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HSV)1型和2型(分别为HSV-1和HSV-2)引起多种疾病,包括唇疱疹、生殖器疱疹、疱疹间质角膜炎、脑膜炎和脑炎.HSV-1和HSV-2通过密切接触在个体之间传播.大多数人在生命早期通过口腔黏膜获得HSV-1,而HSV-2感染发生较晚,通常通过性传播;HSV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感染的结果.HSV感染后可表现为无症状、轻微的亦或是危及生命的.感染病毒后潜伏期长短、何时再激活、及侵犯某一部位与宿主的免疫状态密切相关[1];HSV可通过飞沫、口腔、呼吸道等方式传播,HSV在家庭成员中传播、感染不少见,但在相近时间段发病却不常见,我们报道3例家庭聚集性HSV感染的病例,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减少误诊和漏诊.

儿童变应性疾病的发病率日益升高，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负担。研究证明人体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建立免疫耐受。这些证据支持利用微生物制剂来预防和治疗变应性疾病。细菌溶解产物(BLs)是一种免疫调节剂，由多种与呼吸道感染有关的细菌灭活提取物组成。BLs作用于黏膜免疫系统，通过激活树突状细胞引发下游的免疫反应，从而恢复辅助T淋巴细胞1/辅助T淋巴细胞2平衡。相关研究证实，BLs可以缓解变应性疾病的临床症状，并且有可能起到一级预防作用。BLs的免疫调节作用受到产品类型、给药方式、给药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临床应用时应评估患者的免疫状态，避免免疫耗竭。现总结BLs的作用机制、临床研究进展及给药方案等，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冠状病毒为RNA病毒。从2003年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到2004年人冠状病毒（HCoV）NL63传播和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发疫情，均提示应高度重视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可以通过各种媒介黏附于眼、鼻、口腔、呼吸道、消化道等黏膜，导致感染，从而引发炎性反应、肺纤维化、肾衰竭等，严重者导致死亡。随着医学分子技术进步和临床对冠状病毒的研究不断深入，目前已知可感染人的HCoV有7种，其中HCoV-NL63、SARS冠状病毒（SARS-CoV）和2019-nCoV可并发眼部疾病。本文针对HCoV-NL63、SARS-CoV和2019-nCoV的结构特点、传播途径、眼部致病特点和治疗等，汇总国内外最新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为临床相关诊疗工作提供参考。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871-875）

支气管镜能利用自然腔道进入肺内，用于肺和纵隔病变的诊断、穿刺活检，并能在镜下行气道内止血、肿瘤治疗、支架置入等手术，在呼吸道疾病诊疗中具有重要地位。手术操作可刺激气道黏膜，容易引起剧烈呛咳、气道痉挛，引发低氧血症、血压急剧波动，给患者带来强烈不适和呼吸循环风险。镇静与麻醉应用于支气管镜诊疗能降低诊疗风险，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探讨半乳糖凝集素-13（galectin-13，Gal-13）在过敏性疾病中的表达情况，为过敏性疾病的诊疗提供新途径。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筛查2018年3月至2021年5月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和呼吸内科就诊的，以屋尘螨或曲霉为过敏原的过敏性疾病患者216例。这些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哮喘、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过敏性鼻炎、变应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变应性荨麻疹。选取25例无基础疾病受试者作为健康对照。检测各组疾病血浆Gal-13含量，并采用Pearson相关判断各组疾病血浆Gal-13含量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血特异性IgE、过敏性疾病相关评分量表等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al-13在过敏性哮喘组（71.44±39.44）pg/ml、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组（100.10±47.62）pg/ml、过敏性鼻炎组（54.11±24.81）pg/ml、特应性皮炎组（44.12±19.51）pg/ml中表达均显著升高，在变应性荨麻疹组（32.75±10.29）pg/ml和变应性结膜炎组（30.55±9.87）pg/ml无明显升高。过敏性哮喘患者血浆Gal-13含量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r s=0.54， P<0.001）、屋尘螨特异性IgE呈正相关（ r s=0.51， P<0.001）；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患者血浆Gal-13含量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r s=0.63， P=0.025）、曲霉特异性IgE呈正相关（ r s=0.58， P=0.046）；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浆Gal-13含量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r s=0.52， P=0.000 2）、屋尘螨特异性IgE呈正相关（ r s=0.41， P=0.005）；变应性结膜炎患者血浆Gal-13含量与结膜炎症状评分呈正相关（ r s=0.47， P=0.048）；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浆Gal-13含量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r s=0.58， P<0.001）、屋尘螨特异性IgE呈正相关（ r s=0.47， P=0.002）；变应性荨麻疹患者血浆Gal-13含量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屋尘螨特异性IgE无明显相关性。综上，Gal-13可能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相关，且可能参与嗜酸性粒细胞炎症的发生。

