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衰减全反射红外(attenuated total reflection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ATR-FTIR)光谱技术以其快速、准确、无创的特点,在生物医学领域尤其是临床血液学检验中显示出巨大潜力.该技术记录样本中分子的振动光谱,提供生物样品内核酸、蛋白质和脂质的化学结构信息,可用于疾病筛查和诊断.ATR-FTIR光谱技术在地中海贫血、艾滋病毒感染、乳腺癌、卵巢癌和脑瘤等疾病中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情况,提示该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可实现疾病的快速筛查、诊断与鉴别诊断.ATR-FTIR光谱技术与偏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相结合,以定量法分析人外周血样品中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平均红细胞体积和血红蛋白等地中海贫血筛查指标,筛查地中海贫血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达到100.0%和95.3%.采用ATR-FTIR光谱技术,基于遗传算法的线性判别分析法,分析血液样本红外图谱中1 653 cm-1(酰胺Ⅰ带)、1 558 cm-1(酰胺Ⅱ带)、1 506 cm-1(环基)和901 cm-1(磷酸二酯伸缩带)处的特征峰,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孕妇血液样本的辨别准确率为89%,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83%、92%.采用主成分回归(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法对乳腺患者血液ATR-FTIR光谱进行识别,其灵敏度与特异度高达92.3%与87.1%此外,ATR-FTIR光谱技术还可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的其他方面,如细胞和组织学样本的检测、疾病严重程度的分类等.ATR-FTIR光谱技术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仍面临环境干扰、样本污染等挑战.未来,随着ATR-FTIR光谱技术的优化、发展,其有望在更多疾病的临床血液学检验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 建立丹楂通脉丸的指纹图谱,利用化学计量学分析色谱峰贡献率,结合网络药理学方法预测其药效物质基础.方法 采用Agilent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检测波长 280 nm,流动相 0.1%磷酸水-乙腈,流速 1.0 mL·min-1,梯度洗脱,建立丹楂通脉丸甲醇提取物指纹图谱.利用网络药理学筛选相关成分的靶点和通路,构建"成分-靶点-通路"网络,对丹楂通脉丸潜在的药效物质与关键靶点进行分子对接验证.通过体外实验验证潜在的药效物质的抗炎活性.结果 10批样品指纹图谱中有 15个共有峰,2个特征峰被指认,分别为丹酚酸B和丹酚酸A.网络药理学分析表明,丹酚酸B和丹酚酸A是丹楂通脉丸发挥活性作用的有效成分,预测其可作为丹楂通脉丸的主要药效物质.体外细胞实验证明,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B高、中、低剂量组NO释放量均明显降低(P<0.01),丹酚酸A高剂量组NO释放量显著下降(P<0.01),具有一定的抗炎活性.结论 通过指纹图谱和网络药理学预测丹楂通脉丸药效物质,为丹楂通脉丸质量的全面控制和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的:探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NEN)的CT检查影像学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国内2家医疗中心收治的30例(温州市中医院13例和温州市人民医院17例)GNEN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3例，女7例；年龄为(62±4)岁，年龄范围为27～78岁。患者行腹部CT平扫和动态增强扫描检查。由2位有>20年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副主任医师观察分析图像。观察指标：(1)CT检查情况。(2)治疗及术后病理学检查。(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 结果:(1)CT检查情况：30例患者中，肿瘤位于胃底部14例，胃体部10例，胃窦部6例；肿瘤呈椭圆形18例，不规则形12例；肿瘤呈内生型15例，外生型13例，壁内型2例。G1级神经内分泌瘤最大径为(6.8±1.6)cm，其中<5.0 cm 4例，5.0～10.0 cm 4例；G2级神经内分泌瘤最大径为(8.3±2.7)cm，其中<5.0 cm 1例，5.0～10.0 cm 4例，>10.0 cm 2例；G3级神经内分泌癌最大径为(17.8±2.2)cm，其中5.0～10.0 cm 6例，>10.0 cm 9例。肿瘤呈膨胀性生长14例，浸润性生长16例。肿瘤边界清晰14例，不清晰16例。CT平扫检查结果示肿瘤密度均匀10例，密度不均匀20例。肿瘤实质部分呈等密度9例，CT值为(34.0±3.5)HU；低密度18例，CT值为(16.6±1.4)HU；高密度3例，CT值为(45.3±3.6)HU。30例患者中，瘤内见小点状或小类圆形坏死囊变灶21例；肠系膜淋巴结、腹膜、肝转移及邻近网膜受侵犯10例；腹腔积液17例。CT增强检查结果示轻度强化12例，CT值为(56.5±6.3)HU；中度强化15例，CT值为(66.0±5.4)HU；明显强化3例，CT值为(76.6±5.8)HU。均匀强化7例，不均匀强化23例。8例患者有迂曲血管。