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骨髓增生异常性肿瘤(myelodysplastic neoplasms,MDS)是起源于造血干经细胞和(或)祖细胞的一组异质性髓系肿瘤.欧美流行病学调查揭示,MDS发病率为(4～5)/10万,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中位诊断年龄为73～76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01年诊断标准,在2004年至2007年对中国上海地区约390万人的调查中发现,MDS平均发病率为1.51/10万,中位发病年龄为62岁,其中约1/3的患者会转化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53%的患者因血细胞减少引发的感染、出血或合并症而死亡.老年MDS患者由于合并症较多、体质较弱,无论是治疗选择、疾病转归都有其特点.老年MDS患者的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和骨髓原始细胞比例均稍高于年轻患者,而其中性粒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较年轻患者明显增高.此外,老年MDS患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数量更多,平均每例患者可发生1.8个基因突变,其中以ASXL1、TET2、SF3B1、STAG2、SRSF2和TP53突变更多见;而年轻患者的突变数量为平均每例患者发生1.2个基因突变,且以U2AF1、ASXL1和RUNX1突变较常见.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是MDS唯一的根治疗法,年轻患者可行清髓性移植,但老年患者只能行减低剂量预处理(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RIC)的allo-HSCT治疗.老年MDS患者的自然病程和预后差异很大,由年龄(>70岁)、脆弱指数、分子国际预后评分系统(international prognosis scoring system,IPSS)分组等组成的MDS综合预后评分,能更好地预测MDS患者化疗的耐受性和治疗不良反应.本共识根据国内外老年MDS研究的最新循证证据,经学组专家共同讨论后制定,旨在规范中国老年MDS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的全程管理.

目的 评估术中放疗(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IORT)治疗恶性胶质瘤的安全性及初期不良反应.方法 恶性胶质瘤患者常规开颅手术切除肿瘤后,采用低能量X-射线术中放疗系统(Low-energy X-ray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LEX-IORT)进行IORT.记录患者术后状态及初期不良反应情况,并与既往未行IORT的恶性胶质瘤患者(常规组)相关情况作比较.结果 共纳入14例恶性胶质瘤患者,男8例,女6例.所有患者接受20Gy的IORT.IORT组平均手术时间(262.1±55.6)min,常规组(222.6±53.5)min(P=0.061).IORT组患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为(13.9±5.6)d,常规组为(10.3±4.7)d(P=0.071).IORT组患者术后未发生颅内感染、脑积水、术后癫痫发作、脑出血及切口感染.1例患者在同步放化疗期间切口裂开,未发生感染,予以重新缝合,停用安罗替尼,正常愈合,未影响放疗.两组患者均按计划完成同步放化疗.结论 20Gy LEX-IORT对恶性胶质瘤患者是安全的,不会增加额外并发症.

目的:提高对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FHL）的认识，重视基因检测对FHL诊断的重要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2月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例FHL患者临床诊治经过。对患者及其家庭成员进行FHL相关基因检测，并对其家庭成员进行遗传学分析。结果:患者为25岁女性。患者的父亲和妹妹均有致病性UNC13D（p.R273*）单个等位基因突变，且均无FHL表现，患者母亲有意义未明UNC13D（P.R414L）的杂合突变，亦无FHL表现，而患者在合并已知的致病基因UNC13D（p.R273*）和意义未明的UNC13D（P.R414L）等位基因杂合突变时发生FHL。给予2个周期DEP方案化疗后，患者病情稳定，在第3个周期化疗过程中，患者出现发热，考虑原方案耐药，调整为HLH-1994方案后患者疾病缓解。后长期口服卢可替尼维持治疗，建议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家属拒绝，后患者病情复发抢救无效死亡。结论:FHL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UNC13D等位基因不同形式的杂合突变可导致FHL；对于FHL患者，由于免疫功能缺陷，极易反复被感染诱发噬血细胞综合征，应在化疗缓解后尽早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7岁4月龄患儿因“间断发热1年7月余，活动后气促、发绀2个月”入院，临床表现为肺动脉高压、淋巴结及肝脾肿大。EB抗体异常、血浆及全血EB病毒DNA升高、颈部淋巴结活检示EB病毒感染相关淋巴增殖性疾病，诊断为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合并肺动脉高压（PAH）。予左旋培门冬酰胺酶+脂质体阿霉素+依托泊苷+甲泼尼龙（L-DEP）方案化疗后肺动脉压力降低并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后64 d PAH消失，随访至移植后10个月，病情未复发。

