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0年10月-2023年10月本院收治的GDM患者108例,应用基线资料调查量表、妊娠压力量表(PPS)、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调查患者基本特征、心理压力、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比较不同基线特征GDM患者PPS评分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GDM患者SCSQ、ESCA评分与PPS评分关系,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模型探讨GDM患者心理压力影响因素.结果:本次共发放问卷108份,回收有效问卷105份,有效率97.2％.105例GDM患者PPS评分(54.02±14.37)分(39～74分),各因子条目均分最高的均是确保母子健康和安全而引发的压力感.不同年龄、是否计划妊娠、家庭月收入、产妇类型、流产史GDM患者PPS评分有差异(P＜0.05).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23.57±4.92分,消极应对评分11.93±1.68分,ESCA评分84.26±13.80分.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显示,GDM患者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ESCA评分与PPS评分呈负相关,消极应对评分与PPS评分呈正相关(均P＜0.05).由于SCSQ评分、ESCA评分存在明显共线性,因此将两者分别纳入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中分析显示,纳入SCSQ评分的模型中,非计划妊娠、初产、流产史、SCSQ量表积极应对评分低、消极应对评分高均为GDM患者心理压力主要影响因素;纳入ESCA评分的模型中,非计划妊娠、初产、流产史、ESCA评分低均为GDM患者心理压力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本次调查的GDM患者心理压力明显,且与应对方式、自护能力密切相关,改善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可能是减轻患者心理压力的潜在途径.

目的:分析孕前体重指数和妊娠期体重增加与巨大儿发生的关联性。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收集北京协和医院产科中心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全部产妇及新生儿数据，包括产妇基础信息、妊娠期合并症、新生儿情况等，共2 422例单胎足月活产妊娠产妇及其新生儿纳入分析，根据新生儿出生体重计算巨大儿（≥4 000 g）发生率，采用logistic回归和发病率热图分析孕前体重指数和妊娠期体重增加与巨大儿发生的关联性。结果:单胎足月活产新生儿中巨大儿发生率为4.00%（97/2 422）。巨大儿组孕前体重、孕前体重指数、孕前超重肥胖比例、分娩前体重、妊娠期总增重、全妊娠期平均每周增重、妊娠期增重过多比例、妊娠时间、初产及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比例均显著高于非巨大儿组［（63.87±8.27）比（58.14±7.86）kg、（23.33±2.97）比（21.60±2.72）kg/m2、35.1%比17.3%、（77.48±9.11）比（70.02±8.79）kg、（13.61±4.56）比（11.88±4.40）kg、（0.34±0.11）比（0.30±0.11）kg、58.8%比31.1%、（280.47±7.79）比（276.14±7.83）d、34.1%比23.7%、18.6%比7.5%］（均 P<0.05）。孕前体重指数（ OR=1.227，95% CI：1.145~1.314）、全妊娠期平均每周增重（ OR=33.453，95% CI：5.172~217.947）、妊娠时间（ OR=1.083，95% CI：1.055~1.112）、初产（ OR=1.969，95% CI：1.232~3.101）、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 OR=2.525，95% CI：1.325~4.668）均与巨大儿发生呈正相关（均 P<0.05），且巨大儿发生率随孕前体重指数和全妊娠期平均每周增重的增加而升高。 结论:孕前体重指数和全妊娠期平均每周增重过高与巨大儿发生风险增加有关，合理的妊娠期体重管理或有助于减少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目的:探讨剖宫产术后产妇泌乳Ⅱ期启动延迟（delayed onset of lactogenesis stage Ⅱ，DOL Ⅱ）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方法:选择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剖宫产分娩的330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产后是否发生DOL Ⅱ分为DOL Ⅱ组（ n=104）和非DOL Ⅱ组（ n=226），并将2组产妇相关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利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剖宫产术后产妇DOL Ⅱ的影响因素，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检测模型的预测效能，Hosmer-Lemeshow检验判断模型的拟合优度。