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与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TEM)治疗直肠癌(RC)的疗效.方法 选择88例直肠癌患者,随机数表法分为A组与B组,A组(43例)采用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B组(45例)采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2组术后均随访6个月.结果 术后6个月,B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A组(P＜0.05).B组术中出血量高于A组,平均住院时间、手术时间均短于A组(P＜0.05);B组抗生素使用率低于A组(P＜0.05).随访期间,2组肿瘤完整切除率、肿瘤残留率、复发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前比较,术后7d,2组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B(VEGFB)、胃动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嗜铬粒蛋白A(CgA)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EGFC)水平均降低,B组低于A组;血清D-乳酸(DLA)水平均升高,B组高于A组(P＜0.05).结论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和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直肠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均较好,临床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术式.

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 PPGL)是继发性高血压的病因之一，近年来其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甲氧基肾上腺素类物质(metanephrines, MNs)是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 CA)的中间代谢产物。目前，血、尿MNs均已被广泛推荐为PPGL诊断的首选生化标志物。此外，3-甲氧酪胺(3-methoxytyramine, 3-MT)和嗜铬粒蛋白A(chromogranin A, CgA)也可对PPGL的诊断和鉴别良、恶性提供一定的帮助。了解不同生化检测指标在PPGL诊断中的特点、标本采集的注意事项及方法学选择，将有助于提高临床合理规范应用。

目的:探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NEN)的CT检查影像学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国内2家医疗中心收治的30例(温州市中医院13例和温州市人民医院17例)GNEN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3例，女7例；年龄为(62±4)岁，年龄范围为27～78岁。患者行腹部CT平扫和动态增强扫描检查。由2位有>20年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副主任医师观察分析图像。观察指标：(1)CT检查情况。(2)治疗及术后病理学检查。(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 结果:(1)CT检查情况：30例患者中，肿瘤位于胃底部14例，胃体部10例，胃窦部6例；肿瘤呈椭圆形18例，不规则形12例；肿瘤呈内生型15例，外生型13例，壁内型2例。G1级神经内分泌瘤最大径为(6.8±1.6)cm，其中<5.0 cm 4例，5.0～10.0 cm 4例；G2级神经内分泌瘤最大径为(8.3±2.7)cm，其中<5.0 cm 1例，5.0～10.0 cm 4例，>10.0 cm 2例；G3级神经内分泌癌最大径为(17.8±2.2)cm，其中5.0～10.0 cm 6例，>10.0 cm 9例。肿瘤呈膨胀性生长14例，浸润性生长16例。肿瘤边界清晰14例，不清晰16例。CT平扫检查结果示肿瘤密度均匀10例，密度不均匀20例。肿瘤实质部分呈等密度9例，CT值为(34.0±3.5)HU；低密度18例，CT值为(16.6±1.4)HU；高密度3例，CT值为(45.3±3.6)HU。30例患者中，瘤内见小点状或小类圆形坏死囊变灶21例；肠系膜淋巴结、腹膜、肝转移及邻近网膜受侵犯10例；腹腔积液17例。CT增强检查结果示轻度强化12例，CT值为(56.5±6.3)HU；中度强化15例，CT值为(66.0±5.4)HU；明显强化3例，CT值为(76.6±5.8)HU。均匀强化7例，不均匀强化23例。8例患者有迂曲血管。(2)治疗及术后病理学检查：30例患者中，10例伴肠系膜淋巴结、腹膜、肝转移及邻近网膜受侵患者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14例无周围组织侵犯和转移患者行根治性胃大部切除术；6例肿瘤直径<4 cm，无周围组织侵犯和转移患者行内镜下切除治疗。3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GNEN，其中G1级神经内分泌瘤8例，G2级神经内分泌瘤7例，G3级神经内分泌癌15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果显示：30例GNEN患者中，突触素阳性30例，嗜铬粒蛋白A阳性23例，细胞角蛋白阳性9例。(3)随访情况：30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10～8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9个月。30例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为43.3%(13/30)，其中G1级神经内分泌瘤、G2级神经内分泌瘤、G3级神经内分泌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分别为6/8、3/7和4/15。结论:GNEN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病理学分级多见于G3级，以胃底及胃体部多见。CT检查结果示肿瘤呈膨胀性或浸润性生长，类圆形或不规则形低密度肿块，肿瘤易囊变，增强呈轻、中度不均匀强化。

