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产科护士协助家属共同参与家庭式围产期照护对初产妇心理状态、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收治的初产产妇11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简单随机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n＝53)给予常规围生期照护，观察组( n＝57)给予产科护士协助家属共同参与家庭式围生期照护。比较两组初产妇干预前、干预2周后心理状态〔妊娠压力量表(PPS)、中文版分娩恐惧量表(CFPP)、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自我效能〔中文版分娩自我效能量表(CBSEI-32)〕、应对方式〔医学应对问卷(MCMQ)〕变化及新生儿照护正确率。 结果:干预2 w后，两组PPS评分、CFPP评分、SAS评分、SDS评分均显著降低，CBSEI-32评分中结果效能、期望效能及总分均显著升高，MCMQ评分中面对评分均显著升高，回避、屈服评分均显著降低，且干预2 w后上述指标组间对比差异显著；观察组初产妇新生儿抚摸、新生儿沐浴、新生儿脐部护理操作正确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产科护士协助家属共同参与家庭式围生期照护有利于改善初产妇心理状态，提升自我效能，纠正应对方式，帮助初产妇提高新生儿照护能力。

目的:探讨剖宫产术后产妇泌乳Ⅱ期启动延迟（delayed onset of lactogenesis stage Ⅱ，DOL Ⅱ）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方法:选择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剖宫产分娩的330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产后是否发生DOL Ⅱ分为DOL Ⅱ组（ n=104）和非DOL Ⅱ组（ n=226），并将2组产妇相关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利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剖宫产术后产妇DOL Ⅱ的影响因素，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检测模型的预测效能，Hosmer-Lemeshow检验判断模型的拟合优度。于2022年2月至3月选取129例在本院剖宫产分娩的产妇作为验证组对模型进行外部验证。 结果:建模组产后DOL Ⅱ发生率为31.5%（104/330），验证组为31.0%（40/129）。建模组中DOL Ⅱ组与非DOL Ⅱ组比较，孕前不同体重指数分组的构成比｛偏瘦［9.7%（22/226）与3.8%（4/104）］；正常［66.8%（151/226）与62.5%（65/104）］和超重或肥胖［23.5%（53/226）与33.7%（35/104）］｝，初产［50.4%（114/226）与61.5%（64/104）］、孕期接受过母乳喂养教育［64.2%（145/226）与40.4%（42/104）］和母婴分离［36.3%（82/226）与50.0%（52/104）］的产妇所占比例，分娩孕周［38.0（36.0~39.0）与37.0（35.0~38.5）周］和产后48 h内母乳喂养次数［6.0（3.0~9.0）与2.0（0.5~5.0）次］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最终纳入模型的预测变量为孕前超重或肥胖（ OR=4.040，95% CI：1.196~13.651）、初产妇（ OR=1.866，95% CI：1.079~3.227）、孕期接受过母乳喂养教育（ OR=0.582，95% CI：0.339~1.000）、产后48 h内母乳喂养次数（ OR=0.791，95% CI：0.729~0.857）。Hosmer-Lemeshow检验 P=0.814，ROC曲线下面积为0.784（95% CI：0.731~0.837），约登指数为1.504，灵敏度为0.769，特异度为0.735。外部验证Hosmer-Lemeshow检验 P=0.260，ROC曲线下面积为0.751（95% CI：0.661~0.840），约登指数为1.460，灵敏度为0.775，特异度为0.685。 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剖宫产术后DOL Ⅱ风险预测模型一致性和预测效能尚可，可为临床护理人员筛选DOL Ⅱ高风险产妇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孕前体重指数和妊娠期体重增加与巨大儿发生的关联性。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收集北京协和医院产科中心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全部产妇及新生儿数据，包括产妇基础信息、妊娠期合并症、新生儿情况等，共2 422例单胎足月活产妊娠产妇及其新生儿纳入分析，根据新生儿出生体重计算巨大儿（≥4 000 g）发生率，采用logistic回归和发病率热图分析孕前体重指数和妊娠期体重增加与巨大儿发生的关联性。结果:单胎足月活产新生儿中巨大儿发生率为4.00%（97/2 422）。巨大儿组孕前体重、孕前体重指数、孕前超重肥胖比例、分娩前体重、妊娠期总增重、全妊娠期平均每周增重、妊娠期增重过多比例、妊娠时间、初产及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比例均显著高于非巨大儿组［（63.87±8.27）比（58.14±7.86）kg、（23.33±2.97）比（21.60±2.72）kg/m2、35.1%比17.3%、（77.48±9.11）比（70.02±8.79）kg、（13.61±4.56）比（11.88±4.40）kg、（0.34±0.11）比（0.30±0.11）kg、58.8%比31.1%、（280.47±7.79）比（276.14±7.83）d、34.1%比23.7%、18.6%比7.5%］（均 P<0.05）。