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我国注射吸毒人群针具交换项目的发展与现状，为注射吸毒人群的干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2007-2021年高危行为干预统计报表，分析我国针具交换点数量、地区分布、覆盖人数和HIV抗体阳性率等变化趋势，采用Excel 2016软件绘制变化趋势图，采用SAS 9.4软件对针具回收率和HIV抗体阳性率进行 χ2趋势检验。 结果:截至2021年底，我国现有578个针具交换点，分布在11个省份，覆盖的注射吸毒者21 215人。2014-2021年针具交换点数量和覆盖注射吸毒人数在逐年下降，每位参加针具交换的注射吸毒者平均每年获得>200支的清洁针具。2009-2016年，针具回收率呈上升趋势（ Z=170.26， P<0.001），2016-2021年针具回收率呈下降趋势（ Z=-91.96， P<0.001）。参加针具交换的吸毒者HIV抗体阳性率呈下降趋势（ Z=-66.53， P<0.001），从2011年的5.8%（2 709/46 591）下降到2021年的0.1%（19/21 215），下降幅度为98.3%。 结论:清洁针具交换是预防HIV经吸毒途径传播的重要干预手段，当前仍面临诸多困难，应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和公安部门沟通协调，以取得对针具交换项目的理解与支持；针对当地注射吸毒者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其参加针具交换项目并减少脱失，加强对同伴教育员的监督和管理。

注射吸毒人群(PWID)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率高达67%，要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威胁的目标，PWID是需要优先关注的人群。尽管丙型肝炎病毒直接抗病毒药物持续病毒学应答可达到95%以上，但是PWID接受治疗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在医疗实践中，由于PWID多伴随合并感染、多重基因型感染、低依从性、药物滥用、美沙酮维持治疗、危险行为及再感染等情况，医生常担心这些因素影响疗效而拒绝给PWID提供丙型肝炎治疗。现对不同感染状态及具有特殊行为特征的PWID开展丙型肝炎治疗的情况及效果的有关研究进行综述，结论为在多学科合作下对PWID人群开展的丙型肝炎治疗安全有效并且能保证治疗的依从性。

目的:了解台州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的流行特征。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国家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中2018-2019年台州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资料进行人群、时间和地区分布以及传播途径、发现途径等分析。结果:台州市2018-2019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751例，男女比例为5.06∶1；年龄主要为20~49岁（80.03%）；职业主要为农民、工人及商业服务，分别占30.89%、21.30%、14.38%；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下为主（74.57%）；未婚、已婚、离异或丧偶患者比例分别为27.16%、54.19%、18.64%。感染途径以性传播和注射吸毒为主，不同性别、年龄段和婚姻状况的HIV/AIDS病例感染途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HIV/AIDS病例检测报告发现途径主要为各医疗机构、疾控中心为主。 结论:2018-2019年台州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以男性、中青年、已婚、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以性传播为主，主要通过医疗机构和疾控中心检测发现。

目的:分析荆州市HIV/AIDS病死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选取现住址为荆州市、确诊时年龄≥15岁、确诊时间为1996-2021年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乘积极限法绘制死亡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识别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HIV/AIDS共3 304例，随访16 091.5人年，死亡893例，病死率为5.5/100人年。HIV/AIDS确诊后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分别为15.4%、25.0%和34.6%，参加抗病毒治疗者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为6.9%、14.4%和23.7%，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为68.0%、90.1%和98.7%。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的死亡风险高于参加抗病毒治疗者（a HR=9.85，95% CI：8.19~11.85）；参加抗病毒治疗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a HR=1.64，95% CI：1.29~2.08）、确诊时年龄≥60岁（a HR=3.52，95% CI：2.38~5.20）、注射吸毒/其他途径感染（a HR=2.38，95% CI：1.30~4.34）、医疗机构发现（a HR=1.53，95% CI：1.11~2.11）和首次CD4 +T淋巴细胞（CD4）计数<50个/μl（a HR=2.58，95% CI：1.87~3.58），死亡的保护因素是较高文化程度（高中/中专：a HR=0.64，95% CI：0.46~0.90；大专及以上：a HR=0.42，95% CI：0.24~0.73）。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确诊时年龄较大（30~岁：a HR=2.32，95% CI：1.40~3.84；45~岁：a HR=2.61：95% CI：1.59~4.27；≥60岁：a HR=3.31，95% CI：2.01~5.47）、首次CD4计数较低（<50个/μl：a HR=10.47，95% CI：6.47~16.56；50~199个/μl：a HR=2.31，95% CI：1.08~4.94；200~349个/μl：a HR=2.35，95% CI：1.46~3.79）。 结论:1996-2021年荆州市HIV/AIDS病死率较高，首次CD4计数、抗病毒治疗和确诊时年龄是影响HIV/AIDS死亡的主要因素，应进一步坚持扩大检测和“发现即治疗”政策，提升抗病毒治疗效果和HIV/AIDS生存率。

