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干细胞作为肿瘤组织中一小群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可以启动原发肿瘤并介导治疗耐药、肿瘤复发和转移,但其在细胞间层面如何影响结直肠癌的机制仍尚不清楚.因此,本文探究了肿瘤干细胞及其分泌的外泌体对结直肠癌恶性表型的影响.首先,从结直肠癌肿瘤组织中分离出CD166+CD44+肿瘤干细胞(CSC),通过超速离心法提取肿瘤干细胞源性的外泌体(CSC-exo)和结直肠癌SW480细胞源性的外泌体(S-exo),并进行NTA粒径分析、电镜观察和Western印迹鉴定.将成功分离得到的CSC和CSCexo与结直肠癌SW480细胞共培养,共培养后的细胞通过CCK-8、细胞凋亡实验发现,经过CSC或CSCexo共培养后的SW480细胞凋亡率从20％下降至13％(P＜0.01),并且侵袭能力显著增加(P＜0.001).此外,通过动物体内实验发现,S-exo治疗组的肿瘤生长速度比CSCexo治疗组的缓慢,CSCexo抑制了 5-FU对结直肠癌肿瘤的药物疗效.PET/CT显像、免疫组化分析以及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CSCexo增强了结直肠癌肿瘤对葡萄糖类似物18F-FDG的摄取和糖酵解酶HK2、PFKFB2、PKM2和LDHA的表达.此外,用siRNA干扰糖酵解酶的表达会阻断CSCexo引起的耐药现象.综上,本研究表明,结直肠癌干细胞传递外泌体影响肿瘤葡萄糖代谢途径,并促进化疗耐药和侵袭能力,揭示了恶性肿瘤微环境的形成和动态变化机制.

目的:探讨腹腔镜肾折叠术在儿童极重度肾积水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5年7月至2020年7月收治的15例极重度肾积水患儿的相关资料。其中，男12例，女3例；平均年龄为5.1岁，年龄范围为7个月至8岁；患侧为左侧10例，右侧5例。将患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个治疗组，A组8例，采取的手术方式为腹腔镜肾盂成形术，B组7例，采取的手术方式为腹腔镜肾盂成形术联合肾皮质折叠缝合术。所有患儿的肾盂分离距离均>40 mm，术前检查提示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致肾积水，其中1例合并肾外伤。结果:所有患儿术后均留置输尿管内支架管、肾周引流管和导尿管。观察术后患儿恢复情况，了解其尿路感染、肾功能恢复情况和肾脏形态恢复情况。所有患儿手术过程顺利，手术时间范围为110～195 min，术后2～3 d拔出肾周引流管，7～10 d拔出导尿管，6～8周拔出输尿管内支架管。A组患儿中5例术后出现反复尿路感染；5例中的2例经抗感染治疗痊愈，肾脏体积较大；5例中的3例行肾造瘘术，术后1例感染治愈后行顺行肾脏输尿管造影检查提示肾脏排泄基本通畅，拔出造瘘管后恢复顺利，但肾脏形态较大，另2例经顺行肾脏输尿管造影检查提示肾脏容积较大，排泄缓慢，夹闭肾造瘘管后患侧腰部疼痛，提示局部梗阻，再次行腹腔镜肾盂成形并肾脏折叠术，术后恢复顺利，术后未再出现反复尿路感染。B组患儿中的3例在留置内支架管期间出现暂时性的尿路感染，经拔出支架管并积极抗感染后治愈。所有患儿复查核素肾动态显像显示分肾功能较前好转，肾小球滤过率提高，排泄曲线有下降段，B组患儿肾小球滤过率恢复程度较好于A组，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在肾脏形态及肾皮质厚度方面，B组优于A组。结论:腹腔镜肾折叠术联合肾盂成形术适用于儿童极重度肾积水肾脏形态和功能的修复，有助于肾内尿液的排空和尿路感染的控制，肾脏形态恢复好，极重度肾积水合并肾皮质较薄时，肾折叠术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动态CT心肌灌注成像（CT-MPI）对冠状动脉慢性完全性闭塞（CTO）患者心肌灌注功能及冠状动脉侧支循环（CCC）的意义。方法:自2019年4月至12月前瞻性收集郑州大学华中阜外医院冠状动脉造影证实为CTO的患者进行动态CT-MPI扫描，获得每个心肌节段的灌注参数，包括心肌血流量（MBF）、心肌血流量比值（rMBF）、心肌血容量（MBV）、开始时间（TTS）、达峰时间（TTP）、血管外细胞外容积（EEV）、流量提取乘积（FE）及灌注毛细血管血容量（PCBV）。以SPECT为参考标准，比较大致正常和异常、不同缺血程度、存活与梗死心肌节段参数间差异，采用ROC曲线下面积（AUC）比较其诊断效能。以冠状动脉造影Rentrop分级为标准，比较CCC良好组和不良组心肌节段参数间差异及其与Rentrop分级间的相关性。结果:最终纳入21例患者。灌注异常组的MBF、rMBF、MBV、FE、PCBV及EEV均低于灌注大致正常组，而TTS及TTP高于大致正常组（ P<0.05）。其中MBF的AUC最大，为0.809，最佳截断值为71.75 ml·100 ml?1·min?1，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1和0.80。MBF及rMBF随着心肌缺血程度加重而降低，但中、重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811和0.696）。当鉴别梗死及存活心肌时，rMBF的AUC最大为0.896，最佳截断值为69.17%，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5和0.92。CCC良好组MBF、MBV、FE及EEV明显高于不良组（ P均<0.05），但与Rentrop分级间无明显相关性（| r|均<0.3）。 