孕前体重指数（ OR=1.227，95% CI：1.145~1.314）、全妊娠期平均每周增重（ OR=33.453，95% CI：5.172~217.947）、妊娠时间（ OR=1.083，95% CI：1.055~1.112）、初产（ OR=1.969，95% CI：1.232~3.101）、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 OR=2.525，95% CI：1.325~4.668）均与巨大儿发生呈正相关（均 P<0.05），且巨大儿发生率随孕前体重指数和全妊娠期平均每周增重的增加而升高。 结论:孕前体重指数和全妊娠期平均每周增重过高与巨大儿发生风险增加有关，合理的妊娠期体重管理或有助于减少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目的:探讨早产儿母亲泌乳Ⅱ期启动延迟（delayed onset of lactogenesis Ⅱ，DOL Ⅱ）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住院分娩的早产产妇。收集产妇人口学及围产期相关资料。根据产妇产后第3天的泌乳情况，将其分为DOL Ⅱ组和非DOL Ⅱ组。比较2组的临床资料，探讨早产儿母亲DOL Ⅱ的影响因素。采用 χ2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286例早产产妇，其中73例（25.5%）发生DOL Ⅱ。单因素分析显示，DOL Ⅱ组和非DOL Ⅱ组（213例）不良孕产史［28.8%（21/73）与41.8%（89/213）， χ2=3.89］、初产［60.3%（44/73）与38.0%（81/213）， χ2=10.93］、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35.6%（26/73）与16.4%（35/213）， χ2=11.92］的比例、开奶时间［产后5.0 h（3.0~7.0 h）与4.0 h（2.0~5.0 h）， Z=－4.27］，以及产后48 h母乳喂养/泵奶次数［7.0次（6.0~9.0次）与9.0次（7.0~11.0次）， Z=－3.62］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初产（ OR=2.720，95% CI：1.485~4.982）、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OR=3.178，95% CI：1.609~6.274）、开奶时间（ OR=1.394，95% CI：1.211~1.604）和产后48 h母乳喂养/泵奶次数（ OR=0.861，95% CI：0.772~0.962）是早产儿母亲DOL Ⅱ的独立影响因素（ P值均<0.05）。 结论:初产、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开奶时间、产后48 h内母乳喂养/泵奶次数是早产儿母亲发生DOL Ⅱ的高危因素。

目的:构建并验证初产妇阴道试产失败中转剖宫产风险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收集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分娩的所有产妇资料，将其分为建模组与验证组。对建模组样本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筛选初产妇阴道试产失败中转剖宫产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各影响因素系数构建初产妇阴道分娩失败中转剖宫产风险预警模型；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 Hosmer-Lemeshow goodness-of-fit检验评估模型预测能力并选取验证组样本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本研究共纳入6 128例样本，建模组与验证组分别4 290、1 838例，中转剖宫产者1 042例（17.00%）。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经阴分娩组与中转剖宫产组产妇在年龄、工作、孕期增重、妊娠天数、分娩前体温、分娩时胎心情况、胎儿腹围、宫颈Bishop评分、胎膜早破情况、妊娠期疾病、引产方式、分娩镇痛、胎方位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孕期增重、体温、妊娠合并疾病、妊娠天数、胎膜早破、羊水污染、引产、枕位异常是中转剖宫产的危险因素（ OR=1.03~8.06，均 P<0.05）；身高、工作情况、宫颈Bishop评分、分娩镇痛是中转剖宫产的保护因素（ OR=0.17~0.96，均 P<0.05）。依据各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ROC 曲线下面积为0.902（95% CI：0.89~0.92， P<0.001），最佳临界值为0.138，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0.837、0.825，Hosmer-Lemeshow goodness-of-fit检验显示 P=0.192。数据验证结果显示，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917（95% CI：0.90~0.93， P<0.001），判别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26、0.851。模型判断总正确率87.21%（1 603/1 838）。 结论:本研究所构建的初产妇阴道试产失败中转剖宫产风险预测模型临床预测效能良好，正确率较高。