目的:了解2011—2018年浙江省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VCT）求询者HIV筛查阳性率和筛查阳性病例分类构成比趋势，为优化艾滋病防治策略和完成"90-90-90"防治目标提供依据。方法:通过分析2011—2018年浙江省各VCT门诊数据，分析不同类型人群HIV抗体筛查阳性率和筛查阳性病例分类构成比情况，采用SAS 9.2软件，应用cochran-armitage trend方法进行趋势分析。结果:2011—2018年共完成检测775 324人次，发现筛查阳性8 573人次，总体HIV筛查阳性率1.11%。HIV筛查阳性率呈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0.67%上升到2015年的1.30%，再到2018年的1.42%。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男男性行为的筛查阳性率呈下降趋势，商业异性性行为和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行为的筛查阳性率呈上升趋势。筛查阳性病例分类构成比中，注射吸毒史、配偶/固定性伴阳性、医疗相关问题和其他类型呈下降趋势，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和男男性行为呈上升趋势。结论:自愿咨询检测服务作为检测发现工作的主要措施之一，需要及时分析目标人群性行为的变化特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政策。

目的:分析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2010-2019年HIV感染者开始抗病毒治疗（ART）后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非艾滋病相关死亡情况、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基于国家HIV感染者ART库，分析德宏州2010-2019年开始ART的HIV感染者。用累积发生函数（CIF）估算HIV感染者的死亡概率，用亚分布比例风险模型（F-G模型）比较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共7 068例HIV感染者纳入分析，其中艾滋病相关死亡388例，非艾滋病相关死亡570例。对于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研究对象接受ART后第1、2、3、4、5、7、9年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2.27%、3.46%、4.47%、5.03%、5.84%、6.61%、7.40%和1.63%、3.11%、4.68%、6.02%、7.42%、10.49%、12.75%。F-G模型多因素结果显示，开始ART年龄较大、男性、未婚、注射吸毒感染途径、基线BMI低、基线CD4 +T细胞计数较低、基线肝纤维化指数（FIB-4）>3.25、基线贫血是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危险因素；开始ART年龄≥45岁、男性、傣族、景颇族、未婚、注射吸毒感染途径、基线BMI低、基线FIB-4 >3.25、基线肾小球滤过率估算值<60 ml·min -1·1.73 m -2、基线贫血是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2010-2019年德宏州HIV感染者开始ART后死亡的累积发生率较低，发生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累积发生率总体高于艾滋病相关死亡的累积发生率。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应针对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加强干预。

