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位29岁女性护士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期间不慎被患者用过的针头扎破手指。因担心职业暴露感染口服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洛匹那韦200 mg/利托那韦50 mg）2片，2次/d。首次服药4 h后出现全身红色皮疹，伴颜面部肿胀。给予氯苯那敏片8 mg口服，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5 mg肌内注射。服药后8.5 h患者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伴腹痛、腹泻，血压70/50 mmHg（1 mmHg=0.133 kPa），体温35.2 ℃，心率87次/min，呼吸22次/min，脉搏微弱，四肢发冷，血氧饱和度0.93。诊断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致过敏性休克，给予静脉扩容、鼻导管吸氧及心电监护。患者症状逐渐缓解，2.5 h后患者血压恢复至108/89 mmHg，次日皮疹消退。

目的:确定各型休克临床体征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确认临床医生优先选择哪些体征来确定休克类型和选择血管活性药物，并测试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患者器官功能障碍时间延长或死亡(复杂病程)的相关性。设计: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场所:单中心大型学术型PICU。对象:2012-2016年间按重症监护脓毒症路径治疗的18岁以下患儿。测量方法和主要结果:临床体征(四肢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脉搏强度、脉压、舒张压)之间的一致性采用Fleiss和Cohen′s κ进行测量。临床体征与休克类型的关系，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如采用血管加压药而非正性肌力药治疗冷休克)与复杂病程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认。469例患儿中，临床医生确定307例(65%)为暖休克，162名(35%)为冷休克。所有临床体征的一致性较低(κ0.25，95% CI 0.20，0.30)，但肢体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和脉搏强度间的一致性好于脉压和舒张压。只有肢体温度(aOR 26.6，95% CI 15.5，45.8)，毛细血管再充盈(aOR 15.7，95% CI 7.9，31.3)和脉搏强度(aOR 21.3，95% CI 8.6，52.7)与临床医生记录的休克类型相关。接受血管活性药物治疗的86例患儿，其休克类型与所用血管活性药物并不一致(κ0.14，95% CI -0.03，0.31)，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复杂病程无关(aOR0.3，95% CI 0.1，1.02)。 结论:用于描述休克类型特点的常见临床征象的一致性较低，临床医生优先选择指标为肢体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和脉搏强度。虽然临床医生判定的休克类型通常与所用血管活性药物不一致，但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复杂病程无关。根据临床征象对休克进行分类应慎重。

目的:总结肺炎链球菌相关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肺炎链球菌相关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结果、疗效和预后。结果:共纳入7例患儿，年龄18～43个月；男5例，女2例。患儿均有感染中毒症状和呼吸困难，5例以发热、咳嗽起病，2例以腹痛、呕吐起病。患儿于病程3～9 d急骤出现贫血、血小板减少和肾功能下降。4例并心功能不全，2例并感染性休克，2例并神经系统损害。5例为单一肺炎链球菌感染，2例混合不动杆菌感染。7例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均显著升高(分别为80～200 mg/L和6.43～100.00 μg/L)。末梢血涂片易见破碎红细胞。4例骨髓象初期红系呈一过性增生抑制，粒系胞质可见中毒颗粒。7例中6例行直接Coombs试验，结果均阳性。急性期血清补体C 3均下降(0.42～0.66 g/L)。急性期胸片示大块实变，后逐渐出现液化坏死灶、囊样分割包裹及空洞样改变。超声显示均有肝大和肾大，恢复时间分别为2～3个月和6～9个月。7例患儿均接受4～8周联合抗感染治疗，均行呼吸支持，5例行血液净化治疗，4例接受血浆置换。7例均行冷冻血浆、洗涤红细胞或悬浮红细胞输注，期间未见溶血加重。血小板2～3周恢复，肾功能2～4周恢复，肺部影像学3～6个月基本恢复正常。 结论:小年龄重症肺炎患儿出现贫血、血小板低和肾损害时，应考虑肺炎链球菌相关溶血尿毒综合征的可能，尽早诊断和治疗，及时辅以呼吸支持和血液净化治疗可改善预后。

1例70岁男性患者行电子结肠镜息肉冷切除术后4 h，给予5%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过程中突发全身瘙痒、剧烈胸痛、左上肢放射痛，伴荨麻疹；血压85/50 mmHg（1 mmHg=0.133 kPa），心率95~106次/分，心律绝对不齐；心电图示V 2~V 6导联ST段抬高。冠状动脉造影示左前降支中段闭塞，抽吸血栓后植入支架1枚，症状缓解。肠息肉冷切除术后第12天，给予磺达肝葵钠1.5 mg皮下注射，1 min后患者突然意识丧失、血压测不出，考虑为过敏性休克，给予抗过敏、升血压、增强心脏功能等治疗后意识、血压恢复。肠息肉冷切除术后第14天，患者第6次应用托拉塞米10 mg静脉注射5 min后出现皮肤瘙痒、皮疹，伴胸闷、憋气，血压下降，立即给予抗过敏治疗后症状缓解。结合病史和皮肤点刺试验结果，考虑患者为反复发作的Ⅱ型Kounis综合征。

