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主动性人格对就医态度的影响以及健康信念和医师信任的中介作用。方法:2019年10~11月，采用主动性人格量表、中国成年人健康信念量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和就医态度量表对703名成年人群体进行调查，通过SPSS 23.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使用SPSS PROCESS 3.3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1)成年人主动性人格得分为(55.12±11.00)分，健康信念得分为(74.88±10.31)分，医师信任得分为(33.23±5.63)分，就医态度得分为(56.55±13.07)分。主动性人格与健康信念( r＝0.535)、医师信任( r＝0.298)和就医态度( r＝0.406)呈显著正相关(均 P<0.01)，健康信念与医师信任( r＝0.363)、就医态度( r＝0.696)呈显著正相关(均 P<0.01)，医师信任与就医态度呈显著正相关( r＝0.452， P<0.01)。(2)主动性人格通过三条路径对就医态度产生影响，健康信念的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326，占总间接效应的82.74%；医师信任的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40，占总间接效应的10.15%；健康信念和医师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28，占总间接效应的7.11%。 结论:健康信念和医师信任在成年人主动性人格和就医态度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胜任力导向的医学教育(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CBME)是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实施层面仍然存在问题。本文以急诊医学为例、以置信职业行为(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EPA)为基础，构建了胜任力导向的急诊住院医师培训课程。该培训课程以信任决定为核心，参考美国医学教育专家David E Kern提出的课程开发六步法，从评估课程可行性和目标学员需求出发，筛选急诊专业核心EPA，确定教学目的及具体教学目标，基于知识、技能和态度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和评估方法，通过学习档案电子化、定期反馈和授权认证等确保课程实施并从课程和学员两方面评估教学效果等。本文详细阐述了该课程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以弥合住院医师抽象的胜任力能力评估与真实的临床工作之间的裂隙，提供了基于EPA的急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课程设计的具体模板。

妇产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医师的成长十分重要，培训中依据住院医师成长规律将临床能力的要求进行量化，形成操作性强并具有学科特色的培养和考核模式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置信职业行为，构建了依年资分层递进的、可量化的妇产科住院医师规范化临床能力培养考核模式，该模式共包括37项培训内容，每项内容对应的核心能力及对不同年资住院医师要求达到的信任等级不同，考核平台可以实时考核和反馈，实践中根据住院医师的反馈对模式进行了改进。

经过近30年的医学教育变革，住院医师培训的评价从基于时间转变为基于胜任力的人才培养模式，然而高效且可重复评估工具的开发面临挑战，因此全球的医学教育工作者正在积极开发与专业相关性强、普适性高，且可测量的住院医师培养和评价体系。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GME)持续致力于提高毕业后医学教育全生命周期的人才培养质量，以确保国家住院医师项目能够培养出达到胜任力、可信任且富有同情心的医师。里程碑是ACGME基于胜任力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即从新手到专家的5级阶段和二级胜任力，致力于形成专业人才培养可应用的里程碑。里程碑1.0经过5年的麻醉医师人才培养过程的积累仍待改进，亦为里程碑2.0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和独特视角。里程碑1.0在麻醉住院医师人才培养和评价等方面均面临挑战，例如，二级胜任力与当前和未来麻醉临床实践的不匹配，住院医师培训质量的评估与评价，以及教师自身发展工具的开发等。2021年美国ACGME经过多轮的专家咨询，召集各利益相关方构建麻醉住院医师培训里程碑2.0。本文对美国麻醉住院医师里程碑2.0进行解读，着重强调修订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以期为中国麻醉住院医师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目前，中国尚缺乏系统、合作、连续的麻醉教育研究，亟待基于胜任力和里程碑的麻醉住院医师人才培养框架，以期缩小与发达国家麻醉人才培养的差距。

目的:研制三维（three-dimensional，3D）消化内镜，并通过动物实验初步探讨用于胃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scular dissection，ESD）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荷兰小香猪2只，由郑州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ESD手术操作由2位高年资内镜医师完成，1人完成1例，一位术中佩戴3D眼镜，另一位术中佩戴3D高清头戴式显示器。记录ESD手术是否成功（手术步骤完成，拟定病灶全部剥离，术中及术后止血成功）、成功次数，有无穿孔、穿孔次数，术者（内镜医师及助手）术中立体感体验情况，术者术中、术后有无眼部不适症状（眼疲劳、眼痛、视物模糊），内镜医师对机械操作的信任度及内镜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果:2例ESD均成功，无穿孔事件发生。术者反馈：术中3D消化内镜成像清晰，立体感强，进行内镜治疗时有明显的距离感和层次感，对出血点的判定更加精准，有2D图像无法比拟的层次感；术中及术后无眼部不适。内镜医师对3D消化内镜信任程度较高，但反映存在摄像头距离消化道管壁<10 mm时图像模糊的问题。结论:初步结果显示，3D消化内镜能够提供良好的立体成像，在活体动物的胃ESD操作过程中定位更加精准，安全性好，且不会明显增加术者的眼部不适，但存在摄像头与消化道管壁距离过近时的图像模糊尚待改进。

目的:探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代理决策者在溶栓决策过程中的焦虑程度、影响因素及其与决策时长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9月—2021年12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就诊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及其代理决策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及代理决策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及患者疾病相关资料。对代理决策者进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决策参与期待量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感知社会支持量表评估。使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和岭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代理决策者状态焦虑得分为(49.47±9.04)分，18.2%(70/383)的决策者决策时长超过15 min。代理决策者状态焦虑得分与决策时长呈正相关( r＝0.189， P<0.001)。代理决策者状态焦虑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决策者及患者年龄、付费者与患者关系、决策者是否承担本次医疗费用、患者医保类型)、心理因素(对医师的信任水平、感知社会支持)、患者疾病相关因素(患者脑卒中复发次数、患者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量表评分)、决策过程的特征(患者是否参与决策、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均 P<0.05)。 结论:大部分代理决策者存在焦虑情绪，医护人员在进行溶栓知情同意沟通时应关注决策者的情绪并采用适当的沟通技巧，缓解代理决策者的焦虑，从而缩减决策时间。