部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患者急性呼吸道症状缓解后，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会持续存在。为进一步探讨分析COVID-19后反复腹泻、便血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诊疗经验，回顾性总结并随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023年1月1日至3月30日收治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1个月后反复腹泻、便血的3例患者。研究发现该3例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结肠黏膜充血水肿，炎症标志物白细胞介素-6升高，分别为40.36、266.90、10.30 ng/L。经常规抗感染和肠外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该3例患者排除禁忌证后均加用糖皮质激素控制肠道炎症，患者症状好转后出院。有肠道症状的重症COVID-19患者，应尽早完善内镜、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等评估病情，排除禁忌证后尽早使用糖皮质激素抑制肠道炎症有助于早期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最常见的致病菌，其次为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人皮肤黏膜的常驻菌群之一，约30%健康人群携带该菌 ［1］，在干燥物体表面生存期较长，如在干燥的脓液、痰液中可存活2~3个月，通过直接接触或污染物感染。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是大部分急诊科中化脓性皮肤软组织感染的致病菌 ［2］，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化脓性链球菌短暂或长期定居于上呼吸道，在干燥物体表面或尘埃中可生存数月，通过直接接触、污染物或飞沫传播感染。

本期重点号为慢性鼻窦炎（CRS）内在型与精准诊疗。CRS是上呼吸道最常见的慢性炎性疾病之一，即使采取规范的综合治疗方案，目前仍有较高比例的患者出现复发，可能与CRS复杂的发病机制和高度的异质性有关，因此对CRS的精准分型是提高其疗效的关键突破口，而内在型的研究则成为学界研究的前沿。述评《加强国人慢性鼻窦炎内在型研究 推进精准诊疗》从国内外CRS内在型研究最新进展入手，探讨了内在型同临床疗效之间的联系，以期通过加强国人内在型研究推动CRS精准诊疗策略的构建。基于内在型对CRS进行个体化治疗已取得国内外鼻科专家的普遍共识，但如何根据CRS的内在型进行内镜术式选择目前仍没有结论。专家论坛《基于内在型的慢性鼻窦炎手术治疗》通过介绍CRS内在型的分型标准、国人CRS内在型的区域异质性及其与手术疗效的关系，重点阐述基于内在型的CRS内镜鼻窦术式的选择，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CRS个体化治疗的理解。近期，随着数字信息化在CRS临床应用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特别是基于病理全玻片数字化图像（WSI）的深度学习技术在CRS内在型的精确诊断中展露了重要的作用。论著《基于病理全玻片数字化图像的人工智能鼻息肉分型及JESREC诊断标准的对比研究》探讨了基于WSI的人工智能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CRSwNP）分型及其临床特征，发现基于人工智能和WSI诊断的嗜酸性CRSwNP患者的过敏症状和哮喘比例、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和血清总IgE水平较高，鼻息肉中炎性细胞百分比与非嗜酸性CRSwNP患者存在差异，且日本难治性嗜酸性慢性鼻窦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JESREC）诊断标准在该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综述《基于人工智能的慢性鼻窦炎内在型诊断助力精准医学》概括了近期有关国人CRS内在型和人工智能在CRS内在型诊断及治疗策略中的相关研究。论著《CD8 +Treg细胞在慢性鼻窦炎中的表达及其与嗜酸粒细胞浸润的研究》旨在明确CD8 +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在CRS患者鼻黏膜组织和外周血中的表达，及其与鼻黏膜组织中嗜酸粒细胞（Eos）浸润的关系。发现CD8 +Treg细胞在CRSwNP患者尤其是嗜酸性CRS患者鼻黏膜组织中所占比例降低，与细胞毒性T细胞（Tc）2、Tc17趋势相反，与Eos计数呈负相关。提示CD8 +Treg比例降低可能与CRS患者鼻黏膜免疫失衡及Eos浸润有关。论著《外周血血清炎性介质与鼻息肉内在型之间的关系》比较了不同内在型CRSwNP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外周血炎性介质的表达水平，探寻和内在型关联的外周血生物标志物。发现尽管高嗜酸和低嗜酸CRSwNP患者在特应性体质比例、哮喘和变应性鼻炎合并率、外周血嗜酸粒细胞绝对值及百分比方面有显著差异，但临床特征、外周血细胞以及炎性介质不能有效区分4种不同内在型的CRSwNP，需进一步寻找客观、方便、可靠、与内在型关联的生物标志物。综述《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整体评估与个体化精准治疗》结合表型和内在型，分析总结“病”和“人”的整体评估以及如何对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提供最佳的个体化治疗，为下一步精准治疗提供参考。近年来，随着单克隆抗体类生物治疗药物治疗CRS的相关临床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CRS的生物靶向治疗正逐渐走入临床。继续教育园地《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生物靶向治疗》介绍了CRS生物靶向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及临床效果，讨论了生物靶向治疗的患者选择和疗效评估，并展望了生物制剂的临床应用前景。除了重点号内容外，本期还推出了《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新指南在《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5年，天津）》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近5年发表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变应性鼻炎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方面均更新了较多内容，特别添加了环境控制、抗IgE治疗、药物联合治疗策略，详细扩充了免疫治疗相关内容，与当前变应性鼻炎研究热点和临床重点难点问题紧密结合，旨在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和科研工作者提供科学、严谨、细致的参考。