目的:分析糖尿病患者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征和诊疗经过，提高其抢救成功率。方法:回顾性研究2015.1-2020.1新诊断膀胱癌、前列腺癌、肾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及卵巢癌，入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科及妇科的糖尿病患者，均按专科规范行包含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在内的手术治疗，共计462例。148例术后盆腔淋巴囊肿形成，其中89例发生感染，之中的13例发展为脓毒性休克。比较淋巴囊肿感染者中休克和非休克患者的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BMI、糖基化血红蛋白、手术切除的淋巴结个数、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淋巴囊肿最大直径及与辅助化疗的相隔时间；分析1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始发症状和发病后首次血象、发病至引流穿刺的时间及最终转归；分析感染的淋巴囊液病原学培养和药敏结果。结果:分类变量检验显示休克和非休克患者相比，糖基化血红蛋白（ P=0.018）、辅助化疗（ P=0.014）和囊肿大小（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中就诊时11例首发症状仅为轻中度的发热或腹痛；初次血象白细胞总数均在2万以下；从发病至穿刺的时间平均为33 h。13例患者中，有5例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中1例死亡；有2例病情反复难以控制，经影像学检查证实脓腔和周围脏器连通；12例患者好转后仅1例对残留的淋巴囊肿预处置，其中4例再发囊肿感染1-2次，之中2例进展为脓毒性休克，1例死亡。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常见，主要是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及铜绿假单胞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酶烯类及替加环素均为敏感药物，头孢他定、头孢曲松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为50%以上。 结论:血糖控制不佳、化疗和较大的淋巴囊肿（d≥5 cm）是糖尿病患者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发生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的高危因素；大多数休克患者始发症状及白细胞总数均没有显著的示警意义，导致从感染发生到穿刺引流时间较长，延误处置；早期诊断、及时穿刺引流和广谱抗生素治疗是救治成功的关键。治疗效果欠佳时脓腔贯通周围脏器感染的可能性要被考虑。糖尿病患者在发生术后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后，应积极干预处置较大的残留淋巴囊肿，避免再次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

目的:探讨儿童急性白血病短暂性自发缓解的临床特征及可能原因。方法:收集分别在2018年7月、2019年5月、2020年10月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就诊的在规范化疗前出现短暂性自发缓解的3例急性白血病患儿资料。复习相关文献，探讨白血病自发缓解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3例患儿起病时均有发热症状，经抗感染治疗后获得短暂性自发缓解。例1在初次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后部分缓解，白血病基因检查示E2A-PBX1阳性，12 d后复发；例2在初次诊断B-ALL后自行缓解，白血病基因检查示p16基因缺失、NRAS和EP300突变阳性，20 d后复发；例3在初次诊断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后自行缓解，白血病基因检查示MLL-ENL阳性、NRAS突变阳性，30 d后复发。复习文献显示，白血病自发缓解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唐氏综合征、感染和输血，其他影响因素还有白血病相关基因、终止妊娠、药物的应用等。结论:儿童急性白血病短暂性自发缓解在临床中少见，可能的机制与感染导致免疫异常有关。对于白血病自发缓解状态的患者需密切监测微小残留病。

