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住院双相障碍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水平的保护性因素.方法 在广州市4家精神科住院部连续入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双相障碍或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患者465例,采用自编人口学及临床特征问卷调查患者人口学及临床特征并进行分类,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分析不同社会人口学及临床特征分类患者生活质量差异,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患者生活质量的保护因素.结果 共465名患者符合入组标准,四所医院患者生理领域评分(58.15±15.65)、心理领域评分(49.13±8.20)、社会关系领域评分(48.78±15.83)、环境领域评分(51.48±14.44),均低于中国常模标准(P＜0.05).在睡眠时长、运动情况、年龄、有无合并躯体慢性病、性别、婚姻状况、自知力水平、病程、吸烟情况上表现出显著差异(P＜0.05).在文化程度、体重状态、起病年龄、饮酒情况上无显著差异,均P＞0.05.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曾经结婚或同居、自知力水平高、睡眠时长＞7小时、规律运动是患者生活质量的保护因素(P＜0.05);性别*自知力水平、婚姻状况*睡眠时长*运动情况、婚姻状况*自知力水平*睡眠时长*运动情况、性别*婚姻状况*自知力水平*运动情况对患者生活质量存在交互作用影响.结论 住院精神分裂症及双相障碍患者生活质量水平和多种人口学特征及临床特征相关,应根据相关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干预,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全面康复.

脑室出血是危重的急性脑血管病,多继发于自发性脑出血,且常引发脑积水,手术是治疗脑室出血及相关并发症的主要方式.目前国内对脑室出血相关手术治疗基本框架虽已确定,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理念的推陈出新,衍生出多种术式,编码时对各种术式的鉴别存在难度.通过依据《全国医疗技术项目服务技术规范(2023年版)》、国际疾病分类第九版临床修订本手术与操作(ICD-9-CM-3,2011版)的编码规则,总结术式核心理念与编码查找路径比较术式之间的异同并举例.相关编码有脑室血肿穿刺术01.09、脑室血肿清除01.39、脑室外引流术02.21、颅内脑室分流02.22、颅外脑室分流02.31-02.39.编码员在实际工作中应深入理解相关术式的临床分类,通过编码分类轴心提取关键信息,结合实际与编码规则进行另编码或省略编码,提高编码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目的 通过对文献系统梳理,总结归纳分析多部位恶性肿瘤ICD-10编码规则,为编码员准确分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检索2004年1月-2023年6月在中国知网(CNKI)、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VIP)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病案信息学》等编码指导手册上发表的关于多部位恶性肿瘤编码规则的文献并进行归纳分析.结果 最终筛选符合条件的文献共7篇,通过文献归纳,多部位恶性肿瘤可分为原发恶性肿瘤伴侵袭或转移、交搭跨越恶性肿瘤、多原发恶性肿瘤及其他的多部位恶性肿瘤四大类,其类型不同,编码规则不同.结论 编码员要理解多部位恶性肿瘤各类型的内涵及编码规则,必要时与病理及临床科室沟通联系,提高多部位恶性肿瘤编码质量.

针对目前存在肿瘤类疾病诊断不规范,导致疾病分类不准确,影响医疗数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基于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ICD)分类规则,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各系统肿瘤分类,并以国家临床版编码库为框架,构建一个规范的、全面的肿瘤类疾病临床诊断术语集,逐步应用于临床实践,并实时进行更新维护.通过构建此临床诊断术语集,规范了医师的疾病诊断书写,使疾病分类更加准确,为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医保付费、医院管理和科研教学等领域提供更加准确和标椎化的数据.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以多系统损害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我国SLE患者基数大、病情重、缓解率低、复发率高、感染风险高.2023年,研究显示,全球有SLE患者约341万例,其中我国患者达70～100万例,总数位居首位.我国SLE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30.7岁,女性与男性的发病比为12∶1;脏器受累更为多见,其中肾脏受累率为45.02%,血液系统受累率为37.2%,均显著高于欧洲SLE患者(肾脏受累率为27.9%,血液系统受累率为18.2%).我国SLE患者疾病治疗的临床缓解率为2.47%,而国际报道的缓解率达22.9%.当前,我国SLE患者的短期生存率基本与国际一致(5年可达94%),但长期生存率仍不容乐观,呈断崖式下跌,25～30年生存率仅为30%.我国有84.13%的SLE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而国际上SLE患者的糖皮质激素使用率仅为42.6%,感染是我国SLE患者死亡的首位原因,而西方国家SLE患者死因则主要为心血管疾病和肿瘤.随着新分类标准的提出、达标治疗理念的引入、新型治疗方法的运用,将大大推动SLE诊疗的发展,有望进一步改善我国患者的预后.