(2)治疗及术后病理学检查：30例患者中，10例伴肠系膜淋巴结、腹膜、肝转移及邻近网膜受侵患者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14例无周围组织侵犯和转移患者行根治性胃大部切除术；6例肿瘤直径<4 cm，无周围组织侵犯和转移患者行内镜下切除治疗。3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GNEN，其中G1级神经内分泌瘤8例，G2级神经内分泌瘤7例，G3级神经内分泌癌15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果显示：30例GNEN患者中，突触素阳性30例，嗜铬粒蛋白A阳性23例，细胞角蛋白阳性9例。(3)随访情况：30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10～8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9个月。30例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为43.3%(13/30)，其中G1级神经内分泌瘤、G2级神经内分泌瘤、G3级神经内分泌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分别为6/8、3/7和4/15。结论:GNEN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病理学分级多见于G3级，以胃底及胃体部多见。CT检查结果示肿瘤呈膨胀性或浸润性生长，类圆形或不规则形低密度肿块，肿瘤易囊变，增强呈轻、中度不均匀强化。

目的:观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者血浆外泌体、微囊泡（MV）、血浆和玻璃体中炎症相关蛋白S100A8的表达，并于糖尿病大鼠模型中进行验证，初步探讨其在DR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和基础研究。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住院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患者以及同期健康体检者共计73名纳入研究。其中，采集血浆32名，收集玻璃体液41名，并据此分为血浆样本研究队列和玻璃体样本研究队列。将受试者分为未发生眼底改变的单纯糖尿病组（DM组）、非增生型DR组（NPDR组）和增生型DR组（PDR组）；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组（NC组）。玻璃体样本研究队列中对照组为黄斑前膜或黄斑裂孔患者玻璃体液。超速离心法分离血浆外泌体和MV。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纳米粒度分析仪、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鉴定外泌体和MV。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S100A8质量浓度。18只健康雄性Brown Norway大鼠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组，每只9只。糖尿病组大鼠经链脲佐菌素诱导建立糖尿病模型。建模后5个月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Western blot检测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S100A8的表达情况。两组间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计量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血浆中成功分离得到具有各自特征的外泌体和MV。PDR组患者血浆外泌体和玻璃体S100A8浓度均高于NPDR组、DM组、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9、0.020、0.002、0.002， P<0.000、<0.000 ）。血浆样本队列研究4个组受试者血浆、血浆MV的S100A8质量浓度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283、0.015 ， P=0.836、0.996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双极细胞、视锥视杆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均表达S100A8蛋白。与正常对照组大鼠比较，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组织中S100A8表达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028， P=0.001 ）。 结论:循环外泌体中S100A8蛋白水平随2型糖尿病患者DR严重程度明显增高。S100A8可能是DR炎症环境的影响因素，是潜在的抗炎治疗靶点。

目的:观察人脂肪干细胞(hASCs)与人表皮生长因子(hEGF)对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影响。方法:选择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1月6例患者抽脂减肥的脂肪组织作为hASCs的来源，以酶消化法从人脂肪组织中提取hASCs，将其培养至第3代。利用倒置显微镜对细胞形态进行观察；使用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检测。