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应用自然周期（natural cycle，NC）与激素替代疗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行首次冻融胚胎移植（frozen-thawed embryo transfer，FET）的<35岁患者的临床结局。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首次FET助孕的年轻不孕症患者4 814例，根据内膜准备方案的不同分为NC组和 HRT组，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法按1∶1的比例匹配两组的基线数据后，比较基线特征、妊娠结局及围产期结局，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影响活产率的混杂因素后，根据窦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移植胚胎数和移植优质胚胎数进一步分层，分别分析NC和HRT对活产率的影响。结果:PSM前，纳入NC组2 131例，HRT组2 683例，两组间的女方年龄、男方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基础卵泡刺激素（basal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bFSH）、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AFC、转化日子宫内膜厚度、移植胚胎数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的移植优质胚胎数和移植胚胎类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PSM后，纳入NC组和HRT组各1 441例，两组患者的女方年龄、男方年龄、BMI等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NC组的活产率［50.66%（730/1 441）］和临床妊娠率［60.31%（869/1 441）］显著高于HRT组［44.69%（644/1 441）， P=0.001；54.27%（782/1 441）， P=0.001］，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率NC组［0.34%（3/871）］显著低于HRT组［1.69%（13/769）， P=0.006］，余各项指标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把bFSH、AMH、AFC、转化日子宫内膜厚度、移植胚胎数及移植优质胚胎数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矫正混杂因素后，结果显示NC为影响首次FET周期活产的独立保护因素（ aOR=1.280，95% CI：1.103~1.486， P=0.001）。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AFC<11、11~20，移植胚胎数为2及移植优质胚胎数为2的人群中，NC组的活产率［49.03%（151/308），49.09%（349/711），56.38%（442/784），57.85%（350/605）］显著高于HRT组［36.36%（120/330）， P=0.001；43.14%（286/663）， P=0.027；48.97%（379/774）， P=0.003；48.68%（294/604）， P=0.001］。 结论:对于年轻FET助孕患者，NC-FET比HRT-FET有更高的活产率和临床妊娠率。

目的:探讨零原核（nonpronuclear，0PN）、单原核（monopronuclear，1PN）、双原核（two pronuclei，2PN）废弃胚胎来源冻融单囊胚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4年3月至2020年11月期间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冻融单囊胚移植的患者资料。根据移植囊胚的不同来源分为4组：A组为2PN可利用胚胎来源（形态学评级为Ⅰ~Ⅲ级的2PN胚胎），B组为0PN胚胎来源，C组为1PN胚胎来源，D组为2PN废弃胚胎来源（形态学评级为Ⅳ级的2PN胚胎），分析4组患者基本资料，并以A组为参照组，分别比较B、C、D组的临床妊娠结局，在单胎活产的周期比较新生儿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校正混杂因素，计算校正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a O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经logistic回归校正混杂因素后，与A组相比，B组的活产率明显低于A组（a OR=0.701，95% CI：0.534~0.920， P=0.011）；D组的临床妊娠率、活产率均明显低于A组（a OR=0.595，95% CI：0.456~0.777， P<0.001；a OR=0.600，95% CI：0.449~0.800， P=0.001），余流产率、妊娠期并发症、多胎妊娠率与A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C组上述各项指标与A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B组、D组巨大儿、大于胎龄儿（large for gestational age，LGA）的发生风险均明显高于A组（巨大儿，B组：a OR=2.367，95% CI：1.299~4.315， P=0.005；D组：a OR=2.711，95% CI：1.463~5.026， P=0.002；LGA，B组：a OR=1.930，95% CI：1.158~3.217， P=0.012；D组：a OR=2.039，95% CI：1.174~3.543， P=0.011），低出生体质量、小于胎龄儿、早产的发生风险B组、D组与A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C组上述指标发生的风险与A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无可利用2PN胚胎时，可将0PN、1PN、2PN废弃胚胎行囊胚培养后进行移植，但要关注0PN、2PN废弃胚胎增加子代巨大儿、LGA发生的风险。

