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卵巢附件肿块超声报告和数据管理系统（O-RADS）分类在卵巢附件肿块中的诊断价值，并评估观察者之间的一致性。方法:两名超声医师回顾性分析本院收集的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271例经病理证实的卵巢附件肿块，按照美国放射学院（ACR）提出的判定标准进行O-RADS分类，将肿块分为3、4、5类，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析O-RADS各分类中恶性病灶的检出率。计算超声O-RADS分类对卵巢附件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得出ROC曲线下面积。结果:两名超声医师对卵巢附件肿块O-RADS分类存在较好的一致性（Kappa值=0.766， P=0.000）；超声O-RADS 3、4、5各分类的恶性病灶检出率分别为1.6%、28.7%、70.6%；以O-RADS 3类判定为良性病灶，4、5类判定为恶性病灶，进行统计学分析，诊断卵巢附件肿块良恶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62.520， P<0.05），其诊断卵巢附件肿块的灵敏度96.9%（63/65），特异度为60.2%（124/206），总正确率为69.0%（187/271），阳性预测值为43.4%（63/145），阴性预测值为98.4%（124/126）。超声O-RADS分类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61。 结论:超声O-RADS分类对卵巢附件肿块良恶性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MRI的卵巢-附件报告和数据系统（O-RADS）对卵巢附件肿块的评分一致性及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8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病理证实的309例卵巢附件肿块患者的MRI图像资料，共327个病灶，病理证实良性病灶250个、交界性21个、恶性56个，将交界性和恶性病灶归为恶性组（77个），良性病灶归为良性组（250个）。由2名放射科医师采用基于MRI的O-RADS对所有病灶进行评分，间隔6个月后再次评分。计算基于MRI的O-RADS各评分病灶中交界性/恶性的占比。使用加权Kappa检验评估医师内、医师间评分结果的一致性，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基于MRI的O-RADS评分对良恶性卵巢附件病灶的诊断效能。结果:2名医师间基于MRI的O-RADS评分的加权Kappa值为0.810（95%CI 0.764~0.855），2名医师不同时间评分的加权Kappa值分别为0.848（95%CI 0.806~0.889）、0.875（95%CI 0.835~0.914）。2名医师基于MRI的O-RADS评分1、2、3、4、5分的病灶中交界性/恶性占比分别为0/16、0.8%（1/127）、10.1%（10/99）、76.0%（57/75）、9/10和0/17、0（0/122）、8.0%（8/100）、76.2%（48/63）、84.0%（21/25）。以O-RADS评分>3分为诊断阈值时，2名医师诊断良恶性卵巢附件病灶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28（95%CI 0.895~0.954）和0.942（95%CI 0.911~0.965），灵敏度分别为0.857、0.896，特异度分别为0.924、0.924，准确度分别为0.908、0.917。结论:基于MRI的O-RADS对卵巢附件病灶的良恶性评估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且医师间和医师内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目的:探讨及比较经腹部与经阴道超声造影(CEUS)联合超声卵巢－附件报告和数据系统(O-RADS US)对附件肿物的诊断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2年12月在多中心研究单位就诊的175例含实性成分的附件肿块患者(共180个病灶)，均接受彩色多普勒超声及CEUS检查，其中107个病灶行经腹部CEUS检查，58个病灶行经阴道CEUS检查，15个病灶同时行经腹和经阴道CEUS检查。所有入组患者均取得手术病理结果。由高年资超声医师使用Vuebox软件对图像进行超声O-RADS分类及CEUS评估，根据病灶CEUS特征进行O-RADS升级或降级。