随机将24只新西兰大白兔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并将实验用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3组，设立实验组(hASCs+hEGF组)，细胞治疗对照组(hASCs组)和空白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实验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以10 μg/L加入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空白对照组取PBS，各组均注射600 μl局部移植至创面边缘及基底部。大体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计算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创面组织进行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CD31染色检测等方法观察和比较各组创面愈合水平。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t检验对比组间计量资料。 结果:相差显微镜观察hASCs的细胞形态学特征：可见原代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s)呈梭形，接种后2 h后开始圆形，大部分细胞变形在48 h后，细胞形态以长梭形为主，短梭形、狭长形及多角形较少，胞质丰富，胞核清楚，并分泌大量基质，基质内呈特异性深蓝色，第3代时可见细胞以长梭形为主，漩涡状生长。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D90、CD105、CD73呈阳性表达，阳性率在95%以上，CD34、CD11b、CD19、CD45及HLADR呈阴性表达；人脂肪源性干细胞(hADSCs)在加入成脂诱导液培养后，hADSCs可向脂肪细胞分化，加入成软骨诱导培养基诱导后，hADSCs可向软骨细胞分化。表明提取培养的细胞为hADSCs。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被覆盖新生的上皮组织，接近正常皮肤；细胞治疗对照组创面有68%愈合，新生上皮组织较薄，易破裂出血，与实验组比较，愈合质量欠佳；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质量差，愈合面积约41%。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3组比较，治疗后第7、11、14、18、21天时间点，实验组愈合速度最快，与细胞治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95、115.094、199.695、204.917、600.699， P<0.05)，而细胞治疗对照组的愈合速度次之，且在7、11、14、18、21 d时间点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064、13.187、14.315、16.177、14.238， P<0.05)。HE染色法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表皮修复情况良好，呈复层上皮排列，同时可见部分炎性细胞浸润；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以及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愈合，存在较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且在尚未愈合的创口周围可见有瘢痕组织增生。CD31染色法观察新生微血管：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创面浅面可见新生血管，深部血管则呈垂直创面的方向生长，且血管密度较大；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新生血管密度较为丰富，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能愈合，炎性细胞浸润较明显，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数量较前两组有明显减少。 结论:hEGF可提高脂肪干细胞的存活率，并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hASCs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目的:探讨CC趋化因子受体9(CC chemokine receptor 9，CCR9)及其趋化因子配体25(CC chemokine ligand 25，CCL25)在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BA)患儿肝纤维化中的表达并评价其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2年8月在天津市儿童医院普外科进行肝脏手术治疗的35例患儿临床资料，将诊断为胆总管囊肿(choledochal cyst，CC)的8例患儿作为对照组，其余27例BA患儿为BA组。所有患儿手术均留取肝组织样本，同时收集患儿血清样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血清CCL25水平，并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结合临床生化指标进一步分析血清CCL25对BA患儿的辅助诊断价值。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 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检测肝组织中CCR9的表达水平，并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其与BA患儿肝组织纤维化分级的相关性；分析CCR9对BA患儿肝脏纤维化程度的评估价值。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Wilcoxon检验。 