目的:探索应用类似儿童方案治疗Ph染色体阴性青少年及年轻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并且应用统一的类似儿童ALL方案治疗的71例15~39岁Ph染色体阴性ALL/淋巴母细胞淋巴瘤(LBL)初治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生存数据。结果:71例患者中，男性46例（64.8%）；中位年龄为20（15~38）岁。B-ALL/LBL占69.0%（49/71）。高危ALL占ALL总数的35.5%。诱导治疗的完全缓解率为93.0%。中位随访时间为44个月。2年累积复发率为34.6%（95% CI 27.0%~42.2%）。5年无病生存（DFS）率和总生存（OS）率分别为56.3%和64.3%。完成4个疗程化疗后一线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组与化疗组患者的5年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非高危ALL患者的预计5年DFS率和OS率分别为63.1%和73.7%，明显高于高危ALL患者的32.0%和44.4%（ P值均<0.001）。不良事件主要为血流感染、真菌感染、股骨头坏死，发生率与既往报道相当。 结论:类似儿童ALL方案是一种对Ph染色体阴性青少年及年轻成人ALL/LBL患者较为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方案。

目的:探讨益肾生血汤对急性髓系白血病化疗后骨髓抑制患者骨髓抑制发生情况的影响。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8年6月-2020年3月北京市隆福医院血液科患者6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3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支持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自拟益肾生血汤。2组均治疗2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症状、体征评分，观察化疗后出现Ⅳ度骨髓抑制的时间和持续时间，记录治疗期间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CSF)注射次数及输血量，以及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Ⅳ度骨髓抑制出现时间[(5.07±0.87)d比(3.83±1.15)d， t＝4.695]晚于对照组( P<0.01)、持续时间[(7.20±0.76)d比(10.03±1.30)d， t＝10.305]低于对照组( P<0.01)；观察组重组人G-CSF注射次数[(7.2±0.8)次比(10.0±1.3)次， t＝10.305]少于对照组( P<0.01)，红细胞悬液[红细胞(2.5±1.5)U比(4.7±1.5)U， t＝7.749]及血小板[(1.70±0.54)U比(3.13±0.86)U， t＝5.879]输注量少于对照组( P<0.01)；观察组治疗后1、2周症状、体征评分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8.208、15.129， P值均<0.01)；观察组化疗后感染、出血、心电图异常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χ2值分别为7.500、10.000、4.286， P值均<0.01)。 结论:益肾生血汤有助于延缓骨髓抑制的发生时间，可促进骨髓抑制的恢复，减少骨髓抑制期的不良反应，提高生命质量。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临床病理特点、诊断、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2年5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诊断、治疗及母儿结局。结果:（1）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的中位年龄为28岁（范围：26~33岁）；主诉为腹痛3例（其中2例伴有盆腹腔巨大肿块并多发转移），咳嗽2例（其中1例伴上腔静脉闭塞综合征），面部肿痛1例，食欲差并发现上腹部肿物1例；自出现症状至就诊的中位时间为30 d（范围：15~188 d）。（2）孕期仅3例明确诊断，分别为右鼻前庭区肿块活检1例、左锁骨上淋巴结活检1例、肺穿刺活检1例，活检后病理检查诊断为NHL；1例为孕期行骨髓穿刺，疑为脾边缘区淋巴瘤，于剖宫产术后37 d因脾脏明显肿大伴腹胀行脾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诊断为脾边缘区淋巴瘤；余3例均为剖宫产术中同时行病灶活检或部分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NHL。病理类型：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5例，脾边缘区淋巴瘤1例，鼻腔自然杀伤（NK）/T细胞淋巴瘤1例；临床分期：Ⅱ期1例，Ⅳ期6例。6例晚孕期终止妊娠患者中，4例分娩后胎盘送病理检查，其中1例肿瘤转移至胎盘。（3）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中，中期引产1例；晚孕期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5例，均为早产；足月产钳助产1例。6例新生儿均健康存活。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中，终止妊娠后5例接受化疗（其中1例化疗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回输治疗），1例接受化疗+鼻咽部放疗，这6例患者随访期内（随访至2022年10月）均无复发；另1例为合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于剖宫产术后18 d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结论:妊娠合并NHL孕期诊断困难，需重视孕妇主诉，积极进行相关检查，当病变累及多器官时，需考虑淋巴瘤可能。妊娠合并NHL对化疗敏感，即使为晚期患者，经规范化治疗仍能获得良好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