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 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对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癌性疼痛的影响.方法 将110例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化疗组(n=54)和粒子植入组(n=56).化疗组患者采取紫杉醇+顺铂化疗方案,粒子植入组患者在化疗组的基础上采取 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疼痛程度[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衰弱情况[Fried衰弱表型量表(FFP)]、肺功能指标[用力肺活量(FVC)、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FEV1/FVC]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粒子植入组患者总有效率高于化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VAS、FFP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FVC、FEV1及FEV1/FVC均较治疗前升高,且粒子植入组患者VAS、FFP评分均低于化疗组,FVC、FEV1及FEV1/FVC均高于化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以扭转衰弱,抑制癌性疼痛,提高肺功能,且较为安全,疗效确切.

目的 探讨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对肝癌患者经导管动脉栓塞化疗(TACE)后睡眠质量及希望水平的影响.方法 将88例接受TACE治疗的肝癌患者根据干预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42例,采用常规术后干预)和联合组(46例,采用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RSS)]、希望水平[Herth希望指数(HHI)]、自我感受负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疼痛情况[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镇痛药物使用量]、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肝功能指标[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和总胆红素(TBIL)]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SRSS、PSQI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SRSS、PSQI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看法、行动倾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亲密度评分均较干预前升高,且联合组患者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看法、行动倾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亲密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身体负担、情感负担、经济负担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身体负担、情感负担、经济负担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CRP、IL-6、TNF-α、ALT、AST、TBIL水平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CRP、IL-6、TNF-α、ALT、AST、TBIL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联合组患者VAS评分和镇痛药物使用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患者恶心、呕吐、疲劳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能显著改善肝癌患者TACE术后的睡眠质量、希望水平,缓解术后疼痛,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改善肝功能,提升患者的总体康复效果.

目的 探讨综合干预对年轻卵巢癌术后腹腔灌注化疗患者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依据干预方式的不同将78例年轻卵巢癌术后腹腔灌注化疗患者分为常规组(n=37)和观察组(n=41),常规组患者采取常规干预,观察组患者采取综合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应对方式[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生活质量[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LQ-C30)]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SDS、SAS评分均低于本组干预前,观察组患者SDS、SAS评分均低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面对评分均高于本组干预前,回避、屈服评分均低于本组干预前,观察组患者面对评分高于常规组,回避、屈服评分均低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EORTC QLQ-C30各维度评分均高于本组干预前,观察组患者EORTC QLQ-C30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14.63%,明显低于常规组的54.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综合干预可改善年轻卵巢癌术后腹腔灌注化疗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积极应对水平和生活质量,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肺癌是世界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北美及其他发达国家,肺癌的死亡率更是高居榜首.肺癌的早期临床症状通常并不明显,当患者因为出现咳嗽、胸痛等身体不适前来就诊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肺癌的预防、早期筛查、治疗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临床上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方法主要有手术治疗、化疗、放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但手术治疗仍是治疗早中期NSCLC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对目前NSCLC手术方式的演变,从传统的开胸肺叶切除术加系统淋巴结清扫术,到目前所流行的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ATS)以及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RATS)作一综述,旨在为NSCLC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目的 分析术前误诊为"子宫肌瘤"的子宫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总结经验以提高术前诊断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的因"子宫肌瘤"行手术治疗,术中或术后发现子宫恶性肿瘤的3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32例患者平均发病年龄(50.6±7.6)岁;临床症状出现异常子宫出血16例(50.00％),出现尿频便秘等压迫症状6例(18.75％),自触及下腹包块2例(6.25％),体检发现"子宫肌瘤"8例(25.00％);病程平均(16±5)月.超声或磁共振提示最大结节平均直径为(10.5±4.5)cm.超声下主要表现为子宫增大、内含回声不均的实性肿块,有时可见不规则囊性区、肿块周边或内部血流丰富.磁共振提示T1呈等信号,T2呈高信号,增强扫描明显不均匀强化,边界不清.术后病理为子宫平滑肌肉瘤12例,上皮样平滑肌肉瘤2例,子宫内膜间质肉瘤11例,腺肉瘤5例,癌肉瘤1例,恶性间叶瘤1例.32例患者术前均因"子宫肌瘤"接受手术治疗,"子宫肌瘤"切除术12例,全子宫切除术20例,二次补充手术14例,术后辅以放疗或化疗1例.术后复发2例,截至2024年5月无死亡病例.结论 术前误诊为子宫肌瘤的子宫恶性肿瘤主要是子宫肉瘤,很难在术前明确诊断.如患者有异常子宫出血症状,应积极行内膜活检取样.如为绝经后患者、有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术前超声或磁共振提示肿瘤回声不均匀、边界不清、血运丰富者需引起警惕,必要时需请放射科医生会诊再次共同阅片,谨慎选择手术方式及入路,术中应仔细剖视标本,及时送冰冻病理检查.

