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转录组测序技术探讨电针干预对膝骨关节炎软骨表达谱的影响.方法:12只新西兰兔按体质量随机分为空白组(4只)及KOA造模组(8只),KOA造模组应用改良Videman法制动6周复制KOA兔模型,拆除固定装置后根据Lequesne评分再随机分为模型组和电针组(每组4只),干预4周.干预后进行行为学评价,对兔膝关节软骨进行转录组学测序并进行GO和KEGG富集等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干预后,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Lequesne评分显著降低(P＜0.01);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共筛选出1 055条差异基因,GO分析生物过程主要涉及炎症反应、免疫反应、血管生成和细胞外基质组织等功能,KEGG分析主要富集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吞噬体、EB病毒感染和细胞粘附等通路;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初步筛选出396条差异表达基因,进一步GO分析(生物过程)主要涉及炎症反应、免疫反应以及细胞外基质组织等功能,KEGG分析主要富集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吞噬体、补体和凝血级联反应等通路;通过交集分析得到电针干预KOA的主要分子机制为白细胞激活、对细菌反应和炎症反应等白细胞-炎症反应,防御反应、免疫反应和对外部刺激反应等免疫功能.结论:在关节软骨层面,电针干预KOA主要通过影响白细胞-炎症反应、免疫功能等表达谱变化而发挥治疗作用.

目的 探讨念珠菌血症的流行病学、临床特点、病原体分布、药敏试验结果以及预后情况,为临床念珠菌血症病原学诊断和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9年1月-2022年12月念珠菌菌血症的临床资料,对真菌种类、阳性报警时间、标本送检科室、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共收集念珠菌血症患者55例,排名前3位念珠菌分别为近平滑念珠菌16株(29.1％)、白念珠菌16株(29.1％)、热带念珠菌14株(25.5％),其中热带念珠菌阳性报警时间最短(21.1±7.8)h.念珠菌血症分布排名前3的科室是重症监护病房(ICU)18例(32.7％)、血液肿瘤科11例(20.0％)和肝胆外科10例(18.2％).腹腔感染是最常见的感染源.所有念珠菌对5-氟胞嘧啶敏感,但对其他抗真菌药物出现不同程度的耐药,热带念珠菌对唑类耐药率最高.念珠菌血症患者30 d病死率为32.7％,年龄、恶性肿瘤、入住ICU、感染性休克、外科手术、高水平降钙素原及合并细菌血流感染是30 d死亡的危险因素.结论 念珠菌血症以非白念珠菌为主,大多数临床菌株对抗真菌药物敏感,患者常合并基础疾病且有多种危险因素,其预后较差,应引起临床医生的足够重视.

探讨医院未处理污水中碳青霉烯类耐药菌的流行情况、基因组特征及临床相关性，为院内评估公共卫生情况、预防交叉感染提供参考依据。收集2023年3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污水处理站内未处理污水和26个病区洗手池U型排污管内污水，离心稀释后涂布于含有美罗培南（2 μg/ml）的LB固体平板分离耐药细菌，进行菌种鉴定、药敏分析、碳青霉烯酶基因PCR检测和全基因组测序；对基因组序列进行耐药基因识别，并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结合多位点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和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分析，比较其与同季度临床分离株的同源性。结果显示，从医院污水中分离出56株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菌，来源于13个属，其中17株分离自医院总污水，气单胞菌属为最优势属（35.3%，6/17）；39株分离自17个病区的污水，假单胞菌属为最优势属（30.8%，12/39）。本院常见污水分离株均为多重耐药细菌，对部分二、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耐药率可达100%。来源于污水分离株的碳青霉烯酶基因共8种，包括 blaKPC、 blaNDM、 blaIMP、 blaVIM、 blaIND、 blaOXA-58-like、 blaOXA-48-like和 blaOXA-427-like。共39株污水分离株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医院总污水中携带 blaKPC-2细菌的分离率（35.3%，6/17）最高，病区污水中携带 blaIMP-8细菌的分离率（31.8%，7/22）最高。14株污水分离株同时携带两种碳青霉烯酶基因，共6种组合型。本院还发现了 blaIMP-101新亚型。筛选4株污水分离株和11株临床分离株纳入SNP分析，其中临床和污水来源的2株ST11型肺炎克雷伯菌仅有15个SNP差异，具有高度同源性。综上，医院未处理污水中存在多种多重耐药的条件致病菌，具有在环境中散播耐药基因的潜在风险；医院污水和临床分离的高度同源肺炎克雷伯菌表明医院污水与临床感染的紧密联系。医院需加强对污水环境中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的监测，防止医院污水中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的广泛传播，预防污水中耐药细菌引起的院内感染。