目的:探讨上呼吸道感染(URTI)与先天性巨结肠(HSCR)相关性小肠结肠炎(HAEC)发病的相关性及机制。方法:连续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HSCR患者166例术后43例发作HAEC，按照有无URTI史分为两组：URTI-HAEC组( n＝28)和Non-URTI-HAEC组( n＝15)。抽取HAEC危险因素(性别、病变类型、手术时间、术前发病、上呼吸道感染、吻合口狭窄)，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其相关性；细胞因子微球检测仪检测发病后1、4、7 d血浆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2、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干扰素(IFN)-γ]水平；免疫荧光双染色检测HAEC组织标本黏膜层巨噬细胞比例(M1/M2)。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危险因素相关分析中，单因素分析中术前HAEC发病( χ2＝6.227， P<0.05)、URTI( χ2＝25.665， P<0.01)、吻合口狭窄( χ2＝7.063， P<0.01)呈明显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URTI相关性影响效力最显著(瓦尔德20.270， P<0.01)；TNF-α及IFN-γ发病早期明显高于正常值，IFN-γ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IL-6趋势跟随IFN-γ变化；IL-10高于正常值；HAEC黏膜层巨噬细胞比例M1/M2高于对照组(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URTI是HAEC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可能机制为URTI感染导致IFN-γ升高诱发肠道稳态失衡，继而HAEC发作。

目的:总结儿童遗传性血管性水肿2家系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于深圳市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确诊的2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家系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基因变异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并以“儿童”“青少年”“婴儿”“幼儿”“遗传性血管性水肿”“pediatric”“children”“adolescent”“infant”“toddler”和“hereditary angioedema”为关键词检索维普、万方、中国知网、PubMed、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自建库至2024年1月相关文献，总结儿童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诊断情况及临床特征。结果:先证者1，女，12岁，以间断腹痛8年，加重伴呕吐2 d就诊。8年前无明确诱因出现腹痛，接受2次腹部手术，C1酯酶抑制物浓度0.46 g/L，C1酯酶抑制物功能<0.01，SERPING1基因c.1396C>G变异，确诊遗传性血管性水肿Ⅱ型，其他13名家庭成员中8例存在不同部位肿胀发作情况，2例已死亡。先证者2，女，17岁，因间断肢体肿胀2年余就诊，补体C4 0.09 g/L，C1酯酶抑制物浓度0.05 g/L，C1酯酶抑制物功能<0.01，SERPING1基因c.882C>G变异，诊断遗传性血管性水肿Ⅰ型。其他12名家庭成员中2例间断皮肤肿胀。文献复习符合检索条件中文文献0篇，英文文献15篇，共包含522例患儿，结合本组2个家系共524例儿童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患者，其中5个家系以儿童为先证者。524例患儿中，263例（50.2%）有家族史调查结果，其中229例（87.1%）家族史阳性。初次发病年龄1~15岁，诊断延误时间-0.9~20.0年。257例（49.0%）患儿明确疾病分型，其中Ⅰ型234例（91.1%）。296例（56.5%）患儿的临床症状有详细描述，其中262例（88.5%）出现不同部位皮肤水肿，176例（59.5%）出现腹痛，61例（20.6%）出现咽喉上呼吸道水肿症状。结论: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以发作性皮肤及黏膜肿胀为主要表现，发作部位及特征存在个体化差异。儿童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易被忽视，对于具有阳性家族史发作性皮肤及黏膜肿胀患者需要积极进行补体水平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