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其较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增加了公共卫生负担.研究表明在持续性房颤患者中Marshall韧带与肺静脉隔离术后房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相关,辅以Marshall静脉消融可提高持续性房颤消融成功率.经Marshall静脉注入无水乙醇,可渗透弥散至其周围心肌及神经组织,阻断二尖瓣峡部电连接,但不影响心房功能,可有效提高持续性房颤消融的早期和晚期成功率,甚至Marshall静脉无水乙醇化学消融已成为一些临床中心房颤复发后再次消融的常规术式.本综述回顾现有的文献,总结Marshall静脉无水乙醇化学消融辅助治疗持续性房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等.

对于甲状腺结节，尽管有超声、CT、磁共振成像、同位素等医学影像检查以及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可资发现诊断线索，但是最终的诊断结论必须来自病理学检查与诊断，这不仅是医学循证的要求，更是医学法理的需要 [1]。随着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倾向于接受化学消融和热消融等新型微创化非手术切除治疗方式，传统的手术后病理诊断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型治疗的要求。先于治疗完成病理诊断，普及性开展甲状腺结节活体材料病理学检查与诊断(即活检病理诊断)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子宫肌瘤多见于30~50岁女性，由增生的平滑肌和纤维结缔组织组成。文献报道育龄期妇女子宫肌瘤患病率高达70%~80% [1-2]，其发病可能与女性激素依赖有关。大多数子宫肌瘤患者并无自觉症状，约30%患者可出现腹部或阴道内包块、月经量增多、继发性贫血、不孕、流产、肌瘤压迫症状，以及浆膜下肌瘤蒂扭转或肌瘤变性引起的腹痛、感染等，严重者甚至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2]。

目的:探讨环肺静脉隔离（PVI）基础上联合Marshall静脉化学消融治疗持续性心房颤动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远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于中日友好医院心脏科因持续性心房颤动首次行射频消融的120例患者，根据治疗策略分为单纯PVI组（PVI组， n=90），PVI+Marshall静脉化学消融组（Marshall组， n=30）。观察两组的手术时间、X线曝光量及术后6、12个月有无心房颤动/房性心动过速（房速）发作、手术并发症等。 结果:共纳入首次行射频消融的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120例。PVI组年龄（55.4±7.4）岁，其中男72例（80.0%，72/90）；Marshall组年龄（58.4±6.6）岁，其中男23例（76.7%，23/30）。①与PVI组相比，Marshall组二尖瓣峡部持久性损伤的成功率提高，也增加了手术时间[（150.3±30.7） min对（120.3±20.6） min， P<0.001]及X线曝光量[（180.3±45.7） mGy/cm 2对（50.3±25.5） mGy/cm 2，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②随访结果：Marshall组较PVI组术后未发作心房颤动/房速、维持窦性心律成功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6个月：80.0%（24/30）对70.0%（63/90）， P=0.013；12个月：76.7%（23/30）对64.4%（58/90）， P=0.012]。③Marshall组与PVI组相比，两组并发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7）。 结论:PVI联合Marshall静脉化学消融安全、有效，且可增加持续性心房颤动的远期成功率。

纳米材料具有独特的声、光、电、磁等特性，而肝癌仍然是全球第四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具有多种危险因素，因此纳米材料可以在肝细胞癌的影像学诊断、血清学诊断、病理检测、系统治疗、热消融、化学栓塞、免疫治疗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传统的临床方法比较，纳米技术具有个体选择性高，主动靶向能力强以及诊断和治疗一体化的优点。本文整合多种纳米材料在肝癌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现状与局限进行综述，以期为肝癌纳米药物的开发提供进一步支持。

目的:观察阿替普酶在体外溶解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动脉血凝块模型的效果，探索阿替普酶用于颅内血肿化学消融的最佳浓度及作用时间。方法:选取如东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20年2月至2020年6月在院的30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每名患者抽取动脉血30 ml，随机注入6支采血管(每支注入4 ml)，沉淀离心后吸除血清，制备体外血凝块模型；取0.5、1.0、2.0、3.0 mg阿替普酶(rt-PA)、2万U尿激酶(u-PA)制成3 ml溶液分别加入相应血凝块试管内进行溶解试验，同时对照组注入生理盐水3 ml；于30、60、90、120、150 min时测定溶解的血凝块体积。采用 t检验及Pearson相关系数表示数据间相关性。 结果:标准对比管初始血凝块体积大小男性大于女性[(1.53±0.17) ml比(1.36±0.16) ml， t＝2.58，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0 min时血凝块体积男性大于女性[(1.33±0.18) ml比(1.15±0.13) ml， t＝2.58，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CT与初始、30、60、90、120、150 min标准对比管不同时间血凝块体积呈相关性，但随时间推移，血凝块体积与HCT的相关性越来越低( r＝0.713、0.649、0.494、0.484、0.437、0.437， P<0.01)；0.5 mg/3 ml rt-PA组体外溶血效果最好(0.2 ml/30 min)，效果接近u-PA组。30 min至90 min溶解曲线上升快(k>0.5)，90 min后溶解曲线变化趋于平缓(k<0.5)，120 min、150 min溶解体积相同(k＝0)。 结论:rt-PA低浓度组溶解动脉血血凝块效率更高；加药120 min后作用停止。