目的:探讨G1、G2期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NENs）内镜联合血清学诊断策略，评价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的安全性及治疗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2011年1月至2023年10月住院行内镜下治疗的全部连续100例G-NENs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前后EMR组与ESD组病灶的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疗效。结果:100例G-NENs患者，中位年龄54岁。29例术前完善了内镜联合血清学检查，其中血浆嗜铬粒蛋白A异常升高24例（82.8%）。内镜联合血清学诊断策略对自身免疫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断准确率可达到100.0%（22/22）。共纳入G-NENs病灶235个，ESD组84个，EMR组151个。ESD组病灶中位长径（5.0 mm，范围0.4～15.0 mm）大于EMR组（2.0 mm，范围0.1～15.0 mm； P＜0.001），ESD组病理分级为G2（23.8%，20/84）、浸润深度达黏膜下层（78.6%，66/84）、T分期为T2期（15.5%，13/84）的病变也均多于EMR组［分别为1.3%（2/151）、51.0%（77/151）和0.7%（1/151），均 P＜0.001］。经过PSM两组成功匹配了49对病灶。PSM后，ESD组和EMR组的整块切除率［分别为100.0%（49/49）和100.0%（49/49）］、完整切除率［分别为93.9%（46/49）和100.0%（49/49）］和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0（0/49）和4.1%（2/4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ESD组和EMR组所有病灶均未发现切除原部位的复发及远处转移。 结论:内镜联合血清学诊断策略可以提高对G1、G2期G-NENs及其背景黏膜的诊断准确率。内镜下切除手术（EMR和ESD）对于G1、G2期G-NENs来说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目的:探讨嗜铬粒蛋白A(Chromogranin A，CGA)对预测并发神经源性肺水肿(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NPE)的重症手足口病(Hand，foot，and mouth disease，HFMD)患儿预后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确诊并住院治疗的符合入组标准的HFMD患儿162例，根据严重程度分为轻症组、重症无NPE组和重症并发NPE组，同时选取同期行常规体检的40名儿童为健康对照组。以住院28 d为预后观察截断点，将重症HFMD患儿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所有入组对象均在入院2 h内检测CGA、乳酸、血糖、白细胞、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6)和肌钙蛋白T(cTnT)。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重症HFMD合并NPE的诊断效能。结果:162例HFMD患儿中，轻症组88例，重症无NPE组46例，重症并发NPE组28例。重症并发NPE组入院2 h内外周血CGA、血糖、乳酸、IL-6和cTnT水平显著升高，与重症无NPE组、轻症组以及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61.554、79.031、86.994、36.477和75.021， P值均<0.05)。截至住院28 d，重症HFMD患儿生存组58例，死亡组16例。死亡组患儿外周血CGA、乳酸、血糖和IL-6水平明显高于生存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6.094、-4.621、-4.283和-5.504， P值均<0.05)。外周血CGA识别重症HFMD并发NPE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90(95% CI：0.833～0.947)，截断值为120.59 μg/L时，对于合并NPE的重症HFMD诊断效能最高。 结论:外周血CGA可能与重症HFMD并发NPE的发生发展过程有关，其检测有助于早期识别重症HFMD并发NPE，可能作为预测重症HFMD预后的指标之一。

目的:分析胆囊神经内分泌癌(GB-NEC)的临床病理特征及诊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人民医院2013年3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经术后病理证实为GB-NEC的17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9例，女性8例，年龄(68.9±11.2)岁。分析临床资料和随访资料。结果:17例GB-NEC患者中临床表现主要有腹痛9例(52.9%)、纳差5例(29.4%)、黄疸2例(11.8%)、腹部肿物2例(11.8%)，另有2例为无症状体检时发现。9例行胆囊癌根治性切除，8例行姑息性手术切除，4例接受术后化疗。11例经术后病理证实为小细胞型，6例为大细胞型。免疫组化染色突触素阳性17例(100.0%)，嗜铬粒蛋白A阳性12例(70.6%)，Ki67阳性17例(100.0%，>50%定义为阳性)。17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78~745 d，中位数237 d。至随访结束13例患者死亡，4例存活，术后1、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26.5%、19.9%。行胆囊根治性切除9例，术后1、2年累积生存率44.4%、33.3%，行姑息性切除8例，患者最长随访时间276 d。结论:GB-NEC无特异性临床表现，诊断主要依靠免疫组化染色。GB-NEC患者Ki67高表达，预后较差。早期行根治性手术切除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存率。