目的:探究剖宫产术后袋鼠式护理对初产父亲角色适应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随机对照试验，连续选取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160例剖宫产分娩新生儿的初产父亲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80例）。对照组新生儿出生后，由护理人员对其实施产科常规护理，将新生儿置于包被中保暖送入病房，父亲在一旁照顾，对父亲给予产后常规宣教与指导1次/d，包括新生儿沐浴、抚触及脐臀部护理，产妇乳房护理，母乳喂养，饮食，用药，出院注意事项等。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实施袋鼠式护理：父亲取舒适位半靠在躺椅上，解开胸口衣服，在研究人员帮助下将裸体新生儿头上脚下呈60°左右趴在父亲胸口，进行最大面积的皮肤接触，用一条毛毯盖在新生儿背部，父亲衣服包裹着新生儿，整个过程播放轻柔的音乐，鼓励父亲与新生儿进行言语交流、抚触等。新生儿返回病房后立即进行首次袋鼠式护理，之后以同样方式进行2次/d，持续30~40 min/次，于出生前3 d共完成6次护理。两组住院周期均为5 d。对入组初产父亲角色适应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评分，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新生儿出院时初产父亲角色适应水平及主观幸福感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估两者的相关性。 结果:试验组角色适应总分及角色认同情况、亲子依附建立、照护行为实施3个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83.91±7.90）比（78.79±9.44）分、（28.94±2.64）比（27.85±3.36）分、（28.39±3.15）比（26.46±3.52）分、（26.59±4.26）比（24.48±3.81）分］（ t=3.725、2.276、3.647、3.309，均 P<0.05）；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健康的担心、精力、忧郁或愉快心境3个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88.34±6.38）比（83.43±7.26）分、（7.70±1.77）比（6.95±1.46）分、（20.03±3.15）比（18.76±2.94）分、（19.41±2.01）比（17.99±2.68）分］（ t=4.546、2.928、2.625、3.805，均 P<0.05），且显著高于干预前［（74.83±5.84）分、（6.11±2.22）分、（16.98±2.68）分、（15.18±2.13）分］（ t=13.069、5.207、6.261、13.332，均 P<0.05）。初产父亲主观幸福感与角色适应水平呈正相关（ r=0.614， P<0.001）。 结论:剖宫产术后袋鼠式护理可提高初产父亲角色适应水平及主观幸福感，且主观幸福感与角色适应水平存在正相关，角色适应越好，主观幸福感越高。

目的:探讨行为分阶段转变理论护理对初产妇母乳喂养认知水平、自我效能、母乳喂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该院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收治的初产孕妇80例，采用随机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行为分阶段转变理论健康教育模式，对比干预前后两组孕产妇母乳喂养认知水平、自我效能、母乳喂养质量的差异。结果:干预后观察组产后42 d、产后6个月母乳喂养态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产后7 d、42 d、3个月、6个月纯母乳喂养例数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产后42 d、6个月技能、内心活动两个维度自我效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初产妇应用行为分阶段转变理论健康教育模式，可以提高产妇母乳喂养认知水平，提升自我效能，提高母乳喂养的质量。