白细胞介素-24(IL-24)是一种具有显著抗肿瘤活性的细胞因子,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减少肿瘤血管生成,其通过p38 MAPK、PI3K和JAK/STAT等多种信号通路调节细胞周期、细胞代谢等关键过程,并有效抑制肿瘤发生、发展.IL-24独特的抗肿瘤机制和临床应用潜力使其受到广泛关注.然而,IL-24的肿瘤靶向性、毒副作用、递送效率和剂量控制等问题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为提高IL-24的治疗效率和靶向性,研究人员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和溶瘤病毒载体递送等方式优化和增强其治疗效果.此外,IL-24与放化疗等抗肿瘤手段联合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并减少不良反应,提供了更为安全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案.

胃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高,其治疗方式一般以手术为主,并辅以放化疗.目前,联合化疗仍是治疗胃癌患者的重要方式,应用白蛋白纳米技术制备的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替吉奥在提高胃癌患者疾病缓解率和延长生存期等方面展现出优势.该联合治疗方案具有安全性较高,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在胃癌患者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但目前相关研究还相对有限,仍需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数据验证其疗效和安全性.笔者阐述了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替吉奥在胃癌治疗中的应用现状、临床研究及安全性分析,为胃癌的临床治疗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胶质瘤是一类长在大脑里的肿瘤,可以发生在大脑的任何部位.胶质瘤会不断的生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症状,包括癫痫发作,头痛,肢体活动不灵活等等.对于一些体积很大的胶质瘤,会造成颅内压升高,甚至产生恶心、喷射性呕吐等颅内高压的症状.胶质瘤的生长方式为浸润性生长,这种生长方式使得肿瘤与周围正常脑组织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因此手术很难彻底切除.如果切除过多,就会导致一些功能的丧失.由于手术不能彻底治愈胶质瘤,因此在术后还要根据情况再给予放疗化疗等综合治疗.得了胶质瘤的患者还能生存多长时间呢?这个与胶质瘤的级别相关.胶质瘤的级别反映了肿瘤的严重程度,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高.胶质瘤分为1-4级.其中4级是恶性程度最高的,这类患者平均的生存时间在1年多.3级和2级的胶质瘤患者,生存时间可以比较长.例如2级的胶质瘤患者,平均的生存时间在10年以上.

目的:探讨Ⅱ/Ⅲ型胃食管结合部腺癌(AEG)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及术后随访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2019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接受手术的134例AEG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12例，女性22例，男女比例为5.1∶1；年龄27～82岁，平均年龄62.1岁。主要研究指标为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和3年总体生存率，次要研究指标为淋巴结转移率和淋巴结转移分布情况。随访方式主要以门诊、电话等方式开展。随访期间，患者需要接受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胸、腹部CT检查以及每年进行1次胃镜检查，评估疾病情况，随访期至2020年1月。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进行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逐步法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COX回归风险模型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浸润深度( OR＝4.341，95% CI：2.498～7.545， P＝0.000)、肿瘤大体类型( OR＝3.626，95% CI：1.425～9.228， P＝0.007)及脉管内癌栓( OR＝2.888，95% CI: 1.106～7.544， P＝0.030)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Ⅱ/Ⅲ型AEG患者均易出现腹腔淋巴结转移，其中以第1、2、3、4、7、11组淋巴结为主。Ⅲ型AEG患者易出现第5、6组淋巴结转移，而其在Ⅱ型AEG中转移率低。与Ⅲ型AEG相比，Ⅱ型AEG易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其中以第110和111组淋巴结为主，转移率分别为7.1%和3.0%。3年随访发现无淋巴结转移(82.1%比46.1%， P＝0.046)和接受辅助化疗(60.6%比39.4%， P＝0.007)的患者，术后生存期显著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肿瘤浸润深度、肿瘤大体类型和脉管内癌栓是影响AEG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合并有淋巴结转移的AEG患者远期预后差，但是辅助化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