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我国卫生资源分布的不平等状况及变动趋势,检验我国区域卫生资源分布收敛路径.方法:使用泰尔指数、地理统计方法分析卫生资源不平等情况及变动趋势,运用面板GLS方法估计区域卫生资源Beta收敛模型.结果:2007年以来全国范围及东中西部区域内卫生资源不平等情况已逐步改善,东部地区的卫生资源较中西部地区更丰富,均衡性也更强;区域卫生资源无条件Beta收敛不成立,初始卫生资源差异不会随时间自行走向均衡;区域卫生资源条件Beta收敛成立,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增加、地区财政自主权上升等因素会推动区域卫生资源进入收敛路径.结论: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地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推动落后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目的:基于财政分权视域对地方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5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FGLS、GMM等估计方法,从不同的财政分权度量指标对我国地方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不同的财政分权指标对公共卫生支出产生不同影响,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收入权,能够有效地增加公共卫生支出.结论:要进一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明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边界,同时建立中央和地方公共卫生支出的硬约束机制,提高地方政府提供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积极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同时也是拥有 3.01亿吸烟者的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耗国[1 - 2]. 研究指出,吸烟是影响人类健康的最主要危险因子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吸烟与慢性疾病,如冠状动脉疾病、外围血管疾病、肺癌等疾病有密切的关系 [1]. 我国 2015 年十大死因中恶性肿瘤居首位,占比 50％,其次为心血管疾病(28％)和呼吸道疾病(22％),而这些疾病皆与吸烟密切相关[2]. 此外,吸烟也引发了巨大社会经济损失[3 - 4]. 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烟草相关的医疗保健总支出为 2.89 万亿,而 2012 年的烟草税仅有0.865 万亿,远小于烟草所导致公共医疗费用支出 [5]. 因此,吸烟已成为威胁我国公共卫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故我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WHO-FCTC)于 2003 年 5 月 21 日被世界 卫 生 大 会 批 准 之后,于当年 10 月 11 日就正式签署加入. 同时为了遏制烟草在中国的流行、控制烟草使用对公共卫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护我国居民远离烟草危害,我国政府进行了广泛深刻烟草控制的社会动员,推行了众多控烟政策,例如:强制要求烟草生产商在卷烟包装上标注"吸烟有害健康"的健康警告、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鼓励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禁烟法规以及提高烟草税和烟草制品价格[4]. 2015 年国内一项成人吸烟调查研究发现,成年人(15 岁及以上)中吸烟人口占比 27.7％,与 2010 年基本持平,显示虽然政府保持继续推动烟害防制的政策,但国人吸烟率仍未得到有效控制[2]. 同样,国外的研究报告也发现各国实施戒烟政策后戒烟人口比例虽有增加,但仍存在部分吸烟人群戒烟率无明显变化的现象. 这些不受戒烟措施的影响,仍持续抽烟的人群被学者称之为"铁杆吸烟者"(hardcore smoker)[6].

目的 明确上海市各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财政经费保障现状,分析区级疾病预防控制经费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市、区疾病预防控制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供经验借鉴.方法 收集2016-2018年上海市16个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财务情况,通过现场调查明确经费使用管理问题.采用Spearman等级检验,分析各区财政经费承担情况与区级财政能力、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业务绩效考核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 上海市16个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基本支出和区级财政业务支出呈增长态势.历年区财政能力与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支出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P均小于0.01),并在2017年与区级财政业务经费间存在相关关系(r=0.647,P=0.007).历年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业务考核结果与机构基本支出间存在正相关关系(P均小于0.01),并在2017年与区级财政业务经费间存在相关关系(r=0.571,P=0.021).区级经费存在下达时间较晚、执行效率较低等问题.结论 结合国家对公共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要求,地方应根据区域财政能力和承担的疾病预防控制任务合理分配事权职责和支出责任,完善财政经费使用管理机制,对财政能力不足的区域给予转移支付,并注重对人员和机构运行经费的保障.