术后急性疼痛患者有20％～30％的患者会发展成为顽固性慢性痛,统称为术后慢性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CPSP).2019 年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在第 11 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ICD-11)中将CPSP作为一种特定疾病,重新定义了术后慢性痛.CPSP远高于其他术后并发症,会不同程度影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其中有1％的CPSP患者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经济负担显著增加.本文详细阐述近年来CPSP的发病机制及风险因素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提供指导.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甲状腺癌发病率有所上升；然而，死亡率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这种流行病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过度诊断效应。为了查明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受其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有必要及时分析全球流行病学状况。因此，该研究旨在提供2020年甲状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全球分布的最新评估数据。研究根据国际肿瘤学疾病分类第10版（代码C73），从GLOBOCAN数据库中提取了185个国家或地区，按性别和18个年龄组计算甲状腺癌每10万人年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发病率和死亡率估计数按国家和联合国定义的20个世界区域提供，并根据2020年联合国的四级人类发展指数（即低、中、高和非常高）汇总。2020年全球范围内，甲状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女性10.1/10万，男性3.1/10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女性0.5/10万，男性0.3/10万。在所有病例中，人类发展指数高和非常高的国家的发病率比人类发展指数低和中等的国家高5倍，而死亡率在不同环境中相对一致。世界各地女性的发病率差异超过15倍，发病率最高的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法属波利尼西亚（18.5/10万）、北美（18.4/10万）和东亚（17.8/10万，韩国达到45/10万）。在大多数国家中，死亡率<1.0/10万。韩国男性和女性发病率与死亡率之比均为最高，其次是塞浦路斯和加拿大。目前的甲状腺癌流行病学现状强烈表明，在全球许多国家和环境中，过度诊断产生了巨大影响，证实了甲状腺癌过度诊断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妊娠期高血糖（HIP）是最常见的病理产科疾病。但无论是HIP分类还是妊娠期糖尿病（GDM）诊断，目前全球均缺乏统一标准，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支持国际糖尿病合并妊娠研究组（IADPSG）标准作为全球统一标准诊断GDM，也支持HIP分为孕前糖尿病、妊娠期高血糖、GDM及孕前或孕后糖尿病前期四大类，以细化临床管理。

目的: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结论: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目的:探讨双相障碍(BPD)、抑郁障碍(DPD)患者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治疗转归的相关性。方法:选择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治疗的符合《国际疾病与健康问题统计与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的双相障碍患者72例(BPD组)、抑郁障碍患者46例(DPD组)及健康体检者20例(对照组)。测定所有受试者血清总甲状腺素(TT 4)、血清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T 3)、高灵敏度促甲状腺激素(HS-TSH)浓度；BPD组、DPD组治疗12周末再测定上述激素浓度。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贝克-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评定基线时和治疗12周末症状严重程度。比较两组疗效，并观察疗效(量表减分率)与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基线时，BPD组中抑郁相患者TT 4、TT 3分别为(54.75±12.26)nmol/L、(86.26±15.29)nmol/L，均低于对照组的(145.64±12.15)nmol/L、(156.78±36.54)nmol/L，TSH[(68.97±5.98)mIU/L]高于对照[(45.59±9.28)mIU/L]；BPD组中躁狂混合相患者TT 4、TT 3分别为(166.75±12.25)nmol/L、(186.36±35.15)nmol/L，均高于对照组，TSH[(7.87±3.56)mIU/L]低于对照组；DPD组TT 4、TT 3分别为(65.59±23.11)nmol/L、(92.21±19.36)nmol/L，均低于对照组，TSH[(69.38±14.75)mIU/L]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5.867、4.657、2.369、2.789、3.247、6.356、4.358、3.265、2.365，均 P<0.05)。12周末，三组TT 4、TT 3、HS-TSH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HAMa＋d、BRMS量表评分均较基线时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854、12.321、6.756，均 P<0.05)。HAMa＋d评分与TT 4、TT 3浓度呈负相关，与HS-TSH浓度呈正相关；BRMS评分与TT 4、TT 3浓度呈正相关，与HS-TSH浓度呈负相关。 结论:双相障碍、抑郁障碍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健康人有差别，甲状腺激素水平与疗效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