞(HaCaT)光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方法:2018年12月至2020年4月，在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遗传学实验室进行实验。用前期构建的光老化角质形成细胞模型，用不同浓度降真香水提取物与细胞共培养，用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率，用试剂盒检测细胞氧化指标活性氧(ROS)、丙二醛(MDA)、超氧化物岐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总抗氧化能力(T-AOC)水平，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细胞中白细胞介素(IL)-1β、IL-6、ɑ-肿瘤坏死因子(TNF-α)含量。结果:浓度为0.5~2.0 mg/L降真香水提取物对HaCaT细胞增殖有促进作用，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HaCaT细胞增殖率明显升高( P<0.05)。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细胞ROS含量显著降低( F＝214.67， P<0.05)，MDA含量显著降低( F＝811.88， P<0.05)，SOD含量升高( F＝28.95， P<0.05)，CAT含量升高( F＝213.31， P<0.05)，GPx含量升高( F＝65.10， P<0.05)，T-AOC水平升高( F＝305.58， P<0.05)，IL-1β含量降低( F＝15.46， P<0.05)，IL-6含量降低( F＝59.2， P<0.05)，TNF-α含量显著降低( F＝33.13， P<0.05)。 结论:0.5~2.0 mg/L降真香水提取物对光老化细胞模型有保护作用，可能与其提高光老化HaCaT细胞内SOD、CAT、GPx等抗氧化酶活力及T-AOC水平，降低ROS、MDA含量，降低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有关。

癫痫是一种复杂的神经系统疾病，其发病机制至今尚未明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癫痫与组蛋白去乙酰化等表观遗传学机制密切相关。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参与保护神经发生和调节多种神经信号级联反应，是一种潜在的癫痫靶向治疗药物。本文就组蛋白去乙酰化在癫痫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以及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癫痫治疗中的应用前景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后出现寡克隆条带（OB）对患者疗效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到2022年2月江苏省人民医院血液科接受ASCT治疗的156例初诊MM患者，其中男91例，女65例，年龄［ M（ Q1， Q3）］为56（26，71）岁。根据ASCT治疗后OB形成情况将患者分为两组：OB组（ n=60）与非OB组（ n=96）。末次随访日期为2023年8月31日，随访时间为42（18，117）个月。比较两组患者临床基线特点及疗效。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比较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及总生存时间（OS）的差异；采用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与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OB组与非OB组患者在发病年龄、分型、分期、危险分层、是否合并髓外病变、初诊循环浆细胞比例、诱导治疗方案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OB组患者接受ASCT治疗后获得完全缓解（CR）及以上缓解程度比例为93.3%（56/60），高于非OB组患者的80.2%（77/96）（ P=0.024）。OB组患者微小残留病（MRD）阴性率为66.7%（40/60），高于非OB组患者的34.4%（33/96）（ P=0.001）。OB组PFS及OS均为未达到，非OB组PFS及OS时间分别为28（2，80）、86（2，100）个月，OB组较非OB组患者具有更长的PFS（ P<0.001）和OS（ P=0.017）。在Cox多因素分析中，OB形成是MM患者PFS的保护因素（ HR=0.314，95% CI：0.153~0.644， P=0.002）。亚组分析发现，在Mayo骨髓瘤分层及风险调整治疗（mSMART）高危组患者中，OB组患者OS时间为未达到，优于非OB组患者的71（2，90）个月（ P=0.046）；但在mSMART标危组患者中，OB组与非OB组OS均为未达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03）；在初诊合并髓外病变患者中，OB组OS为未达到，优于非OB组患者的47（6，74）个月（ P=0.037）；但在初诊无髓外病变患者中，OB组OS为未达到，非OB组OS为86（2，10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30）。 结论:MM患者接受ASCT治疗后OB形成与疗效及预后相关，尤其对于初诊合并髓外病变或具有高危遗传学特征的患者，OB形成可提高患者MRD阴性率，延长患者OS时间，改善患者预后。

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是体内重要的血浆脂蛋白，可以通过参与胆固醇逆向运输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发挥抗炎、抗氧化及抗凋亡等功能。多年来研究者们认为血浆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升高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然而，近年来一些有关HDL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及人类遗传学研究却得出了与之相矛盾的结论。这些研究提示在心血管等疾病状态下HDL的蛋白成分可能发生翻译后修饰，导致其丧失原有功能，甚至获得促炎、促氧化的特质。本文就目前疾病状态下HDL发生蛋白成分修饰的机制及其功能改变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要综述。