结论:动态CT-MPI定量参数对CTO患者心肌灌注功能及CCC状态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但与CCC Rentrop分级之间相关性较差，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PET可以实现局部体内肿瘤生物学的无创显像。通过设计放射性示踪剂来靶向与肿瘤相关的特定生物过程(例如肿瘤代谢、血流、增殖和肿瘤受体表达或配体结合)，PET可以检测肿瘤扩散，表征肿瘤表型，并评估其对治疗的反应。例如，放射性标记的葡萄糖类似物 18F－FDG糖代谢显像已被广泛用于完成上述3种任务，并在癌症护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临床实践通常是在示踪剂注射后的单个时间点进行显像(即静态显像)，并没有使用PET肿瘤显像可提供的所有信息，尤其是在解决肿瘤检测以外的问题时，仅依赖从静态显像获得的示踪剂测量信息可能出现误导性结果。该篇论文由2部分组成，描述了肿瘤PET显像动力学分析的原理(第1部分)，然后举例说明了肿瘤PET显像动力学分析的具体实现(第2部分)。该综述旨在介绍肿瘤显像中动力学分析的基本概念，阐明动力学分析如何增强对体内肿瘤生物学的理解，改进临床决策方法，并指导对静态图像定量测量的解释。

目的:应用全身PET/CT动态显像评估胰腺癌患者中病变和正常器官 68Ga-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FAPI)-04的动力学参数。 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行 68Ga-FAPI-04全身PET/CT动态显像的胰腺癌患者(6例，男女各3例，中位年龄55.5岁)影像资料，勾画部分正常器官和病变(原发肿瘤、淋巴结转移和腹膜转移)的感兴趣体积，生成时间-活度曲线(TACs)。正常器官和病灶的TAC均采用二组织房室可逆模型(2TCM)进行拟合，获得包括 K1、 k2、 k3和 k4在内的速率常数及总分布容积( Vt)，并按组织类型进行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Spearman秩相关分析数据。 结果:正常器官和胰腺癌病变的动力学参数存在明显差异( z值：2.00~1 240.00，均 P<0.05)。病变中原发肿瘤的 K1最高(0.30 min -1)，正常器官中脾的 K1最高(1.42 min -1)；病变中腹膜转移的 k2最高(0.24 min -1)，正常器官中脾的 k2最高(2.59 min -1)；病变中原发肿瘤的 k3最高(0.17 min -1)，正常器官中胰腺的 k3最高(0.16 min -1)；病变中原发肿瘤的 k4最高(0.03 min -1)，正常器官中心脏、肺、腮腺的 k4较高(0.06 min -1)。与正常器官相比，病变中的 Vt明显提高，其中原发肿瘤的 Vt最高，为13.78 ml/cm 3。病变 Vt与SUV mean、SUV max均相关( rs值：0.86和0.77，均 P<0.001)。 结论:68Ga-FAPI-04的速率常数 K1、 k2、 k3和 k4及 Vt在部分正常器官和病变中明显不同。

目的:探讨婴儿重度肾积水手术与非手术组间肾动态显像参数的差异，为临床应用核素显像决定治疗方式积累理论依据。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3月至2021年10月间于山西省儿童医院治疗并行肾动态显像的107例重度肾积水患儿[年龄3(2，6)个月；男90例，女17例]资料。患儿的诊断均为肾盂输尿管交界处狭窄。将病例按治疗方案分为手术组(87例)和非手术组(20例)，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或 χ2检验对比2组间分肾功能(DRF)、峰值时间、半排时间、曲线类型的差异，并将患侧DRF与肾盂前后径行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手术组中DRF<40%者17例，DRF 40%~55%者60例，DRF>55%(超常肾功能)者10例。DRF 40%~55%为正常，其他为不正常。手术组患侧DRF不正常者(27例)较非手术组(3例)多，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07， P＝0.150)。手术组梗阻曲线占比(85.1%，74/87)明显高于非手术组的相应占比(55.0%，11/20; χ2＝7.25， P＝0.007)。手术组与非手术组相比，患肾峰值时间明显延长[(22.77±7.52)与(15.26±10.29) min； t＝3.78， P<0.001]，对侧肾峰值时间亦明显延长[(11.25±8.47)与(6.65±5.75) min； t＝2.30， P＝0.023]。婴儿患侧DRF与其肾盂前后径呈负相关( r＝－0.48， P<0.001)。 结论:重度肾积水婴儿DRF大部分在正常范围，且超常肾功能常见。手术指征DRF<40%不适用于婴儿，需结合曲线类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所测肾盂前后径分析。对侧肾峰值时间延长可能是婴儿重度肾积水手术评估的重要参数。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 131I治疗后6个月行诊断性全身显像（Dx-WBS）期间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动态变化。 方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接受 131I治疗的DTC患者85例，其中男性18例、女性67例，年龄（43.9± 12.0）岁；≥55岁患者18例、<55岁患者67例。