目的:评估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技术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检测病原菌对重症监护病房（ICU）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的诊断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8月至2021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46例器官移植后肺炎/疑似肺炎患者的BALF，均进行了同步mNGS和常规微生物综合试验（CMT）检测，并以CMT结果作为参考标准，比较mNGS和CMT在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中诊断价值的差异，并分析mNGS对于混合感染的诊断价值。结果:①肺炎病原体：在入组的35例患者中共检测出31种病原体，包括细菌（16种）、真菌（9种）、病毒（6种），其中mNGS和CMT共同检测到25种病原体，仅mNGS检测到19种病原体。采用mNGS方法分离出的微生物中，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及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率较高〔分别为51.4%（18/35）、42.9%（15/35）、31.4%（11/35）〕；白色假丝酵母菌、曲霉属和肺孢子菌属是最常检测出的真菌〔分别为31.4%（11/35）、22.9%（8/35）、22.9%（8/35）〕；有20例患者病毒检测呈阳性，最常检测到的病毒为巨细胞病毒、疱疹病毒和EB病毒〔分别为28.6%（10/35）、20.0%（7/35）、17.1%（6/35）〕。此外mNGS还检测出1例布鲁氏菌。②诊断效能：就细菌检测而言，对纳入研究的35例患者样本进行CMT检测有20例阴性结果，对阴性样本采用mNGS方法检测共产生10例阳性结果；mNGS阳性样品的百分比显著高于CMT阳性样品〔优势比（ OR）＝5.5，95%可信区间（95% CI）为1.2~24.8， P＝0.02〕；mNGS对于诊断细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3%、50.0%，而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58.3%、91.1%。就真菌检测而言，两种检测方法阳性样品的百分比无明显差异（ OR＝1.5，95% CI为0.5~4.2， P＝0.60）；mNGS对于诊断真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2.2%、64.7%，PPV和NPV分别为68.4%、68.8%；对纳入35例样本进行CMT检测产生17例阴性结果，对检测阴性样本使用mNGS检测共产生6例阳性结果。共20例患者样本采用mNGS检测到病毒阳性。此外，23例患者（占65.7%）被确诊为肺部混合感染。 结论:使用mNGS检测BALF中的病原体提高了危重症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细菌鉴定的敏感度和特异度，mNGS在检测病毒和识别混合感染方面有明显优势。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皮肤化脓性感染部位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金葡菌）耐药、毒力及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为临床抗感染用药提供实验依据。方法:收集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20年5-12月皮肤科住院患者皮肤化脓性感染部位及鼻腔分泌物样本进行细菌分离培养。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鉴定疑似金葡菌菌落，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PCR扩增金葡菌毒力基因，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tsst-1、pvl、hla、clfA 4种毒力基因在不同来源金葡菌菌株中的相对表达量。对金葡菌菌株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耐药率及毒力基因检出率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或曼-惠特尼 U非参数检验。 结果:在210例住院患者中，共分离金葡菌85株，包括皮肤化脓性感染部位54株（病例组），鼻腔部位31株（对照组）。药敏试验结果显示，85株金葡菌中14株为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85株菌对青霉素耐药率[90.59%（77/85）]最高；对克林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分别为60.00%（51/85）、61.18%（52/85），未发现对利福平、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菌株。PCR显示，病例组菌株pvl基因检出率（33.33%，18/54）高于对照组（12.90%，4/31， χ2 = 4.28， P = 0.038）。实时荧光定量PCR显示，对照组菌株clfA相对表达量[3.87（2.30，5.94）]高于病例组[1.63（0.95，2.62）， P = 0.007]。85株金葡菌分型共得到17个ST型别，其中主要优势型别为ST398-甲氧西林敏感金葡菌（20/71）和ST22-MRSA（9/14）。ST22-MRSA菌株毒力基因pvl检出率（14/14）明显高于非ST22型MRSA（0， P < 0.001）。 结论:皮肤化脓性感染部位分离的金葡菌对青霉素、克林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较高，这些抗生素不应作为临床经验治疗的首选药；皮肤金葡菌感染性疾病发病可能与毒力基因pvl有关；金葡菌鼻腔定植可能与clfA基因有关。

