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临床分离的致关节感染的两株皮疽诺卡菌（ Nocardia farcinica）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并分析其耐药性。 方法:2020年1月收集两株导致老年患者膝关节感染的皮疽诺卡菌菌株，采用全基因组测序对细菌进行鉴定，根据CLSI M24推荐的微量肉汤稀释法和E-test法进行药物敏感性分析，通过ABRicate工具比对获得性耐药和毒力基因，Snippy等生物信息学工具进行同源性等基因特征分析。结果:本研究的临床分离株均为皮疽诺卡菌，对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头孢噻肟、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甲噁唑（TMP/SMX）耐药，对亚胺培南、利奈唑胺和含有酶抑制剂类抗生素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敏感。携带A类β内酰胺酶基因 far-1、RNA聚合酶结合蛋白基因 RbpA、多耐药外排泵转录激活因子基因 MtrA和调节转录因子基因 vanR-O，分别介导对β内酰胺抗生素、利福平、大环内酯类药物和万古霉素的耐药性。不含有获得性TMP/SMX耐药基因，二氢叶酸还原酶家族基因存在多个错义突变，均携带与结核分枝杆菌同源的 icl、 mbtH、 phoP、 relA毒力基因，SNP同源分析表明两株皮疽诺卡菌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两株菌仅存在10个SNP位点、6个复合基因和1段基因缺失变异。 结论:全基因测序技术有助于研究诺卡菌的分子特征和耐药机制；皮疽诺卡菌对TMP/SMX耐药现象需要重视，参与二氢叶酸代谢途径的酶基因突变有可能是TMP/SMX耐药的原因之一。

目的 探讨妇产科患者分离的多药耐药菌(MDRO)的临床分布特点及耐药性,为医院制定有效的防控干预措施和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2020年1月-2022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住院患者分离的MDRO菌株,分析MDRO临床感染情况、分布科室、标本来源及耐药性.结果 临床共分离5 257株细菌,其中1 308株MDRO,来自1 168例患者,MDRO检出率为24.88％;其中59株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1 143株为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的大肠埃希菌、91株产ESBLs的肺炎克雷伯菌、9株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CREC)、5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CRKP)和1株碳青霉烯耐药的鲍氏不动杆菌(CRAB),未检出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VRE)和碳青霉烯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CRPA);检出MDRO患者,科室分布为:产科(15.24％),妇科(82.96％),新生儿科(1.71％),乳腺科(0.09％);标本来源主要是尿液,分离409株(31.27％),其次是阴道分泌物和宫颈分泌物,分别分离386株(29.51％)、145株(11.09％);1 308株MDRO,经判定分离自584例次(44.65％)的医院感染患者,184例次(14.07％)的社区感染患者和540例次(41.28％)的定植患者;产ESBLs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除对碳青霉烯类、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替坦和阿米卡星等药物耐药率较低外,对其他抗菌药物耐药较严重;MRSA对万古霉素、替加环素、利奈唑胺、呋喃妥因和奎奴普丁/达福普汀均敏感,对磺胺甲噁唑/甲氧嘧啶、利福平、莫西沙星等耐药率较低.结论 妇产科医院CRE检出率不高,产ESBLs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是MDRO的主要类型,主要分离自妇科肿瘤患者.可通过对目标患者入院的主动筛查,强化感染防控和抗菌药物的临床管理.

报告一例以听力下降为首发症状的隐球菌脑膜炎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经过，42岁男性患者，病程中出现发热、头痛，测听示双耳对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头颅增强MRI示面听神经、硬脑膜强化；脑脊液培养示隐球菌，脑脊液墨汁染色阳性、隐球菌荚膜抗原阳性；肺部病变组织六胺银染色阳性。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隐球菌肺炎。给予两性霉素B及氟胞嘧啶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听力逐渐恢复。以听力下降为首发临床表现的隐球菌脑膜炎病例少见，特此报道以引起临床医师关注，尤其是无隐球菌感染危险因素的脑膜炎患者，也应常规筛查隐球菌，避免漏诊。