目的:探究肝豆状核变性（Wilson disease，WD）妊娠期患者围产期管理，以及探索通过对患者羊水、脐带血基因检测确定其后代遗传病因和胎儿患病的可能性。方法:在围产期精细化管理方面，对1例2019年3月因眼涩眼胀、视力下降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眼科就诊时发现K-F环，肝病科进一步诊断WD的孕妇行人工流产一次，并于2020年10月再次妊娠后进行包括妇产科、肝病中心、麻醉科、消化科、营养科等多学科会诊和孕期规范化治疗；二次妊娠后提取患者静脉血、羊水和脐带血基因组，采用Sanger测序进行ATP7B基因变异分析。结果:通过多学科协作管理，该患者在妊娠合并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脾大伴功能亢进、血小板减少、贫血、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多种合并症的情况下顺利产子。新生儿表型正常，阿氏评分10-10-10。测序发现该患者存在ATP7B p.Arg778Leu 和p.Val890Met，为数据库已报道的错义杂合变异，ACMG分级为致病性变异。羊水和脐带血的检测结果显示胎儿仅p.Arg778Leu单杂合变异，仅携带母亲一个致病突变位点，预测不会出现肝豆状核变性的临床表型。结论:围产期多学科协作管理对WD患者顺利妊娠具有重要保护意义。对患者羊水和脐带血的遗传学筛查有利于早期发现胎儿WD。

目的:分析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复发/难治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R/R B-ALL）获完全缓解（CR）患者的长期生存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5年5月至2018年7月就诊于陕西省人民医院接受靶向CD19的CAR-T细胞治疗并获得CR的R/R B-ALL患者的临床信息。采用Kaplan-Meier法评估患者的总生存（OS）和无白血病生存（LFS），并通过Cox等比例风险回归分析CAR-T治疗后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纳入的38例R/R B-ALL患者中，男性患者21例，中位年龄25（6~59）岁，中位OS时间为18（95% CI 3~33）个月。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MLL-AF4融合基因阳性是OS及LFS的独立危险因素（OS： HR＝4.888，95% CI 1.375~17.374， P＝0.014；LFS： HR＝6.683，95% CI 1.815~24.608， P＝0.004）；接受维持治疗是OS及LFS的独立保护因素（OS： HR＝0.153，95% CI 0.054~0.432， P<0.001；LFS： HR＝0.138，95% CI 0.050~0.382， P<0.001）；MRD转阴患者LFS获益（ HR＝0.209，95% CI 0.055~0.797， P＝0.022），但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11）；具有高肿瘤负荷的患者在0.1的水平上是OS及LFS的危险因素（OS： HR＝2.662，95% CI 0.987~7.184， P＝0.053；LFS： HR＝2.452，95% CI 0.949~6.339， P＝0.064）。 结论:高肿瘤负荷和高危遗传学可能会影响R/R B-ALL患者接受CAR-T治疗后的长期生存，予以来那度胺为基础的维持治疗有可能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

