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长链非编码RNA-髓样细胞分化因子88（lnc-MyD88）在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选择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在四川省肿瘤医院接受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且术后辅以铂类药物+紫杉醇方案化疗6~8个疗程的卵巢癌患者共70例，收集其新鲜癌组织标本；另收集同期28例因妇科良性疾病行手术治疗患者的新鲜正常卵巢组织标本作为对照。采用逆转录（RT）-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技术检测卵巢癌和正常卵巢组织中lnc-MyD88、髓样细胞分化因子88（MyD88）mRNA的表达，并采用Pearson相关法分析卵巢癌组织中lnc-MyD88与MyD88 mRNA表达的相关性；分析lnc-MyD88表达与卵巢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单因素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1）RT-qPCR技术检测显示，卵巢癌组织中lnc-MyD88、MyD88 mRNA的中位表达水平分别为0.009（0.000~0.049）、0.001（0.000~0.006），均显著高于正常卵巢组织［分别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P均<0.01］。Pearson相关法分析显示，卵巢癌组织中lnc-MyD88与MyD88 mRNA的表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r2=0.610， P<0.01）。（2）有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化疗耐药的卵巢癌患者的lnc-MyD88高表达率（分别为71%、64%、70%）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化疗耐药者（分别为41%、40%、35%； P均<0.05）；而不同年龄、病理类型、病理分级、手术病理分期、术后残留灶大小以及腹水有无癌细胞的卵巢癌患者的lnc-MyD88高表达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3）单因素分析显示，手术病理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术后残留灶大小以及lnc-MyD88和MyD88 mRNA高表达均为显著影响卵巢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危险因素（ P均<0.05），腹水有癌细胞为显著影响卵巢癌患者PFS的危险因素（ P=0.040）；多因素分析显示，手术病理分期以及lnc-MyD88和MyD88 mRNA高表达均为影响卵巢癌患者PFS和OS的独立因素（ P均<0.05），术后残留灶大小为影响卵巢癌患者PFS的独立因素（ P=0.001）。 结论:卵巢癌组织中lnc-MyD88的表达水平显著增高，且lnc-MyD88与MyD88 mRNA表达呈正相关关系，lnc-MyD88可能参与MyD88基因表达的调控，从而影响卵巢癌患者的预后，有望作为预测卵巢癌不良预后的分子标志物。

先天性全身性脂肪营养不良1型(congenital generalized lipodystrophy type 1, CGL1)是由AGPAT2基因异常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全身皮下脂肪消失、肌肉发达、皮下静脉明显、假性肢端肥大症、多毛、黑棘皮症等，常合并代谢性疾病，易被误诊为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肢端肥大症及库欣综合征等。同时，与部分脂肪萎缩综合征的鉴别在临床上存在难度。本研究回顾分析1例CGL1患者的临床和遗传特征，并结合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总结，从而有助于加深对该罕见疾病的认识。

目的:探讨哥本哈根指数（CPH-I）与血清糖类抗原125（CA125）、人附睾蛋白4（HE4）及卵巢恶性肿瘤风险模型（ROMA）在绝经前和绝经后卵巢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日照市人民医院收治的239例卵巢肿瘤患者资料，其中卵巢良性疾病152例，卵巢癌87例。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及CPH-I、CA125、HE4、ROMA诊断卵巢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比较4项指数在总体、绝经前和绝经后患者中对卵巢癌的诊断效能。结果:卵巢癌组的CA125水平、HE4水平、ROMA指数及CPH-I预测概率值均高于卵巢良性疾病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全部患者中CA125、HE4、ROMA、CPH-I的AUC分别为0.935（95% CI 0.896~0.963）、0.940（95% CI 0.901~0.966）、0.964（95% CI 0.932~0.984）、0.964（95% CI 0.932~0.984），CA125与ROMA、CA125与CPH-I预测概率值、HE4与ROMA、HE4与CPH-I预测概率值的AUC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36、0.009、0.018、0.019）；绝经前患者中HE4、ROMA、CPH-I的AUC分别为0.947（95% CI 0.896~0.978）、0.949（95% CI 0.898~0.979）、0.944（95% CI 0.893~0.976），均大于CA125的AUC 0.921（95% CI 0.863~0.9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36、0.036、0.026）；绝经后患者中CA125、ROMA、CPH-I预测概率值的AUC分别为0.953（95% CI 0.891~0.986）、0.947（95% CI 0.882~0.982）、0.943（95% CI 0.877~0.980），均大于HE4的AUC 0.889（95% CI 0.810~0.9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29、0.014、0.015）。 结论:CPH-I与ROMA对卵巢癌的诊断效能相当，且无论绝经与否，两者的诊断效能均较高。全部患者中CPH-I与ROMA对卵巢癌的诊断效能优于CA125和HE4，绝经前患者中CA125诊断效能最低，绝经后患者中HE4诊断效能最低。