目的:利用流式细胞技术建立一种检测胰岛β细胞去分化状态的方法。方法:实验研究。常规培养胰岛Min6（小鼠β细胞系）、αTC1-6（小鼠α细胞系）、HepG2（人肝癌细胞）和F9细胞（小鼠畸胎瘤细胞）。白细胞介素1β（IL-1β）合并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或棕榈酸（PA）过夜处理Min6细胞制备β细胞去分化模型。细胞染色采用抗-嗜铬粒蛋白A（ChgA）、抗-胰岛素（Ins）、抗-胰高血糖素（Gcg）、抗-SRY盒转录因子9（Sox9）和抗-八聚体结合转录因子4（Oct4）抗体进行，流式细胞技术鉴定细胞蛋白表达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流式细胞实验结果显示Min6细胞高度表达Ins和ChgA，αTC1-6细胞高度表达Gcg，HepG2细胞高度表达Sox9，F9细胞高度表达Oct4，阳性率在90%左右。炎性因子（IL-1β+TNFα）处理Min6细胞导致Ins染色阳性细胞数量明显降低（92.775%±1.702%比97.125%±0.246%， P=0.045），Sox9染色阳性细胞增加（41.675%±0.390%比25.875%±3.348%， P=0.003），但ChgA和Oct4染色无明显变化（ P值均>0.05）。PA处理Min6细胞后，Gcg染色阳性细胞数量上升（54.500%±3.597%比41.160%±3.007%， P=0.022）。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mRNA结果与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的趋势一致。 结论:利用流式细胞技术可检测各去分化模型中不同标志蛋白的表达情况，为判断胰岛β细胞的去分化状态提供了新的手段。

患者男，58岁，2022年2月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反复绞痛4 d”来本院治疗。既往有肝吸虫及胆囊炎病史十余年。实验室检查：AFP 1 599 μg/L，PIVKA-Ⅱ 27 mAU/L。上腹部增强CT：肝右后叶下段混杂密度占位，不排除肝细胞癌（图1）；右后叶上段类圆形稍低密度灶，不排除转移瘤（图2）。胸部CT：右肺下叶实性结节，大小约3 mm。初步评估患者Child-Pugh评分A级，无绝对手术禁忌，患者接受了右半肝切除术+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被切除的肝脏组织包含2个结节，其中较大者体积为11 cm×10 cm×3.5 cm，质软，另一较小结节大小为1 cm×0.9 cm×0.5 cm，质地较韧。大结节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突触素（Syn）及CD56阳性，嗜铬粒蛋白A（CgA）及AFP等阴性，核增殖抗原（Ki-67）指数>80％，考虑该肿物性质符合神经内分泌癌，甲状腺转录因子-1阳性表明该肿瘤由肺转移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影像学表现及术中所见考虑为肝神经内分泌癌（PHNET）（图3）。小结节HE染色可见癌组织呈腺样分布（图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K7表达阳性，符合胆管癌表现。行基因检测，大结节检测到TP53基因变异，小结节检测到CDKN2A基因发生移码突变。患者出院25 d后返院复查，AFP水平明显下降（6.3 μg/L），PIVKA-Ⅱ 20.6 mAU/L，AST、ALT、胆红素等指标均正常。复查上腹部CT及MRI未见明显复发。由于患者同时存在PHNET和胆管癌，笔者采用静脉输注依托泊苷0.3 g+顺铂120 mg，同时口服索凡替尼300 mg。依托泊苷分3 d完成，每天通过静脉输注0.1 g，第一次疗程因患者无法耐受，第2天及第3天未输依托泊苷。后患者每隔1个月返院行化疗，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均未见明显复发。至2022年9月患者返院复查，上腹CT示术区类圆形稍低密度灶，考虑复发（图5），行CT引导下肝脏活组织检查病理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CK19（+）、CgA（-）、Ki-67>90％，CD56仍呈阳性。住院期间行CT引导下肝脏肿物射频消融术。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行PET/CT示右侧心膈角及腹腔内可见肿大淋巴结及转移灶（图6），肝右叶消融病灶边缘代谢稍活跃，综合考虑后行射频消融及卡瑞利珠单抗200 mg免疫治疗。2023年2月患者因上腹胀痛不适行CT平扫，可见肝区一巨大肿块（图7），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术中灌注重组人5型腺病毒1 ml+雷替曲塞2 ml+洛铂30 mg，同时继续静脉滴注卡瑞利珠行免疫治疗及加用白蛋白-紫杉醇200 mg，每3~4周1次。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CT见肿物无明显缩小，经与肿瘤科医师讨论后决定加用口服安罗替尼12 mg，每日1次。2023年5月患者返院复查，CT图像上可见肿瘤明显缩小（图8），且综合治疗期间无明显不适，上腹胀痛症状明显缓解，考虑肿瘤对综合治疗方案敏感，继续规律接受免疫治疗。患者最后1次复查是在2023年6月，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AFP 10.4 μg/L，PIVKA-Ⅱ 34.02 mAU/ml，针对先前右肝可疑复发灶行CT引导下射频消融术，1 d后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无不适后出院。