结果:ELISA结果显示，BA组血清CCL25水平310.03(262.03，338.87)pg/ml明显高于CC组244.46(222.70，260.45)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4)。ROC曲线显示，血清CCL25水平诊断BA患儿的曲线下面积为0.829(95% CI：0.683~0.975)，临界值为267.12 pg/ml。血清CCL25水平、GGT、TBA联合诊断BA的曲线下面积为0.958。免疫组织化学和qRT-PCR结果显示，BA患儿肝组织中CCR9蛋白表达量[40.29(29.40，65.12)比15.26(8.04，20.15)， P<0.001]、CCR9 mRNA表达量[3.88(1.38，7.95)比0.83(0.07，0.95)， P＝0.0005]均明显高于CC组。与Ⅰ~Ⅱ级肝纤维化比较，Ⅲ~Ⅳ级肝纤维化的CCR9蛋白表达量[51.08(39.36，73.27)比25.93(19.23，38.00)， P＝0.0022]、CCR9 mRNA表达量[6.63(2.75，9.45)比1.21(1.04，3.57)， P＝0.0075]明显提高。BA组患儿的CCR9蛋白表达量、mRNA表达量与肝纤维化分级均呈正相关( rs＝0.820、 rs＝0.804， P<0.001)。 结论:血清CCL25在辅助诊断BA患儿方面具有潜在的临床价值；CCR9在肝组织中的表达与BA患儿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且随着肝纤维化程度加重而增加。

目的:探讨14-3-3θ蛋白在远端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表达水平患者的远期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2015年1月—2021年12月行手术切除的135例远端胆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6例，女性49例，年龄(65.1±10.1)岁。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胆管癌组织中14-3-3θ蛋白的表达水平，依据免疫反应评分(IRS)对患者术后病理切片进行评价，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最佳截断值为3.5，此时曲线下面积为0.741，敏感度为73.5%，特异度为71.3%，将患者分为两组：IRS<4为14-3-3θ低表达组( n＝81)，IRS≥4为14-3-3θ高表达组( n＝54)，术后采用门诊复查及电话随访相结合的方式随访患者的生存状态。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生存率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筛选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14-3-3θ低表达组术前CA19-9、淋巴结转移例数分别为44.3(20.8，132.2) U/mL、28例，14-3-3θ高表达组分别为82.3(43.4，396.9) U/mL、32例，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患者均定期进行术后电话或返院随访，14-3-3θ低表达组术后中位生存时间为36个月，术后1、2、3年生存率分别为88.9%、66.5%、49.4%，14-3-3θ高表达组术后中位生存时间为13个月，术后1、2、3年生存率分别为53.7%、23.3%、13.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CA19-9>37 U/mL( RR＝1.970，95% CI：1.186~3.272， P＝0.009)、有淋巴结转移( RR＝1.681，95% CI：1.035~2.729， P＝0.036)和14-3-3θ染色强度≥4( RR＝2.438，95% CI: 1.546~3.845， P<0.001)的远端胆管癌患者远期预后更差。 结论:14-3-3θ蛋白在远端胆管癌组织中表达，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的CA19-9和淋巴结转移有关，14-3-3θ蛋白高表达预示患者远期预后不良。

目的:比较急诊手术、肠梗阻支架-手术、肠梗阻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这3种治疗方案对完全梗阻性结直肠癌患者手术切除标本病理特征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2年5月至2020年8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完全梗阻性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纳入结合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确诊为完全性结直肠梗阻、病理证实为腺癌、影像学评估可切除且无远处转移者；排除多发结直肠癌、拒绝手术和合并腹膜炎或者肠梗阻支架置入前存在肠穿孔者。研究共纳入89例完全梗阻性结直肠癌患者，根据治疗策略不同，分为急诊手术组（30例）、支架-手术组（34例）及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25例）。通过病理切片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分析评估并比较3组间手术切除肿瘤标本的病理特征（包括周围神经浸润、脉管浸润、癌结节、标本内组织坏死、炎性浸润、脓肿、黏液湖形成、异物巨细胞、钙化、肿瘤细胞比例等）及生物分子标志物（包括CD34、Ki67、Bcl-2、MMP-9、HiF-α）的差异。病理学评价根据标本内有无定性评价周围神经浸润、脉管浸润和癌结节等病理特征。标本病理特征评价标准：根据标本内组织坏死、炎性浸润、脓肿、黏液湖形成、异物巨细胞、钙化以及肿瘤细胞所占视野比例进行半定量的分级评估，分为：0级：标本内未见；1级：比例为0~25%；2级：比例为25%~50%；3级：比例为50%~75%；4级：比例为75%~100%。手术切除标本免疫组织化学评价标准：根据阳性免疫细胞所占视野范围及细胞免疫强度进行评估。