目的:探讨用抗生素骨水泥治疗糖尿病足溃疡（DFU）的临床效果及其相关机制。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2020年8月—2022年8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24例符合入选标准的DFU患者。按区组随机化法，将患者分为2组（每组12例），抗生素骨水泥组患者中男7例、女5例，年龄（64±8）岁，溃疡面积（41±21）cm 2；磺胺嘧啶银组患者中男8例、女4例，年龄（62±8）岁，溃疡面积（38±19）cm 2。在确保每例患者膝下主要动脉至少1条通畅的情况下，彻底清创后行持续负压封闭引流3~5 d，此后对抗生素骨水泥组创面采用载庆大霉素骨水泥、磺胺嘧啶银组创面采用磺胺嘧啶银乳膏行换药治疗，换药3周后，均取患侧大腿外侧刃厚皮覆盖创面。清创前与换药3周后均用激光多普勒血流仪检测创面组织及足部正常皮肤组织血流强度，计算创面相对血流强度百分比及血流强度改变率。换药3周后取创缘组织，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测CD31阳性新生血管数与血管形貌，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CD31与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双阳性细胞所围成的血管形态，行免疫荧光染色评估细胞增殖活性（以Ki67阳性细胞比表示），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蛋白表达。观察植皮后3~5 d皮片存活情况，记录创面愈合时间。对数据行独立样本 t检验及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 结果:2组患者清创前创面相对血流强度百分比相近（ P>0.05）；抗生素骨水泥组患者换药3周后创面相对血流强度百分比及血流强度改变率分别为（44.7±2.0）%、（129±12）%，均显著高于磺胺嘧啶银组的（28.3±1.2）%、（41±8）%（ t值分别为24.15、20.97， P<0.05）。换药3周后，与磺胺嘧啶银组比较，抗生素骨水泥组患者创缘组织中CD31阳性新生血管数显著增多（ t=33.81， P<0.05）且管径更大、排列更有序，CD31与α-SMA双阳性细胞所围成的血管管壁连续性更好，Ki67阳性细胞比、VEGFR2蛋白表达均显著增高（ t值分别为40.97、47.38， P<0.05）。植皮后3~5 d，抗生素骨水泥组所有患者及磺胺嘧啶银组8例患者皮片均存活良好；磺胺嘧啶银组4例患者皮片出现点状/片状坏死，经相应处理后治愈。抗生素骨水泥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为（47.1±2.9）d，明显短于磺胺嘧啶银组的（58.8±2.3）d（ t=10.86， P<0.05）。 结论:相较于磺胺嘧啶银，临床应用抗生素骨水泥治疗DFU具有加快创面愈合、更好重建局部血流的特点，这可能与抗生素骨水泥通过增强VEGFR2的表达促进了创面局部血管有效新生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实体瘤患儿化疗后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的病原菌类型及其耐药性。方法:对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非重症监护室(ICU)儿科病房住院化疗并留置外周静脉导管(PICC)及中央静脉导管(CVC)的患儿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其临床特点、病原菌构成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结果: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共化疗3 361例次，累计置有PICC者及CVC者3 300例次，共送检导管血培养64次，发生CRBSI 24例次，其中4例次为真菌感染，CRBSI感染率为0.7%，真菌感染率为0.12%；共分离出病原菌14株，其中革兰阴性菌3株，占21.4%；革兰阳性菌9株，占64.3%；真菌2株，占14.3%；主要病原菌中(共24例次阳性，耐药12例)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3例)、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7例)、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2例)检出率分别为12.5%、29.2%、8.3%；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美罗培南、利奈唑胺的敏感率均为100%，光滑念珠菌和白色念珠菌对伏立康唑、两性霉素B和氟胞嘧啶的敏感性为100%，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的敏感性为0。结论:监测实体肿瘤患儿的CRBSI发生及病原学变化，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和提供早期的经验性抗菌药物治疗方案。

目的:利用微团培养和胚胎干细胞试验评价二硝酰胺铵（ADN）潜在的胚胎发育毒性，并评估其是否为致畸物。方法:于2018年9月，分离大鼠胚胎并收集肢芽细胞，使用不同浓度（0、312.50、625.00、1 250.00、2 500.00、5 000.00、10 000.00 μg/ml）ADN进行染毒，计算细胞半数增殖抑制浓度和半数分化抑制浓度并评价ADN致畸作用。在胚胎干细胞试验中，检测不同浓度（0、39.06、78.13、156.25、312.50、625.00、1 250.00、2 500.00 μg/ml）ADN对小鼠胚胎干细胞（mESCs）向心肌细胞分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对mESCs和3T3细胞的细胞毒性，并评价其胚胎毒性。以已知的强胚胎毒性药物5-氟尿嘧啶和非胚胎毒性药物青霉素-G为试验材料，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并采用验证性试验模型评价ADN的胚胎毒性。结果:微团培养试验中，各个浓度ADN组大鼠胚胎肢芽细胞增殖抑制率和分化抑制率均高于对照组（ P<0.05）；ADN对肢芽细胞的半数增殖抑制浓度和半数分化抑制浓度分别为7 480.32和4 526.09 μg/ml，判定ADN为非致畸物。胚胎干细胞试验中，各个浓度ADN组mESCs增殖抑制率高于对照组，156.25、312.50、625.00、1 250.00、2 500.00 μg/ml ADN组3T3细胞增殖抑制率高于对照组（ P<0.05）。ADN对mESCs的半数增殖抑制浓度和半数分化抑制浓度分别为1 851.73、1 796.39 μg/ml，对3T3细胞的半数增殖抑制浓度为3 334.35 μg/ml，判定ADN为无胚胎毒性。 结论:经微团培养和胚胎干细胞试验模型评价，ADN无胚胎毒性，属于非致畸物。

