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腮腺深叶良性肿瘤(benign deep lobe parotid tumors,BDLPTs)具有多种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与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类型BDLPTs手术方式的差异.方法:选取2014年8月-2020年8月因腮腺区肿物就诊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并行手术治疗且病理诊断为BDLPTs的75例患者,回顾性评估CT影像资料,根据肿瘤与各种结构的解剖关系将BDLPTs分为4类,探讨每种类型肿瘤的手术治疗方法.采用SPSS 24.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Ⅰ型BDLPTs(14/75,18.7％)完全位于下颌支和茎突下颌间隙内侧,瘤体增大时突向咽旁间隙.Ⅱ型BDLPTs(19/75,25.3％)位于下颌后间隙,以下颌支、茎突下颌间隙、乳突和下颌后静脉为界.Ⅲ型BDLPTs(27/75,36.0％)呈膨胀型生长,横穿茎突下颌间隙,从下颌后静脉延伸至咽旁间隙.Ⅳ型BDLPTs(15/75,20％)位于耳垂下方、面神经和下颌后静脉深部.经下颌骨劈开入路主要用于Ⅰ型病例(10/14),Ⅲ型病例采用腮腺入路(14例)、下颌入路(11例)和腮腺-下颌联合入路(2例),Ⅱ型和Ⅳ型病例经腮腺入路同时行腮腺切除术.结论:BDLPTs分类可为术前制定治疗计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实践指导.

NFATC2 重排肉瘤(NFATC2-rearranged sarcomas)是相对罕见的一类肿瘤,包括EWSR1::NFATC2和FUS::NFATC2基因融合的肉瘤,WHO(2020)软组织和骨肿瘤分类将其归类至EWSR1与非ETS转录因子家族融合肉瘤的章节中,该文就NFATC2重排肉瘤的临床表现、组织形态学、免疫表型和分子遗传学特征,以及治疗和预后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针对目前存在肿瘤类疾病诊断不规范,导致疾病分类不准确,影响医疗数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基于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ICD)分类规则,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各系统肿瘤分类,并以国家临床版编码库为框架,构建一个规范的、全面的肿瘤类疾病临床诊断术语集,逐步应用于临床实践,并实时进行更新维护.通过构建此临床诊断术语集,规范了医师的疾病诊断书写,使疾病分类更加准确,为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医保付费、医院管理和科研教学等领域提供更加准确和标椎化的数据.

2016年和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发布的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分类,对IDH突变型胶质瘤的分类进行了重大改进.通过更有效的治疗,许多患者的生存期得以延长.然而,治疗指南通常仍基于既往病史信息,包括IDHwt和IDH突变肿瘤患者.指南还对高危患者提供放射治疗和化疗建议,高危因素包括手术后肿瘤残留、年龄在40岁以上等.

目的基于治疗前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模型预测局部晚期宫颈癌(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LACC)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后淋巴脉管间隙浸润(lymphovascular space invasion,LVSI)状态.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了300例于2013年至2022年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训练集187人,LVSI阳性73人)和河南省肿瘤医院(验证集113人,LVSI阳性31人)接受NACT并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LACC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于轴位弥散加权成像(axi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Ax_DWI)、矢状位T2加权成像(sagittal T2-weighted imaging,Sag_T2WI)和矢状位对比增强T1加权成像(sagitt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Sag_T1C)上勾画肿瘤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特征,利用递归特征消除算法与最小绝对值收缩与选择算法筛选影像组学特征.随后,基于逻辑回归分类器分别建立单序列模型,双序列模型及基于三序列组学特征的联合序列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各模型性能,使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通过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临床价值.结果在验证集中,基于Ax_DWI、Sag_T2WI及Sag_T1C构建的单序列模型的AUC分别为0.717[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605～0.829]、0.734(95％CI:0.633～0.836)和0.733(95％CI:0.626～0.841);基于Ax_DWI+Sag_T2WI、Ax_DWI+Sag_T1C及Sag_T2WI+Sag_T1C构建的双序列模型的AUC值分别为0.763(95％CI:0.660～0.866)、0.786(95％CI:0.692～0.881)与0.815(95％CI:0.731～0.899);联合序列模型的AUC值为0.829(95％CI:0.740～0.914),高于各单序列模型与双序列模型,但联合序列模型与Ax_DWI模型、Sag_T2W1模型及Ax_DWI+Sag_T2W1模型之间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5～0.047).决策曲线显示联合序列模型的临床净效益高于单序列模型与各双序列模型.结论基于治疗前mp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联合序列模型可有效预测LACC患者NACT后的LVSI状态.