目的:探讨膜诱导技术联合局部肌皮瓣修复大转子区窦腔型压力性损伤的临床疗效。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2020年1月—2023年1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收治12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大转子区窦腔型压力性损伤且伴有不同程度感染的患者，其中男8例、女4例，年龄42~76岁，单侧大转子区压力性损伤者9例、双侧大转子区压力性损伤者3例，3例患者并发脓毒症。清创前压力性损伤创面外口面积为1.5 cm×1.0 cm~3.0 cm×3.0 cm，术中清创时测量的内腔面积为10.0 cm×8.5 cm~20.0 cm×10.0 cm。改善全身一般状况后，Ⅰ期行清创后抗生素骨水泥覆盖/填塞，Ⅱ期移植面积为10.0 cm×9.0 cm~22.5 cm×11.5 cm局部肌皮瓣修复创面，将供瓣区创面直接缝合。对比所有患者Ⅰ期术前与Ⅰ期术后7 d的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红细胞沉降率等炎症指标水平及创面分泌物标本微生物培养阳性比，记录并发脓毒症患者Ⅰ期术前与Ⅰ期术后3 d精神状况、体温、心率、呼吸频率，观察所有患者Ⅱ期术后局部肌皮瓣成活及创面愈合情况，随访所有患者压力性损伤复发情况及肌皮瓣外观和质地。结果:12例患者Ⅰ期术后7 d的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水平、降钙素原水平、红细胞沉降率均较Ⅰ期术前明显下降（ t值分别为6.67、7.71、2.72、3.52， P<0.05）；Ⅰ期术后7 d创面分泌物标本微生物培养阳性比为2/12，较Ⅰ期术前的11/12明显降低（ P<0.05）。3例并发脓毒症患者Ⅰ期术后3 d精神状况较Ⅰ期术前明显好转，体温恢复正常，心率<90次/min，呼吸频率<20次/min。共15个创面经局部肌皮瓣移植修复，Ⅱ期术后14个局部肌皮瓣存活良好，创面愈合；1个局部肌皮瓣远端少部分坏死，经床旁清创缝合后14 d愈合。Ⅱ期术后随访3~24个月，所有患者压力性损伤均未复发，肌皮瓣不臃肿，肌皮瓣颜色与周围皮肤组织近似且质地柔软。 结论:采用膜诱导技术联合局部肌皮瓣治疗大转子区窦腔型压力性损伤，可以通过抗生素骨水泥的覆盖/填塞降低患者全身炎症指标水平，减轻创面处的细菌负荷，形成诱导膜，为后期创面修复提供良好基础；局部肌皮瓣展现出了成活率高、并发症少、外观佳的良好临床效果，术后压力性损伤复发率低。