目的:调查经阴道分娩女性泌乳启动延迟（DOL）情况及影响因素，为有效控制泌乳启动延迟、促进母乳喂养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1月6日至2021年1月16日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产科病区的住院产妇为研究对象，通过一般资料调查表、产妇分娩体验问卷（CEQ）等进行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DOL影响因素。结果:622例经阴道分娩女性DOL发生率为38.75%（241/62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20~35岁、足月分娩、经产、采用分娩镇痛、经阴道分娩体验感受好是DOL的保护因素（ OR值为0.012~0.868，均 P<0.05）；年龄>35岁、孕期增重过多、有妊娠期合并症、分娩时采用引产方式、产程时间长、分娩后会阴有损伤是DOL的危险因素（ OR值为1.097~13.235，均 P<0.05）。 结论:经阴道分娩女性DOL的发生率偏高且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对于高龄（年龄>35岁）、初产、妊娠期合并其他疾病、孕期增重过多、早产、产程时间长、未接受分娩镇痛、分娩时采用单一或联合引产方式、分娩中有会阴裂伤或会阴侧切、经阴道分娩体验差的人群应进行重点评估与防范。

目的:分析北京市孕妇孕期增重状况、影响因素及不良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于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儿保中心建档的婴儿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利用自制的问卷调查表收集产妇的基本信息。采用卡方检验和方差分析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及孕期增重对母婴健康的不良影响进行分析，多元Logistic回归用于分析孕期增重不足及过多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 732对产妇及其婴儿。产妇平均孕期增重为13.0 kg，孕期增重不足的比例为31.8%，增重过多的比例为24.1%。低龄，孕前BMI超重和肥胖，初产，学历较低是孕期增重过多的危险因素；孕前超重和肥胖的产妇其孕期增重过多的风险是孕前体重正常产妇的2.40倍（ OR=2.40，95% CI=1.91~3.03， P<0.001）和2.90倍（ OR=2.90，95% CI=1.59~5.27， P<0.001）。此外，研究发现孕期增重过多显著增加巨大儿的发病风险，并显著增加了产妇剖宫产，妊娠高血压和产后体重滞留的风险。 结论:影响孕期增重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孕前BMI、初产妇、教育程度等。考虑到孕期增重不良对母婴健康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未来的孕期保健工作中应加强这些高危人群孕妇的孕期体重管理工作。

目的:分析足月单胎子宫腺肌病初产妇的产程特征。方法:收集2014年4月至2021年5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规律产前检查，单胎、初产、头位、阴道分娩的子宫腺肌病孕妇109例为腺肌病组，同期单胎、初产、头位、阴道分娩的非子宫腺肌病孕妇109例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孕妇的一般情况、产程干预、母儿结局及产程时间。结果:（1）一般情况：腺肌病组孕妇的孕前子宫体积［（66.8±23.7）cm 3］大于对照组［（41.4±13.1）cm 3］，辅助生殖受孕比例［分别为31.2%（34/109）和7.3%（8/109）］以及合并子宫内膜异位症比例［分别为31.2%（34/109）和5.5%（6/109）］均高于对照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两组孕妇的年龄、分娩孕周、孕前体质指数、孕期增重、孕次、妊娠合并症（妊娠期糖尿病、子痫前期、甲状腺疾病）发生率、胎膜早破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2）产程干预及母儿结局：腺肌病组的中位产后出血量［300 ml（200~355 ml）］显著高于对照组［260 ml（200~300 ml）； Z=-2.364， P=0.018］。腺肌病组产妇的临产方式、缩宫素使用、人工破膜、会阴Ⅲ度及以上裂伤、侧切的比例、新生儿出生体重及1分钟Apgar评分与对照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3）产程时间：两组产妇的第一产程、第三产程、总产程、宫口开大0~1、1~2、2~3、3~4、4~5、5~6、6~7 cm所需时间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腺肌病组宫口开大7~8、8~9、9~10 cm所需时间及第二产程（中位数分别为20、18、15、12 min）短于对照组（中位数分别为23、23、23、26 min），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4）合并子宫内膜异位症对产程的影响：腺肌病组中是否合并子宫内膜异位症者的产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妊娠合并子宫腺肌病孕妇宫口开大7 cm后产程明显加快，需严密观察；第三产程应积极使用促宫缩药物预防产后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