构建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及比较经腹部与经阴道CEUS联合O-RADS US分类的诊断效能。结果:经腹部与经阴道CEUS联合O-RADS US分类的诊断效能均显著高于普通超声O-RADS分类(经腹部：AUC 0.83比0.76， P＝0.018;经阴道：AUC 0.92比0.81， P＝0.013)。经阴道CEUS联合O-RADS US分类诊断效能优于经腹部CEUS联合O-RADS US分类( P＝0.047)。当病灶最大径≤40 mm，经腹部CEUS联合O-RADS US的诊断效能最低，AUC为0.73。 结论:经阴道CEUS联合O-RADS US分类对附件肿物良恶性的诊断效能优于经腹部CEUS。当病灶最大径≤40 mm时，建议使用经阴道CEUS作为首选的检查方式。

目的:探讨原发性卵巢平滑肌瘤（POL）的磁共振成像（MRI）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2006年9月至2018年8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POL患者4例的资料，分析其MRI表现及病理特点。结果:4例POL均为单侧卵巢单发肿块，类圆形，包膜完整，边界清楚；3例实性，1例囊实性；3例瘤体较大者见包膜下积液；典型MRI表现为T 1WI呈等/稍低信号，T 2WI、DWI呈低信号，增强扫描实性部分与子宫同步强化；不典型者T 2WI可以出现不同程度高信号囊变，囊变区不强化。POL内部信号及病理学特征与子宫平滑肌瘤相似。 结论:该研究成果具有显著创新性及科学性，MRI对POL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儿童卵巢扭转的危险因素，帮助术前准确诊断儿童卵巢扭转。方法:总结2014年6月至2019年5月上海市儿童医院普外科术前诊断为卵巢扭转并手术的60例患儿资料，所有病例均行腹腔镜手术，卵巢无扭转坏死病例均行保留卵巢手术。其中38例(63.3%)为扭转组病例，包括卵巢蒂扭转、卵巢实性肿瘤合并扭转、卵巢囊肿合并扭转三类，22例(36.7%)为未扭转组病例，包括卵巢囊肿、卵巢实性肿瘤、卵巢囊肿或肿瘤伴或不伴破裂出血。结果:扭转组年龄明显小于未扭转组(中位年龄7.5岁比11.5岁， P＝0.000)，卵巢扭转多见于月经未来潮儿童( P＝0.000)。儿童卵巢扭转临床症状以腹痛、呕吐为主(>90%)，呕吐、腹痛时间持续24 h以上且血常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增高者在卵巢扭转病例中多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卵巢扭转与合并肿块类型相关，且卵巢实性肿瘤合并扭转多见(8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肿块直径大小(6 cm比4 cm， P＝0.014)在两组比较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月经未来潮、肿块直径≥5.5 cm为儿童卵巢扭转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卵巢扭转是一种不常见的小儿外科急症，临床症状以腹痛、呕吐为主，血常规炎性指标可有升高表现，妇科超声检查仍是协助诊断的首选，月经未来潮、盆腔肿块直径≥5.5 cm可能对其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附件肿瘤合并卵巢扭转的临床特征，创建一个预测评分系统帮助卵巢扭转的诊断。方法:连续纳入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在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诊断为附件肿瘤的患儿60例，查阅病历收集患儿临床表现、相关检验及影像学结果，根据术中情况，将51例单侧附件肿瘤患儿，分为扭转组和对照组，比较分析所有临床特征，创建预测评分系统，回顾性验证预测评分，绘制受试者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灵敏度及特异度。结果:两组比较，年龄、BMI及肥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急性或亚急性腹痛、恶心呕吐、发热、偶然发现肿块、腹部压痛、CRP升高、WBC升高、催乳素水平、血清黄体酮水平、AFP水平及肿瘤最大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肿瘤最大径的两个最佳截断值为6 cm和13.5 cm。