1例75岁糖尿病女性患者因右桡骨远端骨折拟行手术治疗。术前禁食期间给予5%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500 ml+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诺和灵R）6 U静脉滴注，无其他并用药物。输液前测指尖血糖10.6 mmol/L。液体输注约3 min（输入液体约8 ml），患者突然全身发冷、恶心，随之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口吐白沫、双上肢抖动、小便失禁。指尖血糖9.6 mmol/L，可排除低血糖反应。心电监护显示，血压最低37/27 mmHg（1 mmHg=0.133 kPa），血氧饱和度0.40，考虑为生物合成人胰岛素导致的过敏性休克。先后给予静脉泵入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皮下注射肾上腺素和静脉滴注地塞米松等抗过敏、抗休克治疗，3 h后患者恢复正常。

目的:建立动物体温后降模型，探索浸泡性冻僵及机体复温过程中的体温后降对机体的影响。方法:配制低温模拟海水(温度为1℃)，将小型猪胸部以下部位淹没于低温模拟海水中。在小型猪的体温降到28.0℃时，立即将小型猪移出水面，35.0℃水浴复温。实时监测体温、心电图和心率等指标，分别于入水前、出水时及体温后降导致心电图出现室颤时采血，测定血糖、血小板、尿素氮、肌酐、血清钾、总胆红素、乳酸脱氢酶、谷草转氨酶、冷休克蛋白、肾上腺素等指标。结果: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小型猪的体温逐渐降低，心率逐渐加快，但体温降到35.5℃后，心率逐渐降低。复温过程中，体温先继续下降，下降至最低平均温度25.3℃后开始回升，平均体温后降幅度为2.7℃。小型猪心率下降至平均50次/min后开始回升，在体温达到平均37.1℃时，心率恢复到平均112次/min。与入水前相比，出水时小型猪的血糖、尿素氮、肌酐、总胆红素、血清钾、谷草转氨酶、冷休克蛋白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出水时相比，体温后降导致室颤时小型猪的血糖值显著降低，尿素氮、肌酐、总胆红素和谷草转氨酶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小板、乳酸脱氢酶、肾上腺素等指标未发生显著变化。 结论:低温海水浸泡及"体温后降效应"显著影响机体的心功能、血糖及肝肾功能，可为下一步提出冻僵机体复温时体温后降的预防及救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新生儿肠造瘘术后二期手术方式的选择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至2019年12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小儿外科收治的35例新生儿期曾接受肠造瘘手术患儿，二期行根治手术。术前详细询问病史，均行钡灌肠造影、24 h延迟拍片、肛门直肠测压等检查，术中根据个体病情行多点肠管活检及快速冷冻病理检查，结合术中探查情况决定具体手术方式。术后观察有无吻合口瘘、肠梗阻、腹腔感染等并发症及肠功能恢复、排便情况、营养状况等中远期效果。结果:9例诊断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行关瘘术；16例诊断为NEC合并肠狭窄，行狭窄肠管切除吻合术+关瘘术；10例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其中5例为全结肠型巨结肠，行Soave巨结肠根治术，3例为长段型巨结肠，行结肠次全切除Deloyers法翻转升结肠肛管吻合术+再次造瘘，2例为常见型巨结肠，行经肛门巨结肠治疗术+关瘘术。术后1例吻合口瘘并感染性休克，1例切口裂开，3例黏连性肠梗阻，1例左侧肺实变。随访3～36个月，恢复尚可。结论:对于新生儿期行肠造瘘手术患儿，二期手术前应详细追问病史，钡灌肠造影、24 h延迟拍片、术中多点肠管活检等检查结合术中探查情况，有助于选择合适个体化手术方案，减少手术并发症，提高患儿远期生活质量。

本文回顾国内外呼吸危重症领域在2022年度（2021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的临床进展。研究发现发病前虚弱体质和有创机械通气中呼吸困难主诉是危重症患者预后不利因素，冷冻肺活检或可有效提高危重症患者疾病诊断准确率，床旁微生物形态学快速诊断技术（M-ROSE）能够在床旁快速明确是否感染和感染致病原；电阻抗成像技术（EIT）、跨肺驱动压（DP L）、气道驱动压（DP aw）在动态评估、指导个体化呼吸支持和预后评价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巴瑞克替尼可能对合并有高炎症反应的重症感染患者具有积极的疗效，而延迟应用抗菌素会明显增加重症感染发生率及休克患者的病死率，抗菌素应用时机和感染源控制至关重要；无创正压通气会降低拔管后高风险肥胖或超体重患者再插管风险和ICU病死率，跨肺压滴定呼气末正压（PEEP）能对病情更为危重的ARDS患者（APACHE Ⅱ>27.5）带来获益，ECMO联合俯卧位通气能够进一步改善重症ARDS患者预后，因此对危重症患者在动态监测和评估的基础上采取个体化呼吸支持策略至关重要。