目的:探究新生小鼠肠道类器官的发育成熟过程，为围产期胎儿/新生儿肠道上皮发育及相关疾病的研究提供新模型。方法:取3日龄C57BL/6小鼠肠道组织，利用标准条件培养肠道类器官，传代培养至第5代。利用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并记录各代肠道类器官形态变化。利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各代肠道类器官中肠道干细胞及肠道上皮各类型分化细胞标志物的表达及组织细胞定位（选取的标志基因：肠道干细胞： Lgr5；胎儿期肠道祖细胞： Tpm2和 Gja1；肠道上皮细胞： Villin；帕内特细胞： Lyz1；杯状细胞： Muc2；内分泌细胞： Chga；选取的各细胞标志蛋白：肠上皮细胞：绒毛蛋白；杯状细胞：黏蛋白2；内分泌细胞：嗜铬粒蛋白A；帕内特细胞：溶菌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Bonferroni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新生小鼠肠道类器官中存在不成熟的球状体和具有隐窝-绒毛结构的成熟型类器官这2种类型。原代培养物中以球状体为主要形态，占（96.61±1.36）%；从原代至传代第2代间，类器官形态变化表现为球状体比例明显下降［第2代占比下降至（8.93±1.50）%］，且面积缩小（ F=12.88， P<0.001）；第2代至第5代类器官的形态以成熟类器官为主，占比从（91.07±1.50）%升至（95.56±2.14）%。肠道干细胞标志基因 Lgr5的表达在从原代传代到第2代之间降低（ F=76.75， P<0.001），第2代 Lgr5表达为原代的0.40±0.06，在第2代之后上升。胎儿期肠道祖细胞标志基因 Tpm2表达在传代中明显下降（原代1.00±0.11，第5代0.003±0.001， F=148.00， P<0.001）； Gja1的表达在原代（1.00±0.14）至第2代（0.06±0.04）间下降（ F=197.10， P<0.001），在第2代后保持稳定低表达（ F=2.20， P=0.13）。肠道上皮内各类型分化细胞（肠上皮细胞、杯状细胞、内分泌细胞和帕内特细胞）的标志基因表达在传代第2代之后呈现升高趋势（ Villin：第2代0.46±0.11，第5代1.02±0.05； Muc2：第2代0.68±0.29，第5代8.79±0.61； Chga：第2代2.53±0.16，第5代4.32±0.45； Lyz1：第2代0.98±0.21，第5代3.81±0.36； P值均<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在原代及第5代培养物中，肠上皮细胞标志蛋白绒毛蛋白均沿肠道类器官绒毛侧分布。杯状细胞标志蛋白黏蛋白2及内分泌细胞标志蛋白嗜铬粒蛋白A在原代中表达很低，而到第5代中染色明显。在原代培养物中帕内特细胞标志蛋白溶菌酶弥散性均匀分布在类器官细胞内，而在第5代中可见高荧光强度点状表达。 结论:新生小鼠肠道类器官的连续培养可模拟未成熟肠道上皮的发育成熟过程。原代至传代第2代类器官也许可作为胎儿至新生儿期肠道上皮发育的研究模型，传代第2~5代类器官也许可作为新生儿期肠道疾病研究的新模型。

目的:探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者外周血和玻璃体液中分泌颗粒蛋白Ⅲ（SCG3）的表达情况。方法:横断面研究。收集2018年5至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科接受玻璃体切除术的患者77例（77只眼），年龄（60.75±11.34）岁，男性41例，女性36例。根据血糖水平、糖尿病病史和眼底表现分为DR组和非糖尿病组，进一步按血脂水平和体重指数（BMI）分为血脂偏高和血脂正常、BMI偏高和BMI正常者分别进行观察。所有患者进行眼部检查，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BMI，取外周血检测血脂水平。患者于玻璃体切除术中取玻璃体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测定所有患者玻璃体液标本中及外周血血浆中的SCG3。应用Wilcoxon秩和检验对SCG3浓度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DR组患者43例，其中脂血偏高25例，正常18例；BMI偏高22例，正常21例。非糖尿病组34例，其中脂血偏高13例，正常21例；BMI偏高17例，正常17例。DR组SCG3［6.02（4.34，11.76）ng/ml］高于非糖尿病组［4.30（3.20，10.78）ng/ml］（ Z=-2.339， P<0.01）。DR组中血脂偏高者的SCG3［7.94（5.33，13.51）ng/ml］高于非糖尿病组中血脂者正常者［4.04（3.12，7.77）ng/ml］（ Z=-3.473， P<0.01）。DR组中血脂偏高者的SCG3高于血脂者正常者［4.45（3.71，9.14）ng/ml］（ Z=-2.511， P<0.01）。DR组中BMI较高者的SCG3［7.12（4.56，13.12）ng/ml］高于非糖尿病组BMI正常者［3.53（3.16，4.38）ng/ml］（ Z=-3.767， P<0.01）。DR组中BMI正常者的SCG3［5.72（4.10，11.60）ng/ml］高于非糖尿病组BMI正常者（ Z=-2.862， P<0.01）。血浆中的SCG3极少或无法检测到。 结论:DR患者玻璃体液中SCG3表达上调，但SCG3几乎很难在正常的血管系统中被检测到。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933-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