将急性或亚急性腹痛、恶心呕吐、发热、腹部压痛、WBC升高和肿瘤最大径这6个指标整合为预测评分，受试者曲线下面积为0.95238，最佳截断值是4分，预测评分的灵敏度为81.0%，特异度为96.7%。 结论:相比单纯附件肿瘤患儿，急性或亚急性腹痛、恶心呕吐、发热、腹部压痛、CRP升高、WBC升高以及最大径在6至13.5 cm之间的肿瘤更多发生在合并卵巢扭转的附件肿瘤患儿中，预测评分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可辅助附件肿瘤合并卵巢扭转的诊断。催乳素、血清黄体酮及AFP与卵巢扭转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患者女，76岁，因“下腹部疼痛伴排便习惯改变1个月余”入院。外院肠镜检查示：乙状结肠（距肛缘20 cm）见1个占全周径，呈隆起性生长新生物。活检病理检查提示：低分化恶性肿瘤。入院后行腹部增强CT检查：盆腔乙状结肠壁明显增厚，伴混杂密度肿块形成，大小约10 cm ×9 cm，内部明显液化坏死，局部与肠腔相通，考虑乙状结肠癌可能性大（图1）。行开腹探查术，术中探查发现肿瘤位于乙状结肠中段（图2），侵犯末端回肠及其系膜，与左侧输卵管伞关系密切，遂行乙状结肠癌根治术、小肠部分切除术及卵巢部分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示：乙状结肠及小肠浆膜巨大肿物，大小11 cm×9 cm×7 cm，肿瘤呈束状、成片及鱼骨样排列，细胞呈卵圆形，部分呈短梭形，中~重度异型，核分裂极多（59个/10HPF）（图3）。免疫组化检查结果示：CKPan（AE1/AE3）（-），Vimentin（+++）（图4），S-100（-），SAM（-），CD117（-），DOG-1（-），CD34（-），P16（++），SOX10（-），P53（++），Rb（++），INI-1（+++），H3K27me3（+++），Ki67（50%），为高级别软组织肉瘤，由于目前免疫标记未能提示肿瘤分化方向，首先考虑为未分化肉瘤。术后未行其他治疗，随访3个月余，患者的情况良好。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CEUS)联合卵巢-附件超声报告和数据风险分层系统(O-RADS US)在卵巢-附件肿块良恶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8年9月至2021年1月在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就诊，同时接受经腹经阴道超声检查和CEUS检查的56例卵巢-附件肿块患者。由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师对图像进行O-RADS US分类、CEUS诊断；在O-RADS US分类的基础上，结合CEUS的增强时间、增强水平、增强模式，对O-RADS US分类结果进行升降级。构建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诊断效能。同时由另一名高年资医生进行O-RADS US分类，以评估一致性。结果:卵巢-附件肿块O-RADS US分类单独诊断卵巢-附件良恶性的AUC为0.844(0.722，0.927)，CEUS单独诊断的AUC为0.833(0.710，0.920)，两者联合诊断的AUC为0.940(0.842，0.986)。CEUS联合O-RADS US分类诊断效能最高，优于O-RADS US( Z＝2.322， P＝0.020)和CEUS( Z＝2.158， P＝0.031)单独诊断。O-RADS US分类一致性较好，组内相关系数为0.897(0.824，0.940)。 结论:O-RADS US分类重复性好，对卵巢-附件肿块的良恶性诊断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CEUS联合O-RADS US分类能进一步提高诊断效能。

目的:建立并验证基于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的早期上皮性卵巢癌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23年3月因卵巢肿块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行手术治疗的患者509例，按7∶3比例随机分成建模组［ n=356，年龄 M（ Q1， Q3）为43（31，61）岁］和内部验证组［ n=153，年龄为42（31，60）岁］。另收集2023年4至11月因卵巢肿块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行手术治疗的患者86例［年龄为44（33，61）岁］作为外部验证组。