目的 探讨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患者护理未满足需求发展轨迹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放疗的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23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癌症患者未满足需求简明量表(SF-SUNS)评价放疗前(T1)、放疗结束时(T2)、放疗结束后3个月(T3)、6个月(T4)患者护理需求未满足情况.基于潜类别增长模型分析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患者护理未满足需求发展轨迹,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其影响因素.结果 T1～T4时间点患者SF-SUNS评分分别为(70.23±5.20)分、(78.10 士6.15)分、(72.65±6.84)分及(72.20±6.21)分,各时间点SF-SUNS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66.330,P＜0.05).潜类别增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当潜变量类别数为3时,Akaike信息标准(AIC)、经过校正Bayesian信息标准(aBIC)值最小,3类别模型为最佳模型,按未满足需求量表评分＞60分为高需求未满足为参照,1类别在T1时SF-SUNS评分高于此水平,然后T4时间点降低,命名为高需求降低组,共69例(31.36％);2类别起始SF-SUNS评分较高后缓慢降低,命名为高需求稳定组,共77例(35.00％);起始SF-SUNS评分较低后升高,命名为低需求上升组,共74例(33.64％).3组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月收入、社会支持量表(SSR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SRS评分、受教育年限为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患者护理未满足需求上升的危险因素,年龄、家庭月收入＞5 000元为未满足需求上升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 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患者护理未满足需求发展轨迹存在个体差异,应重点关注患者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经济情况及社会支持度,针对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患者需求未满足发展轨迹类型及影响因素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

目的:对比单极电剪与超声刀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胰体尾切除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分析2020年7月至2023年12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接受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胰体尾切除术的31例术前诊断为胰体尾良性占位性病变患者资料，其中男性9例，女性22例，年龄(54.4±15.7)岁。31例患者中行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胰体尾切除术且术中使用单极电剪的纳入单极电剪组( n＝12)，单极电剪自带多关节可灵活旋转的机械臂，完成解剖及分离操作；使用超声刀的纳入超声刀组( n＝19)，超声刀完成解剖及分离操作。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保脾率、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胰瘘、出血等)及住院总费用等指标。 结果:术后病理证实31例患者中胰腺浆液性囊腺瘤6例(19.4%)、胰腺黏液性囊腺瘤5例(16.1%)、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3例(9.7%)、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6例(19.4%)、胰腺囊肿5例(16.1%)、胰腺良性囊性病变3例(9.7%)、不易分类3例(9.7%)。所有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均无中转开腹及死亡患者。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保脾率、术后住院时间、住院总费用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极电剪组术后排气时间为(2.8±0.7)d，比超声刀组的(3.6±0.7)d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8， P＝0.007)。两组均无术后出血，单极电剪组共有4例术后出现并发症，均为胰瘘，其中生化漏2例，B级胰瘘2例；超声刀组有8例术后出现并发症，胰瘘7例，其中生化漏3例，B级胰瘘4例，另有腹腔感染3例，均予以对症治疗后痊愈。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17)。 结论: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胰体尾切除时，应用单极电剪可以达到与超声刀同样的效果，并且能够充分发挥机器人手术系统的优势。