目的:分析四川省凉山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相关信息，选取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的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2005—2015年在凉山州接受抗病毒治疗且年龄≥ 15周岁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共14 219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研究对象的年龄为（36.10±9.41）岁，其中男性10 021例，占70.5%，感染途径以静脉吸毒为主（61.0%，8 678例）；至随访观察终止时间，依然在治者10 001例（70.3%），死亡1 425例（10.0%）；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HR（95% CI值）=0.67（0.55~0.81）］、性感染途径［ HR（95% CI值）=0.67（0.56~0.79）］，CD 4+T淋巴细胞计数在200~350［ HR（95% CI值）=0.41（0.35~0.47）］及≥350者［ HR（95% CI值）=0.28（0.24~0.34）］，是死亡的保护性因素，而开始治疗时患者临床分期Ⅱ期［ HR（95% CI值）=0.70（0.58~0.84）］，以及体重指数异常［ HR（95% CI值）=1.75（1.50~2.03）］是死亡的危险因素（以上 P值均<0.05）。 结论: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对提高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HIV感染者/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还可通过营养支持的方式，增强患者体质，从而延长其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目的:探讨物质滥用史对男性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及其与暴力行为的关系。方法:2019年10—11月对1 455名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编个人物质滥用史问卷收集物质滥用情况(饮酒、吸烟和吸毒)；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s，PHQ-9)调查焦虑抑郁情绪。按照有无物质滥用史将所有被试分为物质滥用组( n＝871)和无物质滥用组( n＝584)。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t检验、 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物质滥用组GAD-7[(4.95±5.88)分，(3.35±5.33)分； t＝－5.407， P<0.01]、PHQ-9[(6.69±6.50)分，(4.48±5.73)分； t＝－6.821， P<0.01]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无物质滥用组。(2)躯体疾病( β＝0.700， OR＝2.014，95% CI＝1.599~2.538， P<0.05)、酒精滥用史( β＝0.434， OR＝1.543，95% CI＝1.176~2.025， P<0.05)、烟草滥用史( β＝0.387， OR＝1.473，95% CI＝1.154~1.880， P<0.05)、年龄≤45岁( β＝0.372， OR＝1.450，95% CI＝1.118~1.881，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躯体疾病( β＝0.686， OR＝1.986，95% CI＝1.581~2.496， P<0.05)、烟草滥用史( β＝0.488， OR＝1.629，95% CI＝1.286~2.063， P<0.05)、年龄≤45岁( β＝0.484， OR＝1.622，95% CI＝1.260~2.08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44， OR＝1.410，95% CI＝1.073~1.854，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3)受教育年限≤9年( β＝0.900， OR＝2.459，95% CI＝1.855~3.261， P<0.05)、年龄≤45岁( β＝0.788， OR＝2.199，95% CI＝1.690~2.860， P<0.05)、未婚( β＝0.683， OR＝1.980，95% CI＝1.421~2.75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08， OR＝1.361，95% CI＝1.053~1.758， P<0.05)、毒品滥用史( β＝0.557， OR＝1.745，95% CI＝1.055~2.885， P<0.05)是服刑人员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 结论:物质滥用史可能是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酒精、毒品滥用均是出现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的:通过分析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抗-HCV）阳性孕妇的筛查、诊断、流行病学、妊娠结局和治疗现状，为进一步提升丙型肝炎防控及母婴安全提供临床依据。方法:采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分析南京市第二医院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246例抗-HCV阳性孕妇资料。据资料不同采用 t检验、 χ2检验、校正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246例抗-HCV阳性妇女孕前已明确感染者80例，其中HCV RNA阳性率85%，但进行抗病毒治疗后妊娠者仅16例；通过妊娠期产检发现HCV RNA阳性166例，HCV RNA阳性率为81.93%。感染途径与出生队列的关系中，各段出生队列抗-HCV阳性孕妇传播途径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5.6， P<0.001）；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经吸毒感染构成比降低（ P<0.001），针刺感染（ P=0.043）、婴幼儿期住院史的构成比升高（ P=0.005）。抗-HCV阳性孕妇的妊娠期并发症情况中，HCV RNA＜5.0 E+02 IU/ml与≥5.0 E+02 IU/ml组比较显示妊娠肝内胆汁淤积症（ χ2=4.73， P=0.030）、妊娠高血压疾病（ χ2=8.65， P=0.003）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产后治疗策略的数据分析显示产后第1年治疗率最高，并逐年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26， P=0.004）。 结论:育龄期备孕妇女进行抗-HCV筛查率较低，孕期HCV筛查应作为重要的补充，加强孕产妇的安全管理和健康教育，积极开展产妇产后抗病毒治疗，尤其重视产后1年内的管理，能显著提高育龄女性患者的治疗率。

目的:分析2005-2020年江苏省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合并HBV感染和生存情况，为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研究对象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江苏省2005-2020年HIV/AIDS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基线和随访数据库，随访观察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和log rank检验法比较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江苏省2005-2020年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HIV/AIDS共33 322例，总体HBsAg检测率为57.3%（19 098/33 322）。在进行HBsAg检测的HIV/AIDS中，男女性别比为7.1∶1（16 745∶2 353），年龄（39.4±14.0）岁，已婚/同居占49.5%（9 446/19 098）。同性性传播占57.8%（11 048/19 098），异性性传播占36.6%（6 990/19 098）。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前的CD4 +T淋巴细胞（CD4）计数的 M（ Q1， Q3）为297（166，445）个/μl。HIV/AIDS的HBsAg阳性率为8.2%（1 566/19 098，95% CI：7.8%~8.6%）。在随访观察截止期内共1 062例HIV/AIDS死亡。经log rank检验，是否合并HBV感染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曲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8.07 ，P<0.001）。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入组年份、年龄、婚姻状况、HIV感染途径、抗病毒治疗前基线CD4计数和是否合并HBV感染是HIV/AIDS死亡的影响因素（均 P<0.05），相比于2015年及以前入组者、年龄≥45岁和未婚者，2016-2020年入组治疗者、<45岁组和已婚/同居者的死亡风险较低；相比于基线CD4计数≥201个/μl组、其他感染途径和单纯HIV感染者，基线CD4计数≤200个/μl组、注射吸毒途径和合并HBV感染者的死亡风险较高。 结论:江苏省需要在HIV/AIDS抗病毒治疗工作中加强合并HBV感染的检测、管理和精准治疗，加强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对单纯HIV感染者的保护，减少HIV/AIDS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