腹水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消化科医师在临床工作中需要对引起腹水的许多疾病进行鉴别。以腹水为主要表现的消化科疾病主要有结核性腹膜炎、失代偿性肝硬化、门静脉血栓、胃肠道恶性肿瘤继发腹腔转移等。此外，卵巢的各种良性和恶性肿瘤也是引起腹水的常见病因。本文主要针对腹水与卵巢疾病做一论述。

目的:挖掘来曲唑相关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方法:利用报告比值比（ 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 PRR）法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中2009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1季度的不良事件（AE）报告中来曲唑相关不良反应风险信号进行挖掘。AE报告数>3且 ROR和 PRR的95%置信区间（ 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的首选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统计和分类，选取AE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50位的PT进行分析。 结果:设定时段内FAERS数据库共收到以来曲唑为首要可疑药物的AE报告31 743例，检测出报告数>3且 ROR和 PRR的95 %CI下限>1的AE风险信号483个，涉及AE报告16 295例。经第2次筛选，获得AE报告数排名前50位和 ROR值的排名前50位的PT，筛重后纳入分析的PT为93个，涉及AE报告10 138例。AE报告数居前5位的系统器官依次为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包括囊状和息肉状）[24.48%（2 482/10 138）]、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21.78%（2 208/10 138）]、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17.04%（1 728/10 138）]、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8.82%（894/10 138）]和各类检查[5.47%（555/10 138）]。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的PT有32个，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者依次为卵巢纤维化（ ROR=379.63, 95 %CI下限: 120.87; PRR=278.66, 95 %CI下限: 120.39）、ret基因突变（ ROR=379.63, 95 %CI下限: 120.87; PRR=278.66, 95 %CI下限: 120.39)、抗合成酶抗体综合征[ ROR=208.84, 95 %CI下限: 190.30; PRR=174.20, 95 %CI下限: 101.56]、桥本脑病[ ROR=164.85, 95 %CI下限: 69.68; PRR=142.51, 95 %CI下限: 67.74]和骨髓水肿综合征[ ROR=122.82, 95 %CI下限: 65.47; PRR=110.00, 95 %CI下限: 64.34]。 结论:挖掘出32个来曲唑说明书中未收录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其中以卵巢纤维化、ret基因突变、抗合成酶抗体综合征、桥本脑病和骨髓水肿综合征信号较强，值得临床关注。

当前育龄人群的生殖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孕不育的患病率和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逐年上升。肠道微生态作为人体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一系列正常生命活动的进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肠道微生态的紊乱已被证明参与多种疾病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态的紊乱与生殖障碍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因此，本文将总结肠道微生态与女性生殖障碍性疾病的相关研究进展，为其防治提供新的策略，为提升育龄女性的生育力提供新的思路。