根据阳性细胞比例分为：0分：标本内未见；1分：比例为0~25%；2分：比例为25%~50%；3分：比例为50%~75%；4分：比例为75%~100%。将细胞免疫强度分为无（0分）、微弱（1分）、中等（2分）和强（3分）。再将两者相乘得到0~12的总分，综合评价免疫组化结果，结果定义为：阴性（0级）：0分；弱阳性（1级）：1~3分；中等阳性（2级）：4~6分；强阳性（3级）：7~9分；极强阳性（4级）：10~12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差异；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M（ Q1， Q3）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3组间年龄、性别、肿瘤部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肿瘤T分期、N分期和肿瘤分化程度等基线数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组间切除的肿瘤标本异物巨细胞、炎性浸润和黏液湖形成等病理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急诊手术组、支架-手术组及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脉管浸润率分别为56.6%（17/30）、44.1%（15/34）和20.0%（5/2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142， P=0.028），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脉管浸润率显著低于急诊手术组（ P=0.038）；周围神经浸润率分别为55.3%（16/30）、41.2%（14/34）和16.0%（4/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735， P=0.021），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周围神经浸润率显著低于急诊手术组（ P=0.032）；坏死分级分别为2（1，2）级、2（1，3）级和2（2，3）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0.090， P=0.006），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与急诊手术组比较，支架-手术组和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坏死分级更高（均 P<0.05）；脓肿分级分别为2（1，2）级、3（1，3）级和2（2，3）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6.584， P=0.037）；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急诊手术组的脓肿分级明显低于支架-手术组（ P=0.037）；纤维化分级分别为2（1，3）级、3（2，3）级和3（2，3）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1.078， P=0.004）；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支架-手术组和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纤维化均高于急诊手术组（均 P<0.05）；肿瘤细胞比例分级分别为4（3，4）级、4（3，4）级和3（2，4）级，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8.594， P=0.014），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组的肿瘤细胞比例显著低于急诊手术组（ P=0.012）；CD34分级分别为2（2，3）级、3（2，4）级和3（2，3）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9.786， P=0.007），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支架组CD34高于急诊手术组（ P=0.005）。 结论:支架置入可能增加梗阻性结直肠癌远处转移的风险。支架-新辅助化疗-手术的治疗模式促进了肿瘤细胞坏死和纤维化，减少了肿瘤细胞比例、脉管浸润和周围神经浸润，可能有助于改善支架置入后完全梗阻性结直肠癌的局部肿瘤浸润及远处转移。

目的:探讨单发肿瘤无大血管侵犯的肝细胞癌行根治性切除术患者术前临床及磁共振成像（MRI）检查靶环样强化联合甲胎蛋白水平评估肝细胞癌细胞角蛋白19（CK19）表达状态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收治的220例单发肿瘤无大血管侵犯肝细胞癌行根治性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71例，女49例；年龄为（56±11）岁。220例患者中，CK19表达阳性52例，CK19表达阴性168例。观察指标：（1）不同CK19表达状态患者MRI检查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果。（2）不同CK19表达状态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3）不同CK19表达状态患者的MRI检查特征比较。（4）影响患者CK19表达状态的相关因素分析及预测价值。连续变量采用Shapiro-Wilk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将临床及影像特征比较 P<0.05的相关因素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价模型预测效能。 结果:（1）不同CK19表达状态患者MRI检查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果。