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基层卫生人员对移动医疗的采纳现状和感知效用，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信息化减负、增效、赋能提供策略建议。方法:于2019年7月，对来自1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91位不同岗位的职工，就"移动医疗的采纳和感知效用"话题进行深入访谈；利用Nvivo11质性研究软件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编目，采用响应率、普及率、列联表描述感知效用的分布。结果:调研地基层卫生人员广泛采纳移动医疗，主要包括智能手机应用和便携医疗设备；感知效用正、负效用的响应率分别为78.97%和21.03%，排名前五的感知效用为工作创新、工作效率提升、网络效用、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超载，累积响应率为73.80%;各岗位感知效用有统计学差异，管理和公共卫生人员的普及率更高。结论:目前调研地基层移动医疗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正向集成阶段过渡；创新和提效的初代效用已经显现，网络效应、资源配置、临床决策支持等高阶效用值得期待；同时要警惕移动医疗的双刃剑，理性对待发展中的技术超载、技术投资、信息鸿沟等问题。

我国目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的疾病负担严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慢阻肺防控的关键环节，基层医务人员对慢阻肺的防治能力直接影响我国慢阻肺的照护水平。《中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层诊疗与管理指南（2024年）》的更新制定参考了最新发表的国内外指南和新证据，并充分结合了我国基层医疗实际情况，从慢阻肺的定义，最新疾病分类术语，筛查、诊断与综合病情评估，临床表现，疾病分组，治疗，基层管理等多个方面对慢阻肺的基层诊疗与管理进行了更新和详述，更加贴合基层临床实践工作需求。

目的:了解重庆市尘肺病患者两周内门诊服务利用情况及特点，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选取1 771名符合纳入标准的尘肺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情况、两周内门诊服务利用情况、因尘肺病相关症状治疗情况、医疗服务机构选择情况等进行问卷调查，用χ 2检验和logistic回归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1 771例尘肺病患者均为男性，平均年龄（56.1±10.19）岁，两周内门诊就诊尘肺病患者中，年龄41~50岁患者占40.0%（204/510）；农村患者占87.8%（448/510）；矽肺患者占65.1%（332/510），贰期患者占37.5%（191/510），诊断尘肺后未继续从事接尘工作患者占75.1%（383/510），工作时从来没有工伤保险患者占57.1%（291/510）。获得尘肺相关救助和有低保患者两周内门诊率分别为17.6%（90/510）和12.5%（64/510），患者自我健康评分为3分（41~60/中等）者占59.1%（301/510），有并发症、有尘肺病相关症状加重和一年内有住院史的患者分别占97.8%（499/510）、78.8%（402/510）和76.5%（390/510）。患者自我健康评分平均得分（52.9±16.2）分；28.2%的患者购买过工伤保险；两周内进行治疗患者1 204例，门诊就诊者42.2%，住院治疗者20.7%，自己买药者36.9%，患者不同治疗方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7.53， P<0.01）；不同居住地患者选择到不同医疗机构就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3.97， P<0.05）；患者尘肺病期别、有无并发症、有无工伤保险、自我健康评分、近一年是否住过院等是影响尘肺病患者门诊就诊的重要因素。 结论:尘肺病患者门诊利用情况受人口社会学、社会支持、疾病特征多因素的影响，应加强基层卫生机构的职业病医疗服务质量，让尘肺病患者能获得便利有效的治疗；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支持体系，减轻尘肺病患者疾病负担。

为进一步改善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患者的综合管理，由杭州市卫健委顶层设计、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构建了“三高共管”社区医防融合数智健康管理路径，文章介绍该路径的构建模式、实践应用及思考，以期为基层医疗机构通过数据流叠加业务流提升慢性病管理效率和质量提供借鉴。