患儿 男性，14岁，因“经皮室间隔心肌化学消融术后9年，劳力性胸闷5个月余”于2022年1月5日至我院门诊就诊。9年前因“发现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4年余”在我院心血管儿科就诊，诊断为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二尖瓣反流（轻-中度），于2013年11月13日行经皮室间隔心肌化学消融术（无水乙醇）+临时起搏器植入术。术中导管测压提示左心室流出道压差由86 mmHg（1 mmHg=0.133 kPa）降至14 mmHg。但术后复查超声心动图提示室间隔厚度34 mm，左心室后壁12 mm，左心室流出道狭窄，最窄处内径8.1 mm，最大流速4.1 m/s，压差67 mmHg，二尖瓣轻度反流。因患儿症状明显改善，嘱定期复查。随访中左心室流出道压差波动于60~80 mmHg。5个月前开始出现活动耐量下降，爬梯或步行后易疲累，至我院就诊，2022年1月20日我院超声心动图示室间隔明显增厚，舒张期29 mm，收缩期47 mm，左心室流出道重度梗阻，流速4.3 m/s，压差73 mmHg，二尖瓣轻度反流。门诊予美托洛尔（12.5 mg，2次/d），患儿服药后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有加重。遂于2022年5月12日再次就诊入院，诊断为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经皮室间隔心肌化学消融术后，心功能纽约心脏病学会分级Ⅲ级。

患者男，58岁，2022年2月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反复绞痛4 d”来本院治疗。既往有肝吸虫及胆囊炎病史十余年。实验室检查：AFP 1 599 μg/L，PIVKA-Ⅱ 27 mAU/L。上腹部增强CT：肝右后叶下段混杂密度占位，不排除肝细胞癌（图1）；右后叶上段类圆形稍低密度灶，不排除转移瘤（图2）。胸部CT：右肺下叶实性结节，大小约3 mm。初步评估患者Child-Pugh评分A级，无绝对手术禁忌，患者接受了右半肝切除术+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被切除的肝脏组织包含2个结节，其中较大者体积为11 cm×10 cm×3.5 cm，质软，另一较小结节大小为1 cm×0.9 cm×0.5 cm，质地较韧。大结节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突触素（Syn）及CD56阳性，嗜铬粒蛋白A（CgA）及AFP等阴性，核增殖抗原（Ki-67）指数>80％，考虑该肿物性质符合神经内分泌癌，甲状腺转录因子-1阳性表明该肿瘤由肺转移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影像学表现及术中所见考虑为肝神经内分泌癌（PHNET）（图3）。小结节HE染色可见癌组织呈腺样分布（图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K7表达阳性，符合胆管癌表现。行基因检测，大结节检测到TP53基因变异，小结节检测到CDKN2A基因发生移码突变。患者出院25 d后返院复查，AFP水平明显下降（6.3 μg/L），PIVKA-Ⅱ 20.6 mAU/L，AST、ALT、胆红素等指标均正常。复查上腹部CT及MRI未见明显复发。由于患者同时存在PHNET和胆管癌，笔者采用静脉输注依托泊苷0.3 g+顺铂120 mg，同时口服索凡替尼300 mg。依托泊苷分3 d完成，每天通过静脉输注0.1 g，第一次疗程因患者无法耐受，第2天及第3天未输依托泊苷。后患者每隔1个月返院行化疗，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均未见明显复发。至2022年9月患者返院复查，上腹CT示术区类圆形稍低密度灶，考虑复发（图5），行CT引导下肝脏活组织检查病理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CK19（+）、CgA（-）、Ki-67>90％，CD56仍呈阳性。住院期间行CT引导下肝脏肿物射频消融术。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行PET/CT示右侧心膈角及腹腔内可见肿大淋巴结及转移灶（图6），肝右叶消融病灶边缘代谢稍活跃，综合考虑后行射频消融及卡瑞利珠单抗200 mg免疫治疗。2023年2月患者因上腹胀痛不适行CT平扫，可见肝区一巨大肿块（图7），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术中灌注重组人5型腺病毒1 ml+雷替曲塞2 ml+洛铂30 mg，同时继续静脉滴注卡瑞利珠行免疫治疗及加用白蛋白-紫杉醇200 mg，每3~4周1次。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CT见肿物无明显缩小，经与肿瘤科医师讨论后决定加用口服安罗替尼12 mg，每日1次。2023年5月患者返院复查，CT图像上可见肿瘤明显缩小（图8），且综合治疗期间无明显不适，上腹胀痛症状明显缓解，考虑肿瘤对综合治疗方案敏感，继续规律接受免疫治疗。患者最后1次复查是在2023年6月，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AFP 10.4 μg/L，PIVKA-Ⅱ 34.02 mAU/ml，针对先前右肝可疑复发灶行CT引导下射频消融术，1 d后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无不适后出院。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预测，到2025年，原发性肝癌患病人数每年将超过100万，是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威胁。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以消融术和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术为代表的局部介入治疗已成为不可切除中晚期肝细胞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其中TACE术适应证包括Ⅰb~Ⅲb期肝细胞癌患者。局部介入治疗已被证明有明确的免疫激活效应，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国内外临床试验和应用的逐步推广，局部介入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疗法展现出更有效的肿瘤反应率、更缓慢的进展时间及更长的生存期，为无法手术的中晚期肝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影像介导操作在世界范围内用于治疗原发性肝肿瘤和肝转移。这些局部区域治疗包括局部肿瘤消融和经动脉疗法，偶尔也可将无法手术的患者降级至可手术状态。数据表明，对于小于2 cm的肝细胞癌，消融可能优于手术。这在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中也表现出相同的结果。导管介导的治疗，如单纯栓塞、经动脉化学栓塞和载药微球是为不能手术患者提供生存获益的代表性潜在技术。该综述重点介绍了最常用的技术和支持其当前治疗肝肿瘤适应证的证据。文章还简要回顾了与温度敏感脂质体或免疫疗法联合使用以提高消融效果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