于2022年2月至3月选取129例在本院剖宫产分娩的产妇作为验证组对模型进行外部验证。 结果:建模组产后DOL Ⅱ发生率为31.5%（104/330），验证组为31.0%（40/129）。建模组中DOL Ⅱ组与非DOL Ⅱ组比较，孕前不同体重指数分组的构成比｛偏瘦［9.7%（22/226）与3.8%（4/104）］；正常［66.8%（151/226）与62.5%（65/104）］和超重或肥胖［23.5%（53/226）与33.7%（35/104）］｝，初产［50.4%（114/226）与61.5%（64/104）］、孕期接受过母乳喂养教育［64.2%（145/226）与40.4%（42/104）］和母婴分离［36.3%（82/226）与50.0%（52/104）］的产妇所占比例，分娩孕周［38.0（36.0~39.0）与37.0（35.0~38.5）周］和产后48 h内母乳喂养次数［6.0（3.0~9.0）与2.0（0.5~5.0）次］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最终纳入模型的预测变量为孕前超重或肥胖（ OR=4.040，95% CI：1.196~13.651）、初产妇（ OR=1.866，95% CI：1.079~3.227）、孕期接受过母乳喂养教育（ OR=0.582，95% CI：0.339~1.000）、产后48 h内母乳喂养次数（ OR=0.791，95% CI：0.729~0.857）。Hosmer-Lemeshow检验 P=0.814，ROC曲线下面积为0.784（95% CI：0.731~0.837），约登指数为1.504，灵敏度为0.769，特异度为0.735。外部验证Hosmer-Lemeshow检验 P=0.260，ROC曲线下面积为0.751（95% CI：0.661~0.840），约登指数为1.460，灵敏度为0.775，特异度为0.685。 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剖宫产术后DOL Ⅱ风险预测模型一致性和预测效能尚可，可为临床护理人员筛选DOL Ⅱ高风险产妇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产科护士协助家属共同参与家庭式围产期照护对初产妇心理状态、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收治的初产产妇11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简单随机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n＝53)给予常规围生期照护，观察组( n＝57)给予产科护士协助家属共同参与家庭式围生期照护。比较两组初产妇干预前、干预2周后心理状态〔妊娠压力量表(PPS)、中文版分娩恐惧量表(CFPP)、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自我效能〔中文版分娩自我效能量表(CBSEI-32)〕、应对方式〔医学应对问卷(MCMQ)〕变化及新生儿照护正确率。 结果:干预2 w后，两组PPS评分、CFPP评分、SAS评分、SDS评分均显著降低，CBSEI-32评分中结果效能、期望效能及总分均显著升高，MCMQ评分中面对评分均显著升高，回避、屈服评分均显著降低，且干预2 w后上述指标组间对比差异显著；观察组初产妇新生儿抚摸、新生儿沐浴、新生儿脐部护理操作正确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产科护士协助家属共同参与家庭式围生期照护有利于改善初产妇心理状态，提升自我效能，纠正应对方式，帮助初产妇提高新生儿照护能力。

目的:探讨早产儿母亲泌乳Ⅱ期启动延迟（delayed onset of lactogenesis Ⅱ，DOL Ⅱ）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住院分娩的早产产妇。收集产妇人口学及围产期相关资料。根据产妇产后第3天的泌乳情况，将其分为DOL Ⅱ组和非DOL Ⅱ组。比较2组的临床资料，探讨早产儿母亲DOL Ⅱ的影响因素。采用 χ2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286例早产产妇，其中73例（25.5%）发生DOL Ⅱ。单因素分析显示，DOL Ⅱ组和非DOL Ⅱ组（213例）不良孕产史［28.8%（21/73）与41.8%（89/213）， χ2=3.89］、初产［60.3%（44/73）与38.0%（81/213）， χ2=10.93］、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35.6%（26/73）与16.4%（35/213）， χ2=11.92］的比例、开奶时间［产后5.0 h（3.0~7.0 h）与4.0 h（2.0~5.0 h）， Z=－4.27］，以及产后48 h母乳喂养/泵奶次数［7.0次（6.0~9.0次）与9.0次（7.0~11.0次）， Z=－3.62］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初产（ OR=2.720，95% CI：1.485~4.982）、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OR=3.178，95% CI：1.609~6.274）、开奶时间（ OR=1.394，95% CI：1.211~1.604）和产后48 h母乳喂养/泵奶次数（ OR=0.861，95% CI：0.772~0.962）是早产儿母亲DOL Ⅱ的独立影响因素（ P值均<0.05）。 结论:初产、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开奶时间、产后48 h内母乳喂养/泵奶次数是早产儿母亲发生DOL Ⅱ的高危因素。