患者，男，41岁，因左眼视物不清2年伴耳鸣1个月余，于2021年4月19日至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眼科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0.08，矫正视力0.8；双眼眼压均为1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5 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右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3 mm，直接对光反射灵敏，余眼前节及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双眼视野检查示可见生理盲点，全视野范围内各部位光敏感度正常。请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头颅CT检查后诊断为头颈部腺样囊性癌，行肿瘤次全切除术及放射治疗。术后6个月，患者因左眼视物不清伴分泌物增多及左耳胀痛2周，再次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指数20 cm；眼压19 mmHg，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中央可见4 mm×4 mm溃疡，荧光素钠染色阳性，前房可见积脓，眼后段结构窥不清(图1)。激光扫描角膜共焦显微镜示病灶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图2)。结膜囊分泌物培养未见细菌及真菌生长。角膜知觉检查显示左眼角膜知觉反射迟钝。耳鼻喉科医师会诊诊断为左中耳炎。临床诊断为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氧氟沙星眼膏(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1次/2 h点眼，头孢曲松钠3.0g 1次/d静脉滴注。治疗5 d后，患者眼部及耳部症状明显减轻，左眼角膜溃疡范围缩小至3 mm×3 mm(图3A、B)，前房积脓消失。停用全身抗感染药物，加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1次/2 h点眼并佩戴角膜绷带镜。持续治疗5 d后检查发现左眼角膜上皮缺损持续不愈，予利多卡因联合罗哌卡因1：1约0.2 ml球结膜下浸润麻醉后行左眼角膜羊膜覆盖术。术中将羊膜覆盖全角膜，于角膜缘进行间断缝合。术后1 d，羊膜贴敷紧密，角膜缘无渗出及分泌物(图4A)。术后1周羊膜贴敷紧密、无溶解，拆除缝线(图4B)。术后2周羊膜仍覆盖角膜，未见溶解迹象(图4C)。术后1个月检查发现溃疡病灶愈合并呈片状云翳，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缘上方可见一新发1.5 mm×1.5 mm角膜溃疡灶，前房下方积脓(图4D)；压迫泪囊区可见大量脓性分泌物自下泪小点溢出，泪囊区皮肤无红肿和压痛；结膜囊分泌物培养结果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综合诊断为左眼泪囊炎、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全身头孢曲松钠3.0 g 1次/d静脉滴注，局部氧氟沙星眼膏、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1次/2 h点眼抗感染治疗，治疗5 d后行左泪囊鼻腔吻合术；术后随访1年角膜溃疡已形成角膜云翳(图5)，泪道冲洗通畅。

目的:探讨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供肺来源的微生物与移植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完成肺移植手术的88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及肺部感染病原学资料，对气道内病原微生物的种类、检出比例和耐药性变迁进行分析。根据是否检出耐药菌，将受者分为耐药菌阳性组(71例)和耐药菌阴性组(17例)，对比分析术后3年存活率，并用Log-rank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前瞻性分析2020年4月11日至2020年9月5日完成的14例肺移植供肺气道菌群和受者预后，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卡方检验，对供肺和受者的气道菌群多样性、受者术后1年间的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肺功能指标等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回顾性分析的88例肺移植受者，5年间共检出992株菌，包括细菌796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占88.4%(704/796)；真菌196株。2019年革兰氏阳性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和念珠菌属的检出比例均高于2015年(8.2%比5.3%，13.6%比13.2%，33.2%比17.5%，6.5%比5.3%，26.6%比20.2%)。革兰氏阴性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情况分析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在2019年耐药率最高，为68.18%，同年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为98.44%。耐药菌阳性组与耐药菌阴性组术后3年存活率分别为46.3%和35.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10)。前瞻性分析的14例肺移植受者的供肺气道分泌物经二代测序均检出细菌。其中5例受者在移植后1个月内在气道分泌物中检测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余9例未检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Pearson卡方检验显示，气道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与肺移植后1年的预后情况无明显相关。 结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仍然是革兰氏阴性菌占主导，并且耐药比例始终居于高位，供肺病原微生物对肺移植受者的短期预后无明显影响。

目的:分析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相关性血管炎（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AAV）初诊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9月至2020年9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初诊AAV患者（随访至少6个月）的临床资料。根据随访过程中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感染情况，并进一步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发生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共236例AAV患者被纳入本研究，女性128例（54.2%），男性108例（45.8%），中位年龄为66.00（59.76，71.99）岁。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ANCA阳性者202例（85.6%），蛋白酶3（proteinase 3，PR3）-ANCA阳性者34例（14.4%）。其中感染组77例，非感染组159例。77例感染组患者共发生121次感染，54次感染（44.6%）发生在初诊后6个月内。感染组合并高血压病史、肺部基础疾病及接受激素冲击治疗和血浆置换的患者比例，肺部、肾脏、心脏、胃肠道受累率，及初诊时血肌酐、五因子评分（five factors score，FFS）显著高于非感染组，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显著低于非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肺部（73.6%）是AAV患者的主要感染部位，最常见的病原微生物是细菌（64.0%），以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其次是真菌（33.7%，以白念珠菌为主）。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肺部受累（ HR=1.682，95% CI 1.034~2.734， P=0.036）、胃肠道受累（ HR=2.976，95% CI 1.219~7.267， P=0.017）是AAV患者发生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AAV患者在初诊后6个月内感染的发生率较高。AAV患者最常见的感染部位是肺部，常见的病原微生物是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念珠菌。肺部受累、胃肠道受累是AAV患者发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