CK19表达阳性患者MRI检查结果显示：T1加权成像平扫瘤体呈低信号；动脉期瘤体呈环状高强化；门静脉期瘤体呈周边廓清；延迟期瘤体呈中央强化；弥散加权成像（DWI）瘤体呈靶环样高信号。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果显示：CK19表达阳性。CK19表达阴性患者MRI检查结果显示：T1加权成像平扫瘤体呈低信号；动脉期瘤体呈非环状高强化；门静脉期瘤体呈非周边廓清；延迟期瘤体对比周围肝组织呈低信号；DWI瘤体呈均匀高信号。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果显示：CK19表达阴性。（2）不同CK19表达状态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CK19表达阳性患者中性粒细胞绝对值、甲胎蛋白（AFP）≥400 μg/L分别为3.07（2.21，4.41）×10 9/L、26例；CK19表达阴性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72（2.05，3.51）×10 9/L、48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06， χ2=8.17， P<0.05）。（3）不同CK19表达状态患者的MRI检查特征比较。CK19表达阳性患者的瘤体长径≥5 cm、瘤体强化方式为靶环样强化分别为34例、22例；CK19表达阴性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82例，24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38，18.86， P<0.05）。（4）影响患者CK19表达状态的相关因素分析及预测价值。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FP≥400 μg/L和靶环样强化是肝细胞癌患者CK19表达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2.09，3.23，95%可信区间（ CI）为1.06~4.13，1.49~6.99，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靶环样强化预测CK19表达阳性的AUC为0.64（95% CI为0.57~0.71），灵敏度为42.31%，特异度为85.71%；AFP≥400 μg/L预测CK19表达阳性的AUC为0.61（95% CI为0.53~0.68），灵敏度为51.00%，特异度为71.43%；靶环样强化联合AFP≥400 μg/L预测CK19表达阳性的AUC为0.69（95% CI为0.61~0.77），灵敏度为67.31%，特异度为63.10%。 结论:靶环样强化和AFP≥400 μg/L是预测单发无大血管侵犯的肝细胞癌患者CK19表达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2项指标联合检测对术前评估CK19表达状态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评估超声衰减参数（UAP）诊断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肝脂肪变的效能，以此为基础建立诊断模型，探讨其评估MAFLD及相关代谢紊乱的价值。方法:选择2020年10月至12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的体检者3 770例，MAFLD诊断依据亚太MAFLD临床诊疗指南。肝脂肪变程度依据超声影像学分为轻、中、重度，对比分析MAFLD患者及健康对照人群UAP、临床特征指标、血清生物化学指标、肝脂肪变特征及相关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MAFLD肝脂肪变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诊断模型，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评估UAP及新建模型诊断MAFLD的临床效能。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2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3 770例健康体检者中MAFLD 650例，患病率17.24%，以60～69岁最高，达37.23%；男性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30.34%与9.17%），年龄性别分析显示男性30～69岁患病率达38.26%，女性6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达31.94%。MAFLD患者UAP显著高于健康对照（278.55 dB/m与220.90 dB/m， Z=-12.592， P<0.001，），且随肝脂肪变程度加重呈递增趋势，轻、中、重度肝脂肪变依次为257.20 dB/m、286.20 dB/m及315.00 dB/m。UAP诊断MAFLD轻、中、重度肝脂肪变的界值依次为243≤UAP＜258 dB/m、258≤UAP＜293 dB/m、≥293 dB/m，灵敏度依次为67.20%、93.60%、95.90%，特异度依次为82.10%、72.00%、84.80%。UAP、丙氨酸转氨酶、空腹血糖为MAFLD肝脂肪变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建立MAFLD分级模型（UAG模型），诊断MAFLD轻、中、重度肝脂肪变的ROC曲线下面积依次为0.906、0.907、0.946，灵敏度依次为76.50%、82.10%、98.00%，特异度依次为90.80%、83.30%、76.10%。 结论:MAFLD为普通人群常见疾病，30岁以上男性及老年女性为高发人群；UAP可作为评估MAFLD肝脂肪变的新型无创诊断技术，UAG模型对MAFLD及相关代谢紊乱有较好的诊断效能，可用于指导临床诊断与预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