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为不孕症女性提供了生育的机会，但是治疗过程中涉及的非生理性干预可能会通过影响妊娠大环境增加母体严重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另外，促排卵药物的使用，如枸橼酸氯米芬（克罗米芬）、促性腺激素等会使机体性激素水平升高，反复周期性使用促排卵药物是否增加女性远期罹患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等妇科肿瘤的风险，以及内分泌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远期并发症等风险是否增加，目前也尚无定论。由于ART治疗患者的年龄、体质量指数、基础慢性疾病和不孕原因等都可能是混杂因素，需要进一步随访并利用大数据，逐渐明确ART对女性妊娠结局及远期健康的影响，为临床医生制定临床决策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机器人系统妇科手术的手术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4年10月至2019年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的1 000例机器人系统妇科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手术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对影响手术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临床资料：1 000例机器人系统妇科手术患者的年龄为（50.2±10.4）岁，体质指数（BMI）为（24.4±3.6）kg/m 2。其中，恶性肿瘤811例，包括子宫颈癌405例、子宫内膜癌279例、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112例、外阴癌15例；良性疾病189例，包括子宫脱垂43例、子宫≥孕12周的子宫肌瘤及子宫腺肌病57例、要求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84例、要求复通的输卵管结扎患者5例。手术方式：恶性肿瘤患者中，子宫颈癌Ⅰa1期患者行筋膜外子宫全切除+双侧输卵管（或附件）切除术，Ⅰa2~Ⅱb期患者行子宫广泛性切除+双侧输卵管（或附件）切除+盆腔淋巴清扫术；子宫内膜癌患者行子宫内膜癌全面分期手术；卵巢癌早期患者行全面分期手术，晚期患者行肿瘤细胞减灭术；外阴癌行外阴广泛性切除+腹股沟淋巴清扫术。良性疾病患者中，子宫脱垂患者行子宫全切除+双侧输卵管（或附件）切除+阴道骶骨固定术；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等子宫≥孕12周患者行子宫全切除+双侧输卵管（或附件）切除术；子宫肌瘤要求保留子宫的患者行子宫肌瘤剔除术；输卵管结扎要求复通的患者行输卵管复通术。（2）手术并发症：1 000例机器人系统妇科手术患者中，25例（2.5%，25/1 000）患者出现术中并发症，其中血管损伤11例、输尿管损伤11例、膀胱损伤2例、肠管损伤1例；130例（13.0%，130/1 000）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其中下肢静脉血栓66例、淋巴潴留囊肿20例、感染16例、肠梗阻9例、肾积水8例、生殖道瘘6例、腹壁切口疝4例、皮下气肿1例。术中并发症的发生率，恶性肿瘤患者为3.1%（25/811），显著高于良性疾病患者（0/189； χ2 =4.778； P=0.029）；子宫颈癌（4.2%，17/405）、卵巢癌（3.6%，4/112）均显著高于子宫内膜癌（1.4%，4/279）、外阴癌（0/15； P均<0.05）。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恶性肿瘤患者为15.2%（123/811），显著高于良性疾病患者［3.7%（7/189）； χ2 =17.807， P<0.01］，但各恶性肿瘤间比较无显著差异（ χ2 =4.318， P=0.229）。（3）影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的年龄、BMI、既往盆腹腔手术史、疾病性质（良、恶性）、手术时间、有无合并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对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显著影响（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显示，患者的年龄≥40岁、BMI≥25 kg/m 2、既往有盆腹腔手术史、恶性肿瘤、合并慢性疾病是影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因素（ P<0.05）。 结论:机器人系统妇科手术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因不同疾病的不同术式而异，患者的年龄、BMI、既往盆腹腔手术史、恶性肿瘤及合并慢性疾病对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显著影响。