所有患者均空腹服用 131I 148 MBq(4 mCi），2 d后行Dx-WBS。治疗后效果为极好反应者，即 131I治疗后刺激状态下甲状腺球蛋白<1 μg/L（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阴性）且影像学检查结果为阴性者（阴性组）48例，生化不全反应、结构不全反应及不确定性反应者（阳性组）37例。所有患者分别于服 131I后2、24、48 h时测定距体部1 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对3个时间点的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并采用 t检验对不同性别、年龄及治疗效果组之间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比较。 结果:（1）服 131I后2、24、48 h时距患者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分别为（6.55±1.42）、（1.92±0.65）、（0.58±0.22） μSv/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07.30， P=0.000）；距离患者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下降。（2）不同性别组在服 131I后2、4、48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年龄≥55岁组在24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高于年龄<55岁组（ t=2.29 ， P=0.02 ），2 h和48 h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阴性组和阳性组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在各时间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DTC患者 131I治疗后服诊断剂量 131I后48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均小于WS533-2017《临床核医学患者防护要求》规定的1.40 μSv/h，达到国家规定的出门旅行要求，且不会对周围人群产生辐射损害。

目的:分析核素肾动态显像Gate's法测定的单侧单发肾癌患者总肾、患肾及健肾肾小球滤过率（GFR）的特点。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诊的50例单侧单发肾癌患者（肾癌组）[其中男性32例、女性18例，年龄43~65 （54.2±9.7 ）岁]的术前临床资料，并以中国肾癌高发年龄段（47~68岁）的60名健康受试者[其中男性36名、女性24名，年龄（56.1±8.6 ）岁]为对照组进行回顾性研究。肾癌组患者术前与对照组同期均行 99Tc m-二亚乙基三胺五乙酸（DTPA）肾动态显像，比较2组受试者的临床指标、总肾及单肾GFR。肾癌组总肾GFR与对照组总肾GFR，肾癌组患肾、健肾GFR与对照组单肾GFR的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观察肾癌组患者中非对称肾功能的发生情况和健肾代偿情况，比较慢性肾脏病学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和Gate's法计算肾癌组总肾GFR的差异，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进行分析。 结果:肾癌组与对照组的性别比、年龄、吸烟情况、体重指数、血压、空腹血糖、动脉粥样硬化指数、血红蛋白、血清肌酐、尿素和尿酸等各项临床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185、0.021， t=0.656~1.980，均 P>0.05 ）。肾癌组患者总肾GFR[（103.9±15.9）mL/min]与对照组[（103.2±10.6）mL/min]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116 ， P=0.908 ）。与对照组单肾GFR[（51.2±5.9）mL/min]相比，肾癌组患肾GFR[（47.4±13.0）mL/min]明显降低，健肾GFR [（56.1±10.9）mL/min]明显升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248、2.837，均 P <0.05）。50例肾癌患者中，21例患者患肾与健肾GFR占总肾GFR的百分比之差的绝对值>10%；16例患者健肾GFR高于同年龄段健康人群单肾GFR参考值范围的上限。慢性肾脏病学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和Gate's法分别计算肾癌组总肾GFR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0.1±26.1）mL/(min·1.73 m 2） vs. （108.7±13.4）mL/(min·1.73 m 2）， t=3.765 ， P<0.05]且二者具有相关性( r=0.54， P<0.05)。 