目的:探讨缩宫素受体拮抗剂阿托西班在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VF/ICSI）新鲜胚胎移植周期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方法:选取自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部行IVF/ICSI治疗的2349个新鲜取卵移植周期，将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随机分成阿托西班组（1176个周期）和对照组（1173个周期），比较两组的相关指标和妊娠结局。结果:阿托西班组的胚胎种植率［50.31%（1046/2079）］、临床妊娠率［64.37%（757/1176）］、活产率［53.17%（553/1040）］明显高于对照组［39.09%（817/2090），51.32%（602/1173），41.01%（431/105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两组的多胎妊娠率、多胎活产率、异位妊娠率及出生缺陷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阿托西班组的流产率［13.47%（102/757）］低于对照组［16.45%（99/60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阿托西班可以抑制子宫收缩，减少子宫蠕动，提高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与活产率，并不增加子代出生缺陷的风险。因此，在IVF/ICSI新鲜移植周期中应用缩宫素受体拮抗剂阿托西班可以有效改善临床结局。

目的:探讨孕晚期介入性产前诊断的指征及妊娠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行孕晚期介入性产前诊断的共121例病例的临床资料。根据产前诊断指征的不同采用不同遗传学诊断方法。对孕晚期介入性产前诊断的指征、结果、术后2周内并发症发生情况、妊娠结局以及新生儿随访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121例于孕晚期行介入性产前诊断的病例中，行羊膜腔穿刺107例，脐血穿刺7例，同时行羊膜腔穿刺及脐血穿刺7例（其中1例同时行胎儿胸腔穿刺）。孕中晚期新发的超声异常为主要产前诊断指征，占99.2%（120/121），其中四肢长骨短小和胎儿生长受限分别占超声指标异常病例的25.0%（30/120）和20.0%（24/120）。通过介入性产前诊断明确胎儿患有遗传性或先天性疾病20例，检出率为16.5%（20/121），其中9例软骨发育不全，5例致病性拷贝数变异，1例软骨发育不全合并致病性拷贝数变异，1例18-三体，1例47,XXX，1例12p四体嵌合体，1例 WTX基因c.1072（exon2）C>T p.R358X新发杂合变异，1例胎儿低蛋白血症。另检出临床意义未明的拷贝数变异6例，检出率为5.0%（6/121）。20例介入性产前诊断明确患遗传性或先天性疾病的病例中，15例引产终止妊娠，2例于产前诊断结果回报前早产，1例于产前诊断结果回报前足月剖宫产分娩，2例继续妊娠。6例存在临床意义未明的拷贝数变异病例中1例引产终止妊娠，5例继续妊娠。121例病例中，仅1例（0.8%）于羊膜腔穿刺术后2 d发生未足月胎膜早破。对105例新生儿进行随访，发现2例孕晚期介入性产前诊断未见异常的病例生后全外显子组测序提示为单基因遗传病；12p四体嵌合体患儿发育迟缓； WTX基因变异患儿出生当日死亡；其余新生儿目前均发育正常。 结论:孕晚期介入性产前诊断有助于严重遗传病和出生缺陷胎儿的产前检出，具有较高安全性；产前全外显子组测序的合理应用有望进一步降低孕期单基因遗传病的漏诊率。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为母婴的安全与健康保驾护航，是一代代围产医护工作者终生奋斗的目标。然而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医学界对于新生儿健康的观念和认知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尤其在早产儿救护方面始终秉持着冷漠的态度，就连“早产儿”这个术语也是直到1870年才出现的 ［1］。与今天的概念不同，当时的“早产儿”指“体弱者”，是早产和足月出生但体征虚弱的新生儿的统称 ［2］。