目的:探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来源的抗间皮素（MSLN）-嵌合抗原受体自然杀伤（CAR-NK）细胞（即抗MSLN-iCAR-NK细胞）对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细胞的杀伤作用。方法:收集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就诊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20例卵巢癌患者的癌组织，并收集20例同期因其他良性疾病行手术切除的正常卵巢组织。（1）采用免疫组化和免疫荧光法检测卵巢癌组织中MSLN蛋白的表达。（2）对新鲜卵巢癌组织进行原代卵巢癌细胞的提取和培养。构建抗MSLN-CAR-CD 244重组慢病毒载体，并与iPS混匀进行扩增培养，获得抗MSLN-iCAR细胞，使用细胞因子诱导分化法分化为抗MSLN-iCAR-NK细胞。细胞实验分为3组，抗MSLN-iCAR-NK细胞组、自然杀伤（NK）细胞组和对照组。（3）采用流式细胞仪、活细胞染色实验检测3组卵巢癌细胞的凋亡情况。（4）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3组卵巢癌细胞中γ干扰素（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颗粒酶B（GZMB）、穿孔素1（PRF1）、白细胞介素（IL）6、IL-10的表达水平。 结果:（1）免疫组化法检测显示，卵巢癌组织中MSLN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65%（13/20），正常卵巢组织为30%（6/2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912， P=0.027）。免疫荧光法检测显示，卵巢癌组织中MSLN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70%（14/20），正常卵巢组织为30%（6/2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400， P=0.011）。（2）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抗MSLN-iCAR-NK细胞组卵巢癌细胞的凋亡率为（29.27±0.85）%，NK细胞组、对照组分别为（8.44±0.34）%、（6.83±0.26）%，3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活细胞染色实验结果显示，抗MSLN-iCAR-NK细胞组卵巢癌细胞的死亡细胞数/活细胞数为（36.3±8.3）%，NK细胞组和对照组分别为（5.4±1.4）%、（2.0±1.3）%，3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3）ELISA法检测显示，抗MSLN-iCAR-NK细胞组卵巢癌细胞中IFN-γ、TNF-α、GZMB、PRF1、IL-6、IL-10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NK细胞组和对照组（ P均<0.05）。 结论:抗MSLN-iCAR-NK细胞对卵巢癌细胞具有较强的杀伤能力，有望成为卵巢癌细胞免疫治疗的新方法。

患者女，45岁，20年前行剖宫产术，3年前因左卵巢囊肿行左卵巢囊肿剥除术，否认吸烟、饮酒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13岁初潮，平素月经规律。本次首发症状为右下腹痛和右下肢进行性疼痛。增强CT示右卵巢可见不均匀强化肿块，大小3.5 cm×1.5 cm，腹腔、盆腔内见多个轻度强化肿物。颈部超声示甲状腺结节。行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切除术＋盆腹腔肿瘤切除术。病理报告提示：恶性卵巢甲状腺肿(malignant struma ovarii, MSO)，滤泡型，伴子宫、腹膜、肠系膜和网膜转移；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细胞角蛋白19(＋)、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1(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1, HBME－1；＋)、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 Tg；＋)、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 TTF－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 peroxidase, TPO；部分＋)、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指数(约1%～2%)、高相对分子质量细胞角蛋白34βE12(－)、CD56(－)、突触素(synapsin, Syn；－)、嗜铬素A(chromogranin, CgA；－)。后患者接受6周期化疗(卡铂500 mg＋紫杉醇240 mg)。化疗期间血清Tg水平持续缓慢上升(从204.3 μg/L升至281.0 μg/L)，癌胚抗原、肿瘤糖类抗原－125变化不明显。6周期化疗后复查CT示：腹盆腔多发肿物，结合病史考虑为残留的肿瘤转移灶，最大径较前变化不明显。化疗结束后行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组织检查，病理证实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后行甲状腺切除术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右叶DTC(典型乳头状癌)，左叶结节性甲状腺肿，中央区淋巴结未查见癌(0/3)，pT1N0M0，Ⅰ期。术后患者服用左旋甲状腺素(每日100 μg)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后行2次 131I治疗，每次剂量为7 400 MBq，治疗间隔6个月。首次 131I治疗后全身显像(post－therapy whole－body scan, 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残余甲状腺(图1A)；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图1A～1C)。第2次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清除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图1D)；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摄取值及摄取灶数目均明显小于第1次显像，多数转移灶最大径缩小，部分病灶完全缓解(图1D～1F)。此外，抑制性Tg水平从第1次 131I治疗前的110.0 μg/L降至第2次 131I治疗后的1.3 μg/L。经过2轮 131I治疗后，解剖学和血清学均取得了明显缓解，没有监测到明显不良反应。目前该患者在TSH抑制下积极随诊监测。对DTC病灶和MSO病灶分别进行二代测序，以下基因突变均为阴性：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基因、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TERT)启动子、转染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 RET)、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KRAS)、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neuroblastoma RAS viral oncogene homolog, NRAS)、肿瘤蛋白53(tumor protein 53, TP53)、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PIK3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