男，61岁。因“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5 h，溶栓后确诊主动脉夹层1 h”于2021年11月15日入住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既往高血压史10年，近日未规律服用降压药及检测血压。患者于入院5 h前出现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遂就诊于当地医院卒中中心，颅脑 CT 未见出血，查体右上肢肌力5级，右下肢肌力4级，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颅脑核磁弥散加权成像（DWI）显示左侧额叶异常信号，左侧大脑前动脉远端狭窄，基底动脉重度狭窄。3 h前查体见右上肢肌力正常，右下肢肌力下降至2级，伴有疼痛不适，持续不能缓解，考虑急性脑梗死加重，予注射用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物0.9 mg/kg静脉溶栓治疗。溶栓后患者右下肢肌力进一步下降至1级，末梢皮温下降，足背动脉未触及，行超声心动图及四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主动脉夹层可能性大。主动脉CT血管造影（CTA）检查证实为主动脉夹层表现（Debakey I型，见图1），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右侧髂内外动脉、股动脉、腘动脉闭塞。为手术治疗急转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查体：体温36.3 ℃，脉率60次/min，呼吸22次/min，血压105/52 mmHg（1 mmHg=0.133 kPa）；意识清醒、双侧瞳孔正常，口角无歪斜，伸舌居中；胸腹部查体无异常；右下肢肌力1级，右下肢浅感觉减退，皮温低，足背动脉未触及，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术前检查：凝血酶原时间（PT）27.7 s，国际标准化比值2.27，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1.9 s，纤维蛋白原0.32 g/L，D-二聚体17.97 mg/L。积极输注冷沉淀、血浆及人纤维蛋白原对症治疗后复查凝血功能：PT 16.6 s，国际标准化比值1.52，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3.6 s，纤维蛋白原1.72 g/L。急诊在全身麻醉体外循环支持下行右冠状窦成形+主动脉根部成形+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治疗，术中出血量约1 500 mL，予以自体血回输并大量血制品输注，术后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心脏射血分数（EF）50%左右，血压控制尚可，尿量正常，右侧足背动脉搏动可触及。术后右股部及小腿肿胀进行性加重，血管超声检查提示腹主动脉及右股动脉血流尚可，足背动脉血流量较前明显减弱。实验室检查肌红蛋白持续升高至3 000 μg/L，考虑再灌注损伤引起右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11月17日予外科手术切开减张治疗，术中见肌肉缺血水肿并部分坏死，术后血压80/40 mmHg，EF 40%，肌酐持续升高至497 μmol/L，并出现无尿，考虑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功能衰竭、心源性休克合并分布性休克，予去甲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联合肾上腺素0.5 μg·kg -1·min -1抗休克、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清除肌红蛋白、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11月21日患者意识转清，心率90~110次/min，平均动脉压70~85 mmHg，尿量10 mL/h左右，肠鸣音未闻及，腹胀明显，左下腹压痛及反跳痛。结合术前主动脉CTA检查提示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不除外缺血性肠病及消化道穿孔可能。复查腹腔CTA提示：肠系膜上动脉重度狭窄（见图2）、肠系膜下动脉远端闭塞、腹腔膈下游离气体（见图3）、降结肠、部分乙状结肠可见肠壁积气（见图4），考虑缺血性肠病、肠穿孔。急诊行结肠部分切除+横结肠造口术。术中见降结肠下段、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达腹膜反折上约1.5 cm处肠壁散在片状坏死灶并穿孔（见图5），左下腹及盆腔可见大量浑浊腹腔积液。予大量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并留置引流管。术后血流动力学难以维持，去甲肾上腺素2.0 μg·kg -1·min -1、垂体后叶素2 U/h、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持续泵入，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EF28%，膀胱腹压检测35 mmHg以上，考虑脓毒性休克、脓毒性心肌病、腹高压综合征。建议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及开放腹部刀口减压治疗，患者近亲属拒绝，最终循环难以维持于2021年11月25日死亡。

1例75岁女性患者因腰椎手术后预防感染给予盐酸莫西沙星注射液0.4 g（250ml）静脉滴注。用药约10 min后，患者突感全身不适，皮肤湿冷，大汗，心率130次/min，呼吸26次/min，血压57/37 mmHg（1 mmHg=0.133 kPa）。考虑为莫西沙星导致的过敏性休克，立即停用莫西沙星，给予心电监护、鼻导管吸氧、先后静脉注射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0.5 mg、呋塞米注射液10 mg、硝酸甘油注射液2.5 mg，酒石酸美托洛尔片12.5 mg舌下含服。80 min后症状缓解，心率88次/min、呼吸18次/min，血压95/54 mm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