通过LASSO回归筛选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建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随后对模型进行内部及外部验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评估模型性能及临床适用性。 结果:共筛选出5个预测因素，包括年龄（ OR=1.040，95% CI：1.000~1.050， P=0.002）、糖链抗原125（CA125）（ OR=1.001，95% CI：1.000~1.010， P=0.017）、人附睾蛋白4（HE4）（ OR=1.020，95% CI：1.000~1.030， P=0.002）、糖链抗原199（CA199）（ OR=1.001，95% CI：1.000~1.020， P=0.023）和乳酸脱氢酶（LDH）（ OR=1.020，95% CI：1.010~1.022， P=0.001）是早期上皮性卵巢癌的危险因素。基于以上5个危险因素构建预测早期上皮性卵巢癌的列线图模型，ROC曲线显示该模型预测早期上皮性卵巢癌的曲线下面积（AUC）在建模组为0.915（95% CI：0.910~0.932），内部验证组AUC为0.891（95% CI：0.874~0.905），外部验证组AUC为0.924（95% CI：0.907~0.942）。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显示该模型的一致性和临床实用性较好。 结论: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包括年龄、CA125、HE4、CA199和LDH，其可以有效预测早期上皮性卵巢癌，具有较强的临床实用性。

患者女，22岁，2004年9月主诉“便血1年半”诊断为直肠癌，行直肠癌前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直肠）溃疡型中-低分化腺癌，大小约8.0 cm×6.0 cm×0.8 cm，侵犯肠壁全层，肠系膜淋巴结可见转移癌（3/22）。免疫组化检查示：P53（-）、P120（++）、Her-1（++）、Her-2（++）、Ki-67（-）、TopⅡα（-）。术后行5周期FOLFOX方案化疗，随访5年无复发。外祖母40岁因“癌症”死亡。2004年3月患者母亲诊断为结肠癌，时年48岁，1年后死亡。2019年8月患者行肠镜检查显示升结肠起始段、回盲瓣、盲肠可见隆起型肿块，占4/5周径，病理诊断为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PET-CT检查提示：升结肠恶性肿瘤伴外侵，FDG病灶区高代谢伴肠周淋巴结转移。根据其15年前直肠癌病史及家族史，术前诊断为林奇综合征-结直肠癌。行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提示肿瘤大小10.0 cm×9.0 cm×2.8 cm，中-低分化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50%），浸润至浆膜下层，脉管内可见癌栓（图1）。免疫组化检查提示：CK20（+）、CK79（-）、EGFR（+）、Ki-67（70%+）、MLH1（蛋白表达缺失）、PMS2（蛋白表达缺失）、MSH2（蛋白表达）、MSH6（蛋白表达）。EBV原位杂交：EBER（-）。肠旁淋巴结2/30。检出KRAS基因2号外显子突变，NRAS、PIK3CA、BRAF基因未检出突变。基因检测：PD-L1阴性。肿瘤突变负荷（Muts/Mb）71.51，低于12%的升结肠癌患者。微卫星检测微卫星不稳定（MSI-H）。根据结肠癌家族史、肿瘤错配修复蛋白表达缺失及基因检查MLH1生殖系突变确诊林奇综合征-结直肠癌，术后未行其他治疗。2021年8月因月经量增多1年，行妇科超声示：子宫内膜增厚，子宫实质性占位，子宫后方液性混浊占位。盆腔增强MRI和PET-CT均提示右侧输卵管结节，宫腔内膜及宫颈管内膜异常信号，FDG摄取明显增高，恶性肿瘤的可能（图2A）。行宫腔镜检查，宫腔镜下分段诊刮，子宫颈活检，病理检查提示（宫腔占位、宫颈管占位）子宫内膜样癌Ⅰ级，伴黏液分化，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癌，同时临床诊断为右侧卵巢癌。2021年9月24日行PD-1抑制剂治疗，方案为Keytruda 2.5 mg/kg，3周1次。经3周期免疫治疗后，2022年1月11日复查MRI提示子宫内膜未见增厚、信号未见异常，PET-CT检查示未见明确FDG代谢异常病灶，考虑免疫治疗后获得完全缓解（图2B）。经6周期免疫治疗后复查宫腔镜：子宫内膜未见病变，内膜活检呈分泌期改变，目前继续用PD-1抑制剂维持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