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图经》是记录中国北宋中叶时期外来药物交流与应用的珍贵史料。书中记载了29个域外国家的外来药材，也记载一些来自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泛称区域的外来药材，全面反映了宋代以前的外来药物品种，宋代已用境产资源，境内外资源并用品种，其中包括境外的道地药材。《本草图经》中外来品种的绘图基本真实，有一些外来药材品种图则具有臆想成分，还有一些外来药材有详细性状描述但未附图。该书还如实记载了一些没有调查到样品的外来药材。通过《本草图经》，可见外来药材已经融入到宋代日常生活，宋代朝廷对外来药材调查给予高度重视。《本草图经》对北宋以前的外来药材进行了系统总结，为研究宋代外来药材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北宋苏颂主编的《本草图经》引用孙思邈文献原文18则，涉及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千金月令》，均为北宋本或更早的版本，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和辑佚价值。《本草图经》所引《备急千金要方》与今传本《备急千金要方》及古本《孙真人千金方》互有异文，这些异文有些是苏颂等人化裁所致，有些则是因为所据版本不同所致，据前者可校正、补充后者。《本草图经》所引《千金翼方》早于今传元大德本《千金翼方》，据前者可以校正后者的错误。孙思邈《千金月令》已佚，朝鲜《医方类聚》收录该书的部分内容，后人据此对该书有所辑佚。《本草图经》所引《千金月令》可用于校正《千金月令》辑佚本的错误，并补其未备。

《本草图经》有48幅药图名称涉今山东省区域，其中草木类药图共42幅，分属7个州军。对《本草图经》涉及到今山东省区域草木类药图进行考证，可推测到种的药图26幅，可推测到属的药图3幅，尚有11幅药图待考。《本草图经》涉及今山东省区域的州军冠名药图中，以兖州、齐州、淄州药图篇幅最多，反映了北宋时期该地区的中药资源利用水平。“单州菟丝子”图刻画了菟丝子属植物吸器，“兖州茯苓”图如实描绘了野生茯苓生境，这说明《本草图经》绘图者开展了细致严谨的实地调查，体现了《本草图经奏敕》“欲望下应系产药去处，令识别人，仔细详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的要求。“鬼臼”“人参”“山茱萸”“淫羊藿”“漏芦”等部分药图出现文图不一致，这说明北宋时期存在射干混鬼臼、由跋混半夏、漏芦品种混乱等现象，也反映了苏颂“举凡进呈药物，所记形类，与文献不符者，则并存之”的编写思想。

《本草图经》中有38幅药图名称涉及今浙江省。考释出涉及今浙江省的州军冠名药图30幅，共涉及植物药20科29属30种，矿物药1种。尚有7幅植物图有待进一步考证。其中有25个涉及今浙江省的州军冠名药图品种与今品种来源一致，5个品种为浙江省北宋地方习用或异物同名品种，5个品种因形态描述及绘图过于简略，从而导致知名而不知物。在考证分析过程中，发现《本草图经》“明州黄药”图与“秦州红药”图存在图文颠倒现象。除此之外，通过比对刘甲刻本《大观本草》与张存惠刻本《政和本草》中以地冠名图发现，张存惠刻本《政和本草》中“晋州贝母”为刘甲刻本《大观本草》中的“越州贝母”图名更具合理性。浙江省道地药材“台州乌药”以及“浙八味”中“浙白术”“笕麦冬”“温郁金”“浙贝母”的历史分别可追溯到《本草图经》“台州乌药”“越州白术”“睦州麦冬”“温州蓬莪荗”“越州贝母”图，为浙江省道地药材及特色中药资源研究提供了宋代本草图文史料。《本草图经》中产地涉及今浙江省的药材分布情况及记叙风格，反映出浙江省北宋时期中药资源的利用与发展侧重于沿海地区。

国子监医学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专门培养儒医的医学教育机构。由于技术官制度和士大夫存在轻视技术官的观念，政府为国子监医学登科人制定了较优厚的授官制度，使得国子监医学生获得了与太学学生同等的仕途机遇，由此激励了众多士人习医。然而，这一授官制度也因为给国子监医学生“官州县”的机会而偏离了培养儒医的宗旨。尽管如此，国子监医学登科人的授官，体现了国家对士人习医从医的鼓励和对儒医的尊崇，从而改变了士人的医学观念，促进了儒医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推动了宋代医学的发展。

隋以前天花已经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对天花已经有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已经意识到其为烈性传染病，能够通过症状和天花的外观初判预后，认为天花是热毒所致，是伤寒的一种。北宋早期认为痘疮是由于脏腑积热，后期提出了天花是胎儿吸食了母体的秽液导致，为胎毒说之雏形；已经能够辨别水痘、麻疹及天花的不同。明清时期，“胎毒”外感说已成为主流；观察到感染一次天花以后不会再感染这一免疫现象；对天花的症状有了细致描述，能准确预后。可以看出古代医家们对于天花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断深入的，这些认识为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明代赵开美刻本《伤寒论》被认为是翻刻北宋版，依据是其卷首所载元祐三年（1088）牒文，但医史文献学者对这通牒文的真伪问题还存在争议。通过梳理牒文形成过程，对牒文后所载衔名进行分类讨论，并对照同时期所刻医书，分析赵刻《伤寒论》卷端所载牒文、衔名现状的成因，认为牒文、衔名本身没有问题。而牒文的位置，应该是从全书最后移动到卷首的。

《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经北宋治平年三年(1066)校正医书局整理得以传世。目前学界所用的《金匮玉函经》是清代陈世杰本，系陈世杰从清代学者何焯处得手抄宋本后校讹整理，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刊行。通过检索从1066年至1717年间的医学著作中引用的《金匮玉函经》条文，经对比将其分为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2类，以此来考查《金匮玉函经》自宋本传世后的流传情况，据此推测，元明时期的医家未曾得见《金匮玉函经》。

北宋政府先后4次校正《素问》，考订了王冰注本中大量经文及注文的错误，有功于王冰注本多矣。但受时代和条件的局限，在底本选择及书名厘定等重大问题上以及其他诸多细节上都出现了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其中对医经传承负面影响最大者，是以王冰注本《素问》《针灸甲乙经》为模板统改其他早期医籍的引经文本，导致传世早期重要医籍的旧貌失真。将宋代馆臣的《素问》新校正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中考察，重点考察今人尚未察知的失误，并特别注重失误成因的考察和分析，以为当代医经校注之鉴。

梳理从汉代到宋代药用蛇的知识史。汉魏晋时期，由于对蛇的崇拜与恐惧，蛇药的应用并不广泛，仅散见于南方地区，而南方民众嗜蛇的风习很有可能是使用蛇胆、蛇肉入药的起源。唐代多用蚺蛇、蝮蛇入药，主要用于治疗 疮、麻风等疾病，乌蛇的使用则稍晚，未见于唐代本草，笔记中有零星记载。晚唐至北宋初年，乌蛇、白花蛇被广泛用于医疗实践，并被正式收入本草文献，主要用以治疗广义的风疾，其有效性、稀有性、高价值以及毒性禁忌被反复强调。而蚺蛇、蝮蛇则逐渐淡出了医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