唾液腺肿瘤的分类是头颈部外科病理学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2022年第5版WHO《头颈部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分类》中基于唾液腺肿瘤的分子病理特征对其组织学分类进行了更新和补充，本文针对该部分的主要变化进行总结和归纳，其主要变化包括新纳入的唾液腺良恶性肿瘤、命名或诊断标准更新的唾液腺肿瘤以及从唾液腺肿瘤这一章节中删除的病变等。本文着重介绍新版分类中唾液腺肿瘤分类的更新和变化，以期为头颈外科和病理科医师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外周血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在肝移植肝癌复发患者诊断与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中心进行肝移植治疗和5年随访的50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与实验室资料，比较肝移植肝癌复发组（29例）和未复发组（21例）患者肝功能、血常规、肿瘤标志物、外周血T淋巴细胞分类等实验室指标及5年生存情况，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各临床指标与肝移植肝癌复发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对肝移植肝癌复发的诊断效能，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不同CD4表达水平患者的生存差异。结果:与肝移植肝癌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白蛋白、淋巴细胞、甲胎蛋白、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诱导的蛋白质Ⅱ、CD3+、CD4+、CD8+T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肝移植肝癌复发组复发时间为13.0（6.0，24.0）个月，在5年随访中全部死亡，未复发组无死亡；复发组生存时间为18.0（9.0，36.0）个月，明显低于肝移植肝癌未复发组的60.0（60.0，60.0）个月（ P<0.05）。与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的CD3+、CD4+、CD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较低（ P均<0.05）。Spearman多因素相关性分析显示，肝移植肝癌复发与CD3+、CD4+、CD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r=-0.43、-0.38、-0.44， P均<0.05）；ROC曲线显示，CD4+T淋巴细胞对肝移植肝癌复发诊断的曲线下面积为0.755（95% CI 0.621~0.888），取最佳截断值265.50个/μl时，诊断特异度为100%，敏感度为48.30%。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CD4≤265.50个/μl患者的生存时间低于CD4>265.50个/μl组［15.0（10.0，36.8）个月比53.0（19.5，60.0）个月， P<0.05］。 结论:外周血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与肝移植肝癌复发呈负相关，CD4+T淋巴细胞取265.50个/μl时对肝移植肝癌复发的临床诊断与预后评估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探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S）细胞毒性药物用药错误（ME）的发生情况。方法:通过医院信息系统调取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PIVAS所有含细胞毒性药物的处方，筛选出药师审核处方时发现的ME（定义为处方错误），并翻阅PIVAS"用药错误记录本"筛选出同时段PIVAS内部发生的ME（定义为调配错误），对所有细胞毒性药物相关ME的分级、分类、发生环节、引发人员、错误内容和涉及的药物进行描述性分析。另将在PIVAS未被发现而传递至下一环节的ME定义为出门错误。结果:设定时段我院PIVAS共收到细胞毒性药物处方347 367例，发现1 080例ME，ME发生率为0.31%。1 080例ME均为未造成患者伤害的B级错误，其中处方错误841例（77.87%），调配错误239例（22.13%）；调配错误中有5例未被拦截而导致出门错误，出门错误发生率为0.01‰（5/347 367）。错误内容排在前5位者分别为溶媒错误（63.15%，682/1 080）、处方不完整（11.67%，126/1 080）、数量错误（8.80%，95/1 080）、用量错误（6.11%，66/1 080）和静脉给药方法错误（4.35%，47/1 080）。1 080例ME共涉及细胞毒性药物32种，排名前5位者依次为紫杉醇（23.24%，251/1 080）、氟尿嘧啶（12.59%，136/1 080）、多柔比星（6.39%，69/1 080）、顺铂（5.46%，59/1 080）和依托泊苷（5.37%，58/1 080）。结论:我院PIVAS细胞毒性药物ME发生率为0.31%，均为B级错误。ME分类主要为处方错误，内容主要为溶媒错误，涉及的药物主要为紫杉醇、氟尿嘧啶、多柔比星、顺铂和依托泊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