结论:核素肾动态显像Gate's法可获得患肾和健肾GFR变化的准确信息，为肾癌患者治疗方案的确定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生物药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3名健康志愿者静脉滴注 131I标记的国际一类新药美珀珠单抗，通过测定14 d内不同时间点血样与尿样的放射性浓度，评价美珀珠单抗在健康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性质（试验1）。对6名健康志愿者静脉注射 68Ga标记的核酸适配体Sgc8，分别于不同时间点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通过测定不同器官对 68Ga Sgc8的标准摄取值，评价 68Ga-Sgc8在健康人体内的生物学分布（试验2）。对9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患者静脉注射 99mTc奥曲肽，4 h后行单光子发射和X线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CT），测定感兴趣区放射性摄取水平；结合患者活检组织生长抑素受体亚型2（SSTR2）免疫组化染色结果，评价 99mTc-奥曲肽对SSTR2的亲和性和靶向性（试验3）。 结果:纳入试验1的3名健康志愿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28、45和25岁； 131I-美珀珠单抗注射剂量分别为21.0、25.9和17.6 mg，放射性活度分别为364、420和304 MBq。纳入试验2的6名健康志愿者中男性和女性各3名，年龄（46±11）岁，范围35~63岁；放射性活度为（80±7）MBq，范围69~87 MBq。纳入试验3的9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4例，年龄（54±10）岁，范围39~69岁；放射性活度为（777±74）MBq，范围740~ 925 MBq。静脉滴注 131I-美珀珠单抗后，受试者血液放射性浓度在1.5 h达峰值， 131I-美珀珠单抗主要与血细胞结合，其全血清除半衰期为420 h；尿液放射性浓度在16~24 h达峰值，24 h后逐渐降低。静脉注射 68Ga-Sgc8后即刻放射性信号由强至弱的器官依次为膀胱、肾脏、心脏、子宫、肝脏、脾脏、胆囊、大肠和肺；注射药物后3 h内心脏的清除速率最快，子宫、肾脏和肝脏次之，脾脏和胆囊的清除速率较慢，大肠和肺的清除速率最慢。9例患者静脉注射 99mTc-奥曲肽后4 h体内均有放射性异常浓聚，免疫组化染色结果示SSTR2呈强阳性表达，表明 99mTc-奥曲肽对SSTR2有良好的亲和性和靶向性。安全性测试结果显示，试验1中1名受试者静脉滴注 131I-美珀珠单抗后1个月出现碘相关甲状腺功能亢进，无干预持续监测8个月后恢复正常；其余受试者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可无创、动态、可视化地评价生物药在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性质、生物学分布及靶向性，安全性良好，在生物药的临床评价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索可见光量子点(QDs)作为载体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用于三阴乳腺癌体外和在体靶向显像的可行性。方法:水溶性QDs与西妥昔单克隆抗体(Cetuximab)反应合成探针QD－Cetuximab，检测其形态、粒径、稳定性和发光特性。培养人乳腺癌细胞MDA－MB－468(EGFR＋)和MDA－MB－453(EGFR－)，与QD－Cetuximab和QDs温育进行细胞毒性实验、细胞显像和荧光定量分析。制备MDA－MB－468荷瘤裸鼠8只，经尾静脉注射100 μl QD－Cetuximab和QDs，观察不同时间点的显像结果和探针分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电镜下QD－Cetuximab粒径为(40.34±2.44) nm，动态光散射(DLS)结果示其水合粒径为(57.85±4.69) nm，且结构稳定。QD－Cetuximab浓度≤50 nmol/L时，细胞相对存活率>90%；而当浓度增至100 nmol/L，细胞相对存活率降至(72.52±4.91)%。MDA－MB－468经QD－Cetuximab温育后发出的红色荧光比MDA－MB－468用QDs温育和MDA－MB－453用QD－Cetuximab、QDs温育的均强，标准化后的荧光强度定量分析显示QD－Cetuximab组荧光强度是QDs组的5.1倍(863.36/169.97)。流式细胞分析示MDA－MB－468摄取QD－Cetuximab和QDs均随其浓度增加而增加，但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t值：12.25～38.11，均 P<0.05)，25、50、100和200 nmol/L浓度下QD－Cetuximab组的平均荧光强度与QDs组的比值分别为5.4、6.9、7.4和6.2。QD－Cetuximab和QDs探针在体内都主要聚集在肝，在肝发出荧光的背景下肿瘤发出的荧光不明显，但离体瘤组织可见荧光，QD－Cetuximab组和QDs组的离体瘤组织荧光强度分别为(2.46±0.60)×10 4和(1.29±0.05)×10 4( t＝3.392， P＝0.015)。 结论:偶联Cetuximab的QDs增加了对表达EGFR的三阴乳腺癌细胞的靶向能力；QD－Cetuximab在三阴乳腺癌裸鼠离体成像效果尚可，但需进一步修饰，减少肝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