目的:遗传因素可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本研究通过分析13个候选基因与抑郁症的关联，探讨中国汉族人群抑郁症的遗传风险因子。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20年2月至2021年9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情感障碍科、成人精神科和老年科住院的439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病例组，男性158例、女性281例，年龄为（29.84±14.91）岁；464名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男性196名、女性268名，年龄为（30.65±12.63）岁。应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MALDI-TOF）质谱仪分析所有受检对象的13个候选基因20个位点。性别比较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年龄和基因型分布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采用PLINK软件中“哈迪-温伯格”和“等位基因频率”程序用于分析哈迪-温伯格平衡与基因频率，采用PLINK软件中“标准病例/对照关联测试”、“Max（T）置换”和“Bonferroni多次测试校正”程序用于分析基因与疾病的关联。 结果:PLINK分析显示，Bonferroni校正前 SCN2A rs17183814、 ABCB1 rs1045642与 CYP2C19*3 rs4986893、 NAT2*5A rs1799929与抑郁症有关联（χ 2=10.340， P=0.001；χ 2=11.010， P=0.001；χ 2=9.781， P=0.002；χ 2=4.481， P=0.034）。以上位点在对照组中的较小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12.07%、43.64%、2.59%和3.88%；病例组中较小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17.43%、35.99%、5.47%和6.04%；比值比（odds ratio， OR）分别为1.538、0.726、2.178和1.592。采用Max（T）置换程序经1 000 000次置换测试后上述4个位点的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经验 P值（EMP1）分别为0.002、0.001、0.003和0.042。Bonferroni校正后，只有 SCN2A rs17183814、 ABCB1 rs1045642与 CYP2C19*3 rs4986893位点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校正后 P值分别为0.026、0.018和0.035。 结论:SCN2A rs17183814、 ABCB1 rs1045642与 CYP2C19*3 rs4986893位点与抑郁症易感性有关，其中 SCN2A rs17183814与 CYP2C19*3 rs4986893的A等位基因可能是中国汉族人群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而 ABCB1 rs1045642的T等位基因可能为中国汉族人群抑郁症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索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rs2237051及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α（peroxidase proliferators activate receptor-α，PPAR-α）rs4253623基因多态性与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generalized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GAgP）易感性的相关性及其交互作用，为筛选GAgP的高危人群提供遗传学依据。方法:纳入219例于2001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就诊的GAgP患者（GAgP组）和138名年龄、性别匹配的全身及牙周健康的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职工和学生作为健康对照者（对照组），采用基于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进行EGF rs2237051及PPAR-α rs4253623基因型检测，使用多重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基因型与GAgP易感性的关系，采用似然比检验对两个基因多态性位点在GAgP易感性方面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进行分析，交互作用模型采用相乘模型。结果:GAgP组年龄为（27.3±4.5）岁，男性87例，女性132例；对照组年龄为（27.1±4.2）岁，男性53人，女性85人，两组人群年龄、性别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EGF rs2237051位点中，AA基因型频率在GAgP组[49.5%（107/216）]显著高于对照组[37.7%（52/138）]，AG/GG基因型频率在GAgP组[50.5%（109/216）]显著低于对照组[62.3%（86/138）]（ P<0.05）。调整年龄、性别后，与AA基因型相比，AG/GG基因型个体患GAgP风险显著降低39%（ OR：0.61，95 %CI：0.40~0.95， P<0.05）。PPAR-α rs4253623位点中，AA基因型频率在GAgP组[76.2%（160/210）]显著高于对照组[65.9%（81/123）]，AG/GG基因型频率在GAgP组[23.8%（50/210）]显著低于对照组[34.1%（42/123）]（ P<0.05）。调整年龄、性别后，与AA基因型相比，AG/GG基因型个体患GAgP风险显著降低40%（ OR：0.60，95 %CI：0.36~0.98， P<0.05）。EGF rs2237051及PPAR-α rs4253623在GAgP易感性方面存在显著交互作用，两个位点均为AG/GG基因型个体与均为AA基因型的个体相比，患GAgP风险降低66%（ OR：0.34，95 %CI：0.17~0.66， P<0.01）。 结论:EGF rs2237051及PPAR-α rs4253623位点与GAgP易感性相关，两者在GAgP易感性方面存在显著交互作用，两个位点中等位基因G在GAgP患病方面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探究人肠道菌群与增生性瘢痕（HS）之间的因果关系。方法:该研究为基于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TSMR）分析的研究。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数据库获得人肠道菌群（18 473个样本）和HS（208 248个样本）的数据。提取已知肠道菌群门、纲、目、科和属5个水平的遗传变异基因，即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连锁不平衡（LD）分析。使用PhenoScanner V2数据库进行人类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排除与HS不相关的肠道菌群SNP并分析获得的SNP是否为弱工具变量。采用TSMR分析的4种方法，即逆方差加权（IVW）、MR-Egger回归、加权中位数和加权模式，对肠道菌群SNP与HS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绘制前述4种分析方法得出重要结果的散布图，分析肠道菌群SNP与HS的相关性。采用IVW检验和MR-Egger回归检验评估肠道菌群SNP的异质性，采用MR-Egger回归检验和MR-PRESSO离群值检验评估肠道菌群SNP的水平多效性，采用留一敏感性分析确定HS是否由肠道菌群中的单个SNP引起。对HS SNP与肠杆菌属或HS SNP与瘤胃球菌2属分别进行逆向TSMR分析，检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结果:共获得196个已知肠道菌群，属于9门、16纲、20目、32科、119属，从每个菌群中均获得多个SNP作为工具变量。LD分析显示，除rs1000888、rs12566247、rs994794外，其余肠道菌群SNP均符合遗传变异与暴露因素密切相关的假设。人类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显示，经LD分析后获得的SNP均未被排除且均不是弱工具变量。IVW、MR-Egger回归、加权中位数和加权模式的TSMR分析显示，肠杆菌属及瘤胃球菌2属均与HS存在因果关系。其中，IVW和MR-Egger回归的森林图分析还显示，肠杆菌属的16个SNP（该菌属SNP个数下同）和瘤胃球菌2属的15个SNP（该菌属SNP个数下同）均为HS的保护因素。进一步地，IVW分析显示肠杆菌属SNP（比值比为0.62，95%置信区间为0.41~0.93， P<0.05）和瘤胃球菌2属SNP（比值比为0.62，95%置信区间为0.40~0.97， P<0.05）均与HS发生风险呈负相关。散布图显示，肠杆菌属和瘤胃球菌2属的SNP均是HS的保护因素。IVW检验和MR-Egger回归检验均显示，肠杆菌属SNP（ Q值分别为5.73、5.76， P>0.05）和瘤胃球菌2属SNP（ Q值分别为13.67、15.61， P>0.05）均无异质性。MR-Egger回归检验显示，肠杆菌属和瘤胃球菌2属的SNP均无水平多效性（截距分别为0.01、0.06， P>0.05）；MR-PRESSO离群值检验显示，肠杆菌属和瘤胃球菌2属的SNP均无水平多效性（ P>0.05）。留一敏感性分析显示，无单个肠道菌群SNP驱动HS的发生。逆向TSMR分析显示，HS SNP与肠杆菌属之间、HS SNP与瘤胃球菌2属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反向因果关系（比值比分别为1.01、0.99，95%置信区间分别为0.97~1.06、0.96~1.04， P>0.05）。 结论:人肠道菌群与HS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肠杆菌属及瘤胃球菌2属对抑制HS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