目的:探讨新鲜胚胎移植周期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注射日血清雌二醇对单胎妊娠子代不良出生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基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生殖医学管理系统，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进行新鲜胚胎移植的辅助生殖治疗数据，主要包括孕妇年龄、体重指数、不孕类型和原因、辅助生殖治疗指标（受精方式、促排卵方案、HCG注射日血清雌二醇水平）、子代不良出生结局[小于胎龄儿（SGA）、早产和低出生体重（LBW）]等信息。共纳入2 060名单胎妊娠孕妇（2 061个新鲜胚胎移植周期）。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CG注射日血清雌二醇与子代出生结局的关联。结果:2 060名孕妇年龄为（29.63±3.92）岁，体重指数为（22.29±2.86）kg/m 2；子代SGA、早产和LBW的发生率分别为9.8%（201/2 061）、6.9%（143/2 061）和3.5%（73/2 061）。调整混杂因素后，与HCG注射日雌二醇<1 500 pg/ml者相比，4 000~4 499 pg/ml者LBW发病风险较高[ OR（ 95%CI）值为4.42（1.13~17.24）]；雌二醇≥4 500 pg/ml者早产发病风险较低[ OR（95% CI）值为0.50（0.25~0.97）]。 结论:HCG注射日血清高水平雌二醇可影响子代的不良出生结局。

目的:探讨不同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对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患者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临床结局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年龄<35岁首次行IVF-ET助孕并采用卵泡期长效长方案的患者临床资料，共2982例，其中PCOS患者（PCOS组）999例，单纯因输卵管因素不孕的患者（非PCOS组）1983例，所有患者均排除其他合并症。PCOS患者再根据BMI分为超重PCOS组（24.0 kg/m 2≤BMI<28.0 kg/m 2）和正常体质量PCOS组（18.5 kg/m 2≤BMI<24.0 kg/m 2）。计算并比较各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妊娠结局、胚胎发育指标，分析BMI对妊娠结局及胚胎发育潜能的影响，同时研究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母体BMI的相关性。 结果:第3日（day 3，D3）胚胎移植的正常体质量PCOS组优质胚胎率［67.41%（1906/2826）］、囊胚形成率［56.39%（578/1025）］、优质囊胚形成率［29.75%（305/1025）］及可利用胚胎率［62.14%（1756/2826）］均高于超重PCOS组［62.65%（1753/2798）， P<0.001；47.30%（457/966）， P<0.001；16.35%（158/966）， P<0.001；59.04%（1652/2798）， P=0.018］。第5日（day 5，D5）囊胚移植的正常体质量PCOS组总受精率［82.38%（1711/2077）］、双原核受精率［68.03%（1413/2077）］、囊胚形成率［68.90%（554/804）］、优质囊胚形成率［62.56%（503/804）］及可利用胚胎率［57.16%（802/1403）］均较超重PCOS组高［80.21%（2954/3683）， P=0.044；64.76%（2385/3683）， P=0.012；63.95%（871/1362）， P<0.001；30.32%（413/1362）， P<0.001；53.03%（1250/2357）， P=0.014］，种植率［66.67%（72/108）］、临床妊娠率［66.97%（73/109）］及流产率［9.59%（7/73）］均较超重PCOS组低［80.57%（141/175）， P=0.008；80.46%（140/174）， P=0.011；20.71%（29/140）， P=0.04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5移植的超重PCOS患者的临床妊娠率（a OR=1.92，95% CI=1.049~3.515， P=0.034）及流产率（a OR=3.09，95% CI=1.209~7.915， P=0.019）分别为正常体质量PCOS组的1.92及3.09倍。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D3、D5移植的PCOS患者及D3移植的非PCOS患者BMI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均呈正相关（ r=0.144， P=0.013； r=0.212， P=0.004； r=0.137， P<0.001）。D5移植的超重PCOS患者组新生儿出现巨大儿的概率（a OR=5.33，95% CI=1.525~18.597， P=0.009）为正常体质量PCOS组的5.33倍。 结论:高BMI可能是影响PCOS患者胚胎质量及流产率增高的主要因素。超重或肥胖可能会使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增加，PCOS患者在行IVF助孕治疗前减重将有助于改善胚胎质量及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目的:探讨家庭型医养护一体化护理管理对支气管哮喘患儿生活质量、护理不良事件及症状改善的作用。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济宁医学院附属湖西医院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患儿60例，按照患儿出生日期的单双日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家庭型医养护一体化护理管理，观察两组患儿生活质量、护理不良事件及症状改善的各项指标变化情况。