目的:探讨抗甲状腺药物致儿童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相关性血管炎（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AAV）的临床病理特点与预后。方法:回顾性总结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小儿肾脏风湿病中心3例抗甲状腺药物致儿童AAV的临床病理特点、治疗和转归情况，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1）共纳入3例患儿，女2例，男1例，年龄分别为12.6岁、13.9岁和13.1岁。3例患儿起病前均有丙硫氧嘧啶（propylthiouracil，PTU）和/或甲巯咪唑（methimazole，MMI）使用史。3例患儿首诊原因均为面色苍白，均有肾病水平蛋白尿、血尿和伴不同程度肾功能下降，其中2例伴高血压。3例患儿均有肾外表现，例1伴皮疹、关节痛和心功能不全；例2入院后反复抽搐，累及脑；例3伴关节痛并累及肺。3例患儿p-ANCA和MPO-ANCA均阳性。3例患儿首次肾脏组织病理分别为硬化型、新月体型和混合型ANCA相关性肾炎，例3治疗8个月后重复肾活检提示进展至硬化型。3例患儿均停用PTU或MMI，予激素联合环磷酰胺冲击治疗，例2和例3分别因急进性肾炎起病、复发（可疑肺出血）加用血浆置换，例3复发后改用利妥昔单抗联合霉酚酸酯治疗。3例患儿经积极治疗后肾外症状均较快缓解，例1和例2在治疗6个月后p-ANCA和MPO-ANCA转阴，而例3则持续阳性。3例患儿分别随访24、10和12个月，依次进展至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2期（尿常规正常）、CKD 5期（在家猝死）和CKD 4期（仍肾病水平蛋白尿和镜下血尿）。（2）文献检索已报道的27例加上本中心报道的3例抗甲状腺药物致AAV患儿共30例，29例患儿使用PTU（37.5±4.0）个月（1~96个月），1例单独使用MMI 8个月出现AAV症状，主要累及肾脏（28例，93.3%）和肺（12例，40.0%），罕见累及脑（2例，6.7%）。肾脏病理改变主要为新月体肾炎（5/23）和坏死性寡免疫复合物肾炎（11/23）。经停用抗甲状腺药物及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后总缓解率为93.3%（28/30），仍有进展至CKD 5期和死亡等严重病例。（3）根据随访结局分为完全缓解组（ n=19）和非完全缓解组（ n=11），非完全缓解组患儿出现大量蛋白尿比例（8/11比5/19）、肾组织纤维素样坏死比例（7/9比4/14）、免疫复合物沉积比例（6/9比2/14）、肾小管萎缩程度（0/1/2/3级，2/4/2/1比9/5/0/0）及使用免疫抑制剂比例（10/11比5/19）高于完全缓解组（均 P<0.05）。 结论:PTU和MMI均可诱发儿童AAV，使用PTU或MMI短期内即可出现AAV，主要累及肾脏和肺，罕见累及脑，及时停用抗甲状腺药物及积极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后缓解率高，但仍有严重病例存在。有大量蛋白尿、肾脏病理伴纤维素样坏死、免疫复合物沉积及肾小管萎缩可能是AAV预后差的危险因素。