目的:调查乡镇社区居民肺功能改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防控措施。方法: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对青岛市某乡镇社区接受公共卫生服务的居民进行调查，采集受试者人口学、行为学及病史信息，采用简易肺功能仪测定用力肺活量（FVC）、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1）；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共调查5 184例，男性2 199例（42.4%），女性2 985例（57.6%）。肺功能不达标者1 322例，占25.5%。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 ≥ 60岁居民发生肺功能不达标的风险明显高于 < 60岁者（26.1%比14.3%，χ 2=19.34， P < 0.001），且男性高于女性（32.9%比20.0%，χ 2=110.74， P < 0.001）。随着体质量的增加，肺功能下降的发生率逐渐降低，体质量过轻者的肺功能不达标率（43.4%）高于体质量正常者（27.8%）和超重者（22.8%）（χ 2=8.86、17.63， P=0.003、< 0.001）。既往有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或阻塞性肺疾病病史的患者肺功能不达标率显著高于无该类病史的居民（68.3%比23.2%，χ 2=263.33， P < 0.001）。有吸烟史者无论是否已戒烟，其肺功能未达标率明显高于不吸烟者（35.1%、36.3%比22.8%，χ 2=48.83、86.46，均 P < 0.001）。而肺功能达标率与粉尘化学毒物接触史、呼吸系统疾病家族史均无关（χ 2=0.38、2.29， P=0.535、0.130）。多因素分析显示，60岁及以上、男性、体质量过轻、吸烟和有呼吸系统既往病史是肺功能不达标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吸烟人群中，肺功能不达标者的吸烟量比肺功能达标者高（ t=-2.39， P=0.009）。 结论:肺功能不达标有较多危险因素，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开展肺功能检测并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策略，从而实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

目的:评估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PHC)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方法:2016年9月至12月，通过对京津冀地区43个区县327个基层卫生机构提取客观文件、对机构医务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对心血管疾病诊疗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药物可及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结果:⑴基础设施和服务：3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HC)和100.0%的乡镇卫生院(THC)可提供住院服务，20.5%的村卫生室(VC)不能检测血糖，98.1%的VC不能检测血脂；⑵人力资源：19.6%的CHC、THC、社区卫生服务站(CHS)医生学历在大专以下，32.4%的VC村医学历在中专以下，56.3%的CHC、THC和CHS，以及99.5%的VC没有为非在编职工提供法定的"四险一金"，30.0%的乡村医生已经超过60岁；⑶信息化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率在CHC、THC、VC中分别为40.0%、41.7%、0；⑷药物可及性：71.9%的基层机构备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s/ARBs)、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CCBs)、利尿剂全部四类常用抗高血压药物，2.1%的基层机构没有其中任何一种。结论: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整体较好，但仍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医生薪酬待遇，提升基层医生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城乡卫生资源布局，加强信息化建设，在提高三省市基层医药供应系统的协同性等方面需继续努力。

目的:分析北京市家庭医生的激励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参考。方法:2021年10—12月，选取北京市8个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5家)，从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40名家庭医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机构组织能力评价和家庭医生激励水平评价(包含工作价值、组织环境、个人发展和奖励报酬4个维度)，分析家庭医生激励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 χ2检验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共调查4 568名家庭医生，其激励水平综合评分为(3.75±0.81)分。其中，工作价值评分最高，为(3.89±0.77)分，其次为组织环境评分(3.69±0.92)分和个人发展评分(3.75±0.90)分，奖励报酬评分最低，为(3.46±1.00)分。年龄、文化程度、职称、工作年限和平均每周工作总时长负向影响家庭医生激励水平( P<0.05),平均月收入、参加培训和进修的频率以及机构组织能力正向影响家庭医生激励水平( P<0.05)。 结论: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激励水平有待提高，影响家庭医生激励水平的因素较多，建议适当提高家庭医生薪酬待遇、合理安排家庭医生工作量、加强家庭医生培养机制以及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织能力建设。

文章立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层面，对目前我国家庭医生签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复诊中存在的问题和实施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供基层卫生管理者参考。

开展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筛查有助延缓糖尿病病情进展。该研究基于前期构建的“基层糖尿病并发症筛查工作站”及“二筛三防”理念，提出基于并发症筛查工作站的医院-社区-家庭三元联动糖尿病管理策略。文章就该管理策略提出的背景来源、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实施流程等展开论述，以期为构建适宜实用且可推广的基层糖尿病管理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支撑。

医养结合是整合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使各地积极探索医养结合。作者参考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中交流与沟通、政策资源、政策执行者偏好和组织结构4个要素，对医养结合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模糊的政策执行标准，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政策资源的不足，地方政府、综合性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等政策执行者偏好的差异以及政策管理机构的权责分散，制约了医养结合政策的执行。目前医养结合政策仍处在探索尝试阶段，政府应继续对政策进行细化和修正，保障医养结合政策的顺利推进和长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