母体自身抗体相关先天性心脏传导阻滞（MCHB）是由于母体内存在的抗SSA/Ro和抗SSB/La抗体通过胎盘传输给胎儿引起的，临床特征主要为先天性房室传导阻滞。新生儿MCHB的总体发生率约1/20 000，抗SSA/Ro和抗SSB/La抗体阳性母亲初产胎儿的MCHB发生率为1%~2%，既往生育过MCHB患儿的母亲再育子女发生率增高至15%~20%。完全性先天性房室传导阻滞一旦发生往往成为永久性，90%需要置入永久性心脏起搏器。MCHB总体死亡率为15%~20%，早期产前检测和干预可改善预后，羟基氯喹可以预防其发生。本文对MCHB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及预防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非重症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2次妊娠病情变化、母体并发症及新生儿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6月至2020年6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40例具有2次分娩结局的非重症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患者2次妊娠期不同阶段血小板计数、药物治疗、母体并发症及新生儿情况。采用 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配对样本 t检验、Wilcoxon符号秩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40例非重症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中，18例为初产妊娠前诊断，22例为初产妊娠期首次诊断，2次妊娠前血小板水平及治疗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二胎组与初产组比较，妊娠早、中、晚期平均血小板计数及血小板轻、中、重度减少患者的构成比，母体出血评分及药物治疗率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次妊娠期母体并发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胎膜早破、早产、贫血的发生率比较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二胎组产后出血及严重产后出血发生率分别为30.0%（12/40）和22.5%（9/40），分别高于初产组的7.5%（3/40）和5.0%（2/40）（ χ2值分别为6.64和5.17， P值分别为0.010和0.023）；二胎组产后出血量高于初产组［500 ml（213~795 ml）与300 ml（163~400 ml）， Z=－2.34， P=0.019］。二胎组新生儿出生体重、被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颅内出血发生率及病死率与初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二胎组新生儿出生1周内最低血小板计数为（202.2±106.7）×10 9/L，低于初产组［（222.5±91.8）×10 9/L， Z=－2.04， P=0.041］。 结论:非重症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二胎妊娠与初产相比原发病情无明显加重，妊娠期母体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增加，但分娩期产后出血风险增加，新生儿被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增高。

目的:构建并验证初产妇阴道试产失败中转剖宫产风险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收集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分娩的所有产妇资料，将其分为建模组与验证组。对建模组样本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筛选初产妇阴道试产失败中转剖宫产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各影响因素系数构建初产妇阴道分娩失败中转剖宫产风险预警模型；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 Hosmer-Lemeshow goodness-of-fit检验评估模型预测能力并选取验证组样本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本研究共纳入6 128例样本，建模组与验证组分别4 290、1 838例，中转剖宫产者1 042例（17.00%）。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经阴分娩组与中转剖宫产组产妇在年龄、工作、孕期增重、妊娠天数、分娩前体温、分娩时胎心情况、胎儿腹围、宫颈Bishop评分、胎膜早破情况、妊娠期疾病、引产方式、分娩镇痛、胎方位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孕期增重、体温、妊娠合并疾病、妊娠天数、胎膜早破、羊水污染、引产、枕位异常是中转剖宫产的危险因素（ OR=1.03~8.06，均 P<0.05）；身高、工作情况、宫颈Bishop评分、分娩镇痛是中转剖宫产的保护因素（ OR=0.17~0.96，均 P<0.05）。依据各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ROC 曲线下面积为0.902（95% CI：0.89~0.92， P<0.001），最佳临界值为0.138，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0.837、0.825，Hosmer-Lemeshow goodness-of-fit检验显示 P=0.192。数据验证结果显示，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917（95% CI：0.90~0.93， P<0.001），判别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26、0.851。模型判断总正确率87.21%（1 603/1 838）。 结论:本研究所构建的初产妇阴道试产失败中转剖宫产风险预测模型临床预测效能良好，正确率较高。

