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松散型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是当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以下简称长三角)医疗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本研究采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和政策执行环境4个维度，分析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以上海市三级公立医院为牵头单位，江苏、浙江和安徽3个省份的医疗机构为成员单位组建的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的发展困境。经分析，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发展政策尚未明确医联体组织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实施路径，医联体法人治理结构不成熟；政策执行机构在专项资金支撑和相关配套政策制定方面相对滞后；政策目标群体的参与度不足及其激励机制不完善；政策执行环境存在各地医疗卫生服务规章制度不统一，各地政府卫生筹资能力不同，医疗机构管理理念协同性不足，以及信息系统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基于上述困境，本研究提出应加强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发展规划布局，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政府主体责任，提高政策执行能力；完善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内部合作运行机制，提升目标群体认同感；优化政策执行环境，落实各项支持措施，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的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紧密型医联体是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但实践表明，紧密型医联体的建设难度较高且发展可持续性较差。因此，作者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4个维度，对紧密型医联体政策在推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医联体自身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配套政策的模糊性极大阻碍了政策的有效落地；而执行主体间协同度较差、从业人员结构性供给不足与总量供给不足并存、经济激励不完善、非经济激励缺失等，已经成为紧密型医联体难以推广的主要症结；对政策目标群体的服务不足、目标群体对紧密型医联体的参与度不够，也是其推广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问题；此外，居民就医习惯、镇区发展差异、宏观健康环境以及机构竞争意识等，是紧密型医联体政策能否有效运行所不能忽略的因素。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利益相关各方应积极调整激励机制，注重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创新服务模式，主动激发医联体内生动力。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港澳药械通"政策导向和政策执行成效,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执行环境 4 个方面,对"港澳药械通"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该政策存在政策本身限制、执行机构执行力不足、目标群体意愿低、政策环境不利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在后续政策优化中完善配套政策、压实各主体责任、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真实世界研究等建议,以保障港澳药械安全有效可控,推动"港澳药械通"政策可持续发展,助力健康湾区建设.

继续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对提升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全科医生继续教育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执行难和执行效果存在偏差是深入推进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的制约因素.本研究在了解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和推行现状的基础上,以史密斯模型的理论框架为指导,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及政策执行环境多角度对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政策执行困境予以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政策系统性不足、政策方案与需求脱节;执行机构间协同管理不畅,执行过程监督考核缺乏,全科师资的数量质量不足;全科医生的培训需求存在差异,参与积极性不足以及各地区经济差异、居民认可度低和全科医生职业认同感不高的经济、社会政策环境等方面均为阻滞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建议从完善政策框架设计、明确执行机构职责和加强执行能力、提升目标群体参与认同感与积极性、优化全科继续医学教育政策的执行环境等主要方面着手突破继续医学教育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探索我国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

目的 探讨新形势下我国分级诊疗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方法 以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为分析框架,借助文献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宏观环境分析等方法,从政策执行过程中理想化政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4个要素出发,对分级诊疗政策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结果 从文献分析结果可知,阻碍分级诊疗政策顺利执行的最主要障碍是相关配套措施滞后,占问题数的16.6％(161条).此外,分级诊疗政策设计缺陷(缺少分工协作机制等)以及现有体制机制限制(收支两条线、机构定位不清等),都提示要加快配套政策的出台,分别占到文献分析结果的6.0％(58条)及9.3％(90条).结论 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协调好理想化政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4个要素间的关系,才能保证分级诊疗政策的有效执行.

目的:基于政策执行理论,探讨贵州远程医疗服务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优化建议,以期为贵州远程医疗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借鉴.方法: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对贵州远程医疗服务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贵州远程医疗运行机制在政策理想程度、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因素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不足.结论:探索机制优化的对策措施,包括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增强执行机构间联动协调、加强宣传促进目标群体行为转变及完善政策执行环境保障.

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对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的执行问题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本身可操作性不强,执行机构的部门协作能力、人才资源状况、技术条件均有待改善,目标群体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和服务利用较低,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社会“软环境”尚未形成.基于此,建议从健全政策法规、加强人才技术支撑、构建行业生态闭环、防范医疗服务风险等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目的:探讨如何在后疫情时代确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稳健落实.方法: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分析.结果:政策因素、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制约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有效执行.结论:后疫情时代为确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有效执行,必须完善制度设计、促进职能部门联动、优化群体利益、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选择,也是当前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为有效推进签约服务工作,国家陆续推出各项政策,全国各地也在积极进行实践探索,成效明显.但是,签约服务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执行难"是签约服务深度推进的一大困境.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签约服务政策执行过程,发现签约服务仍存在法治性不足、政策执行人员水平不高、激励不足、政策环境影响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需要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提升执行人员素质和职业认同、建立医患互信、优化政策执行环境等角度进行政策创新,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目的:政策执行难是阻碍我国体医融合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体医融合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为体医融合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以史密斯模型为理论指导,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获取当前政策执行相关问题并提出建议.结果:我国体医融合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政府权责模糊、体医各自为营、受众观念传统保守、体医人才储备呈现疲态、体育医疗融合具体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建议:从顶层出发,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继续优化职责,推动融合部门协作治理;持续推广观念,多种措施促进整合传播;多方位培养人才,复合培养体医专业素养;改善营商环境,发挥市场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