目的:探索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医生行为的潜在类别，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8—9月选取北京市东城区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共同决策问卷医生版、医患关系量表、杰弗逊共情量表、医师信任患者量表进行调查。根据共同决策问卷医生版各条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临床医生共同决策行为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480名临床医生。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医生共同决策行为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分别为共同决策缺失组(17.3%，83人)、共同权衡不足组(52.5%，252人)、共同决策充分组(30.2%，145人)。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发展机会( OR＝0.509， P＝0.038)、工作年限( OR＝1.103， P＝0.019)、共情能力( OR＝1.096， P<0.001)与医患信任( OR＝1.053， P<0.001)是临床医生共同决策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医生行为存在群体异质性，工作年限长、职业发展机会充足、共情能力高、医患信任程度高是其促进因素。未来可以此为靶点，从医院管理者与临床医生两个角度，规划改善提升方案。

目的:基于潜在剖面分析行静脉溶栓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代理决策者参与溶栓决策困境的类别特征，以降低行静脉溶栓治疗的AMI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困境。方法: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行静脉溶栓治疗的AMI患者代理决策者292例为调查对象。选择一般资料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决策参与期待量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和决策困境量表对其进行横断面调研。选择Mplus8.3软件对调研资料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81份，281例患者中男146例，女135例，年龄35~72（55.61 ± 9.05）岁；代理决策者男135名，女146名，年龄30~72（55.52 ± 6.74）岁。行静脉溶栓治疗的AMI患者代理决策者参与溶栓决策困境得分为45（41，46）分。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显示，代理决策者参与溶栓决策困境包括4个潜在类别：低决策困境类占16.01%（45/281）、高决策困境类占16.38%（46/281）、支持限制性特高决策困境类占35.23%（99/281）和信息限制性特高决策困境类占32.28%（91/281）。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可得，所代理患者有AMI史和代理决策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决策角色、决策参与类型是高决策困境类代理决策者参与溶栓决策困境显著影响因素（均 P<0.05）；所代理患者有AMI史和代理决策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决策角色、承担患者治疗付费角色、承担患者住院照顾角色、领悟社会支持、状态焦虑、决策参与类型、对医师信任是支持限制性高决策困境类和信息限制性特高决策困境类代理决策者参与溶栓决策困境显著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行静脉溶栓治疗的AMI患者代理决策者参与溶栓决策困境水平相对较高，可分为低决策困境类、高决策困境类、支持限制性特高决策困境类和信息限制性特高决策困境类，应根据他们不同类别决策困境进行针对性干预。

目的:评价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下，患者对社区中医师的信任度及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对其的影响。方法:于2017年9月，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WFPTS)中文版测量浙江省三地2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 391例患者对社区中医师的信任度。定量变量描述采用均数和标准差，定性变量描述采用构成比。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差异。 结果:WFPTS中文版用于社区中医师的信效度良好。患者对社区中医师信任度的总均分为(38.00±6.42)分，仁爱、技能维度分别为(19.14±3.41)分、(18.82±3.50)分；信任度在患者人口学特征和对社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知晓的数量、途径和利用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患者的性别、年龄、对社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知晓率和利用等因素，影响社区中医师的信任度。结论:患者对社区中医师的信任度较高。提高社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知晓率和利用率，有利于提升患者对社区中医师的信任度。建议加强宣教，多渠道提升社区中医师的技能水平。

目的:探讨人工智能（AI）超声结合品管圈在低年资超声医师对甲状腺结节风险评估医疗质量中的效果。方法: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2019年1月至10月共119个有手术病理结果的甲状腺结节的二维声像图作为图像资料。利用AI超声结合品管圈活动对2位低年资住院医师（医师1、2）的甲状腺结节风险评估能力进行持续质量改进。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以手术病理作为金标准。甲状腺结节的征象以高年资医师组识别结果为金标准。活动前、后，2位低年资超声医师均采用2017年美国放射学会发布的甲状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甲状腺结节超声指南评估甲状腺结节，并统计活动前、后2名低年资医师对甲状腺超声检查操作的规范性、图像存储合格率及患者对低年资医师的信任度。绘制活动前、后2位医师对甲状腺结节良恶性诊断的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2位低年资超声医师诊断效能的差异。采用McNemar检验比较2位低年资超声医师在活动前、后对甲状腺结节超声征象的识别准确率的差异。结果:AI超声结合品管圈活动前、后，2名低年资医师对甲状腺结节声像图回声的识别准确率均有提高[医师1：47.90% vs 53.78%，医师2：45.38% vs 53.7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1、0.004），其中医师2在活动前、后对甲状腺结节成分、形态、点状强回声方面的识别准确率均有所提高（69.75% vs 80.67%；58.82% vs 63.87%；52.10% vs 56.3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4、0.021、0.031）。活动前、后2名低年资医师诊断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ROC的曲线下面积明显提高（医师1：0.878 vs 0.921，P=0.036；医师2：0.824 vs 0.883，P=0.001）。此外，低年资医师的甲状腺超声检查操作规范合格率由60%提高至95%，图像存储合格率由50%提高至90%，患者对低年资医师的信任度由70%提高至90%。结论:AI超声结合品管圈活动可全方位、多维度提高低年资超声医师的甲状腺结节恶性风险评估能力，改善医疗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