目的:为实现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的目标,科学考察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率,为提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率建言献策.方法: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2011至2017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率,再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财政收入分权对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而财政支出分权对其有负向显著影响,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率的影响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现象.结论:地方政府应当重视东中西部地域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差异,调节财政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之间的不平衡,加强城镇与乡村之间医疗合作,以提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率.

目的 探讨2011-2019年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经费投入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方法 收集中国《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中2011-2019年涂阳肺结核(包括初治涂阳和复治涂阳)患者成功治疗和肺结核患者劳动力人口比例,历年地方结核病专项经费投入专题调查和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社会成本等数据(包括中央转移支付重大公共卫生结核病项目、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和国际项目投入经费的数据),以及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等相关数据.采用成本效果、成本效用和成本效益等常用卫生经济学方法评估20112019年我国结核病防治经费投入的社会效果、社会效用和社会成本.结果 2011-2019年,社会投入用于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各种资源共计约164.5亿元,通过成功治疗247.3万例涂阳肺结核患者,使1854.4(1112.7～2781.6)万名健康人免受传染,为社会节约了74.2(44.5～111.3)亿元的医疗费用支出,共挽回了7145.7亿元的社会经济损失.在现有人员和设施设备基础上,政府每额外投入1元,即可产生43.9(43.7～44.1)元的经济效益;每投入886.9(591.3～1478.0)元,即可避免1名健康人被传染;每投入933.5元,即可挽回1个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损失.结论 2011-2019年,我国各级政府及国际项目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经费投入具有较高的卫生经济学效益.建议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以期获得可持续的社会效益.

目的:构建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评价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情况,为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基于卫生筹资政策分析框架,确定政府卫生投入评价维度,结合政府卫生投入相关指标和政策目标,评估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情况.结果: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规模持续扩大,但增速放缓;地方财政承担卫生支出的主要责任,可持续性存在挑战;地区差异不断扩大,"中部塌陷"现象需重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投入力度有待加强.结论:应建立以健康结果为导向的投入机制,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建立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探索提高对烟草等税收,并专门用于卫生健康领域.

目的:对我国大陆地区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的单位预算收支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反映资金投入、管理中的问题,促进省级疾控中心预算编制及公开工作的改进完善.方法:采用网络检索的方式收集已公开的我国大陆地区所有省级疾控中心2021年的预算收支数据、结构等指标,整理后进行分析,并结合当地人口数据采用基尼系数进行公平性分析.结果:共查得27个省份的省级疾控中心预算收支数据.大多数省级疾控中心预算收入占该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预算收入的比例集中在0.5％～1.5％之间;省级疾控中心预算收入的整体公平性有待改善.多数省级疾控中心预算收入以"本年收入"中的"一般公共预算"为主要来源;绝大多数省级疾控中心预算支出的"卫生健康支出"类级科目占整体支出的80％以上,对"科学技术支出""教育支出"2项类级科目关注不足;"公共卫生"是"卫生健康支出"下普遍占比最高的款级科目,而不同省级疾控中心"公共卫生"下的各个项级科目结构差异较大.省级疾控中心的人均预算经费排序与人均工资福利预算基本支出排序并不对应.结论:省级疾控中心预算收入总量上未能得到地方政府足够重视,与"预防为主"工作方针有所差异.各个省级疾控中心预算收入的分配出现明显不公平.不同省级疾控中心预算收支结构差异较大,需要规范的引导,且预算收支公开质量有待提高;长远来看可借鉴国际上由部门预算向规划预算发展的经验,整合政府责任.

目的:分析广东省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方法: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2010-2020年广东省各地市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价,运用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广东省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率均值为0.857,且呈现下降趋势;财政规模、财政收入分权对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率有负向作用,财政负担率、健康保险密度和空气质量水平对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率有正向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受教育程度对纯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结论:广东省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率整体处于中上水平,但区域间差异较大,应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合理控制公共卫生财政支出规模、理顺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分配关系,并增加疾病预防支出,发挥财政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兜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