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儿各项疾病症状明显改善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支气管哮喘患儿采取家庭型医养护一体化护理管理，可有效减少患儿咳嗽、喘息等各项体征及症状持续时间，降低患儿护理不良事件以改善其哮喘控制水平，进而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影响先天性膈疝（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胎儿生存的因素，并建立CDH的预测模型。方法:对2010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收治的252例产前超声诊断为CDH的新生儿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 χ 2检验或 t检验对16个产前因素和5个生后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回归分析确定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以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相关因素对CDH生存的预测价值。以约登指数最大时预测值为界值，建立基于上述因素的预测模型，绘制预测CDH生存结局的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252例CDH患儿中，68.7%（173/252）出院时存活。单因素分析显示，肺头比（lung-to-head ratio，LHR）、右侧膈疝、肝疝、胸腔内胃、羊水过多、早产、低出生体重、5 min Apgar评分<7分及羊水指数（amniotic fluid index，AFI）等与CDH的生存显著相关；进一步行回归分析显示，羊水过多（ OR=11.19，95% CI：2.83~45.33）、肝疝（ OR=2.81，95% CI：1.32~11.92）、胸腔内胃（ OR=5.02，95% CI：1.29~17.13）、低出生体重（ OR=8.58，95% CI：1.59~45.01）和AFI（ OR=3.68，95% CI：1.37~14.72）是CDH患儿出院时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而LHR（ OR=0.36，95% CI：0.01~0.69）则为保护因素。基于约登指数最大时的LHR、AFI、羊水过多、肝疝、胸腔内胃及低出生体重等6个指标单项预测界值（分别为1.6、232.5 mm、1.0、1.0、1.0、1.0）建立模型，预测CDH生存的AUC值为0.904，灵敏度为0.747，特异度为 0.896。 结论:LHR、肝疝、胸内胃、羊水过多、低出生体重和AFI是CDH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产前和生后指标联合预测CDH生存率的准确性较好。

目的:通过在海南建设与应用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CHD)筛查、诊疗、监测体系，评价此体系的运行效果，为进一步推广此体系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海南省新生儿CHD筛查、诊疗、预后和随访等资料。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为牵头单位，构建新生儿CHD筛查、诊疗、监测体系。全省筛查机构的筛查人员采用双指标法，即心脏听诊+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POX)，对出生后6~72 h的活产新生儿进行CHD筛查。由授权的31家诊断机构对筛查阳性活产新生儿进行超声心动图诊断。由授权的6家三级医院负责对CHD患儿进行评估、干预及治疗。筛查、诊断、治疗与监测的数据通过新生儿CHD筛查工作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络化填报、上传。本院的研究团队负责数据的管理与监测。结果: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海南省活产新生儿数为329 387例，321 447例活产新生儿参加本项目的CHD筛查，整体筛查率为97.59%(321 447/329 387)，年筛查率逐年上升；筛查阳性率为2.50%(8 032/321 447)；筛查阳性者1周内心脏超声检查率为94.66%(7 603/8 032)；重症CHD转诊到位率为100.00%(154/154)；CHD的整体患病率为3.419‰(1 099/321 447)，房间隔缺损为最常见的CHD病变，其构成比为38.40%(422/1 099)。心脏听诊、POX和双指标联合检测出CHD的敏感度分别为69.15%、33.49%和91.90%，特异度分别为98.36%、99.43%和97.81%；重症(严重型与危重型)CHD初筛时出现双指标均阳性的比率明显高于单纯心脏听诊阳性及单纯POX阳性者( χ2＝36.502、46.214，均 P<0.001)；CHD患儿均接受了评估。15例重症CHD患儿死亡。2019年至2021年，海南省0~1岁儿童CHD的标准化死亡率为4.67/10万(15/321 447)，且呈下降趋势。 结论:双指标法筛查新生儿CHD无创、简便、易操作，且可靠，因此利于推广。建立与推广新生儿CHD筛查、诊疗、监测体系有利于及时诊治CHD，尤其是及时诊治重症CHD，从而降低死亡率，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