绝大多数乳腺肿瘤是由乳腺上皮细胞引起的癌变，被认为起源于乳腺间质成分的乳腺肉瘤则较罕见。由钼靶测量的乳腺密度越大，即有越高比例乳腺纤维腺体组织（由上皮和间质组成）的女性，乳腺癌风险越高。与生育相关的生殖因素也被认为是乳腺癌的风险因素，如胎次、初产年龄及母乳喂养等。为研究与生育相关的生殖因素与乳腺腺体组织成分关系，研究人员采用美国护士健康研究队列中经活检证实的良性乳腺疾病（BBD）女性开展研究。获取所有研究对象活检标本，使用深度学习技术在全切片图像上测量每种组织类型（上皮、间质和脂肪）百分比。研究共纳入经活检证实的BBD无癌女性983例，活检年龄范围19~58岁，平均活检年龄42岁。所有样本中上皮组织、间质组织及脂肪组织的比例范围分别为0.5%~52.2%（平均9.1%）、23.6%~99.0%（平均72.4%）及0~71.3%（平均18.5%）。多因素调整的广义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已生育女性相比，未生育女性良性乳腺活检标本中上皮组织（ β=-0.26，95% CI：-0.41~-0.11）和脂肪组织（ β=-0.34，95% CI：-0.54~-0.13）比例较少，而间质组织比例较多（ β=0.04，95% CI：0.01~0.08），尤其在绝经前女性中，组织分布比例差异更明显。在已生育女性中，生育胎次与间质组织比例呈负相关（每个孩子 β=-0.01，95% CI：-0.02~-0.00）；与初产年龄<25岁相比，初产年龄25~29岁女性良性乳腺活检标本中上皮组织比例较高（ β=0.12，95% CI：0.03~0.21）。与母乳喂养时间0~1个月相比，母乳喂养持续时间≥24个月与良性乳腺活检标本中降低的脂肪组织比例有关（ β=-0.30，95% CI：-0.54~-0.06； P趋势性=0.04）。绝经前女性中，生育胎次多和初产年龄晚与较高比例上皮组织和较低比例间质组织有关。该研究结果也提示了上皮-间质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目的:探讨高海拔地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ypertensive disorders in pregnancy，HDP）的发生情况、危险因素及其对母婴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入住拉萨市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且孕母诊断HDP的220例新生儿（孕母216例）作为高海拔组，选取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入住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且孕母诊断HDP的235例新生儿（孕母231例）作为低海拔组。分析高海拔地区和低海拔地区孕母HDP类型的差异，以及引起高海拔地区子痫前期-子痫、早发型子痫前期发生率高的危险因素，比较高海拔和低海拔地区HDP对母婴结局的影响。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Pearson χ2检验或连续校正 χ2检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高海拔组孕母年龄以及高龄、初产、不规律产前检查、早发型子痫前期、子痫、子痫前期-子痫、慢性高血压伴发子痫前期的比例均高于低海拔组（ 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海拔（ OR=4.437，95% CI：2.582~7.626）是子痫前期-子痫发生的高危因素。不良孕产史（ OR=2.576，95% CI：1.217～5.452）和不规律产前检查（ OR=2.862，95% CI：1.412～5.800）是高海拔组孕妇发生早发型子痫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双胎妊娠是高海拔组孕妇发生早发型子痫前期的保护因素（ OR=0.183，95% CI：0.054～0.623）。高海拔组孕母发生心力衰竭［7.9%（17/216）与0.4%（1/231）， χ2=15.98］、胎盘早剥［7.9%（17/216）与3.5%（8/231）， χ2=4.11］、溶血肝功能异常血小板减少综合征［14.4%（31/216）与1.7%（4/231）， χ2=24.64］、早产［86.1%（186/216）与73.6%（170/231）， χ2=10.79］、胎儿生长受限［52.3%（115/220）与18.7%（44/235）， χ2=56.26］、胎儿窘迫［18.2%（40/220）与8.1%（19/235）， χ2=10.26］以及新生儿窒息［29.5%（65/220）与11.1%（26/235）， χ2=24.26］、重度窒息［8.6%（19/220）与2.6%（6/235）， χ2=8.10］、生后24 h需要机械通气［69.5%（153/220）与42.6%（100/235）， χ2=33.54］、生后7 d内死亡［5.5%（12/220）与1.3%（3/235）， χ2= 6.22］的比例均明显高于低海拔组（ P值均<0.05）。 结论:高海拔是引起子痫前期-子痫的危险因素，高海拔地区HDP对母婴造成的不良影响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