目的:构建铜死亡相关基因标签(CRGS)，基于CRGS预测肝细胞癌(HCC)患者的预后、免疫治疗反应及药物敏感性。方法:从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ICGC)和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HCC患者的RNA测序和相应的临床数据，从人类蛋白质图谱图像分类(HPA)数据库获得肝癌组织和正常肝脏组织的蛋白表达信息，并从Migort210数据库下载HCC患者的基因表达信息和免疫治疗反应情况。基于TCGA队列，应用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法(LASSO)构建CRGS，计算每个样本的风险分数，根据风险分数的中位数对HCC患者进行分组：TCGA队列分为高风险组 TCGA和低风险组 TCGA，每组184例；ICGC队列分为高风险组 ICGC和低风险组 ICGC，每组116例。在Migort210队列中根据免疫治疗应答反应分为应答组( n＝68)和非应答组( n＝230)。评估CRGS预判TCGA队列中HCC患者预后的价值。在ICGC数据集中验证CRGS是否可用于预测HCC患者的预后。基于TCGA队列的数据，探讨CRGS预测HCC患者免疫治疗反应、药物敏感性的作用，同时应用Migort210免疫治疗队列验证CRGS预测恶性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结果:CRGS由4个铜死亡相关基因构成：GLS、CDKN2A、LIPT1和DLAT。高风险组 TCGA患者的总生存期(OS)、疾病特异性生存期和无进展间期均低于低风险组 TCGA(均 P<0.01)。高风险组 ICGC患者的OS低于低风险组 ICGC( P＝0.02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RGS是HCC患者不良预后的的独立危险因素(TCGA： HR＝2.991，95% CI：1.781~5.049， P<0.001；ICGC： HR＝4.621，95% CI：1.685~12.674， P＝0.033)。风险分数与CTLA4、PDCD1、CD80和HLLA2的表达量呈正相关(均 P<0.001)。高风险组 TCGA患者的肿瘤免疫功能障碍与排斥评分低于低风险组 TCGA[－0.04(－0.07，－0.02)分比－0.02(－0.04，0)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应答组患者的风险分数高于非应答组[1.70(1.56，1.90)比1.63(1.52，1.8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高风险组 TCGA患者对于舒尼替尼、雷帕霉素和乙胺嘧啶的半数抑制浓度(IC 50)高于低风险组 TCGA患者，而对厄洛替尼的IC 50低于低风险组 TCGA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CRGS可作为预测HCC患者预后、免疫治疗反应及药物敏感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目的:从基因组水平上探讨尿路致病性大肠埃希菌UPEC132株的耐药性和致病机制。方法:采用MIC法测定菌株UPEC132对16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方法对其分型，利用三代测序平台对其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和组装，并用Prodigal软件预测和数据库筛选进行耐药和毒力基因功能注释，然后收集GenBank上23株UPEC菌株的染色体基因组序列，利用RAxML软件对UPEC132进行系统进化分析并构建系统进化树。结果:UPEC132菌株对氨苄青霉素、氨苄青霉素/舒巴坦、四环素、红霉素、氯霉素、头孢唑林耐药，其MLST分型为ST10522型。该株全基因组包括一条完整的基因组(染色体)序列及两条质粒序列，染色体、质粒P1和P2的序列大小分别为5 234 468 bp、117 139 bp和101 356 bp，鸟嘌呤-胞嘧啶(GC)含量分别为50.48%、49.05%和54.04%。该株染色体、质粒P1和P2分别有4 856、140和116个基因。其耐药基因多位于染色体，主要为耐多药外排泵基因簇，P2仅携带β-内酰胺酶基因 blaTEM-1和四环素耐药基因 tetG。UPEC132毒力基因也位于染色体，主要为菌毛黏附素9种、铁摄取系统5种和分泌性毒素3种。Afa菌毛和Ⅳ型菌毛基因簇分别位于质粒P1和P2上。系统进化树分析显示UPEC132与23株UPEC均不在同一分支。 结论:UPEC132株的ST10522型为国内外首次报道的大肠埃希菌新ST型，其全基因组遗传信息被全面揭示，耐药性和致病性与其携带的多种耐药基因和毒力基因相关。

目的:提出适合中国肝母细胞瘤(HB)患者的危险分层方法，探讨高危HB患者的新治疗方法。方法:2014年9月至2018年9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年龄≤18岁的100例初治HB患者，根据临床分期、甲胎蛋白水平、病理分型等因素，分为极低危、低危、中危和高危4个危险层级。极低危患者手术后不行化疗，随访观察；低危患者术后用C5V方案(顺铂＋氟尿嘧啶＋长春新碱)化疗共4个周期；中危患者术前和术后行C5VD方案(顺铂＋氟尿嘧啶＋长春新碱＋阿霉素)化疗，共6～8个周期；高危患者术前和术后行C5VD方案与IIV方案(异环磷酰胺＋伊立替康＋长春新碱)交替化疗，共8个周期。结果:100例患者分为极低危2例，低危10例，中危51例，高危37例。化疗前有可评价病灶者83例，化疗后部分缓解65例，疾病稳定10例，疾病进展8例，一线化疗客观有效率为78.3%。中位随访20个月，复发和进展30例，死亡27例。全组患者2年无进展生存率为69.2%，2年总生存率为72.0%。其中极低危、低危、中危、高危的2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100%、88.9%、75.3%和43.2%, 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100%、100%、81.0%和44.8%。结论:新的HB危险分层方法简便可行。根据新危险分层方法分层后，对患者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极低危、低危和中危HB可获得较好的预后，高危HB患者的生存率仍有待提高，需要探讨新的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