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再次手术的原因及对预后的影响因素，总结经验，规范手术范围及方式，减少可避免的再次手术。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行再次手术的60例PTC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不同区域肿瘤复发的临床特征描述及比较其与再次手术后复发的差异，分析再次手术原因及影响再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本研究中，患侧中央区及侧区淋巴结转移（lymph node metastasis,LNM）有11例（18.3%）；仅有患侧侧区淋巴结转移（lateral lymph node metastasis,LLNM）有34例（56.7%）；喉返神经后方LNM有6例（10.0%）；对侧LLNM有10例（16.7%）。单因素 χ 2分析发现再次手术后复发转移的患者，初次手术时年龄更大（ P=0.003），LNM数目更多（ P=0.037），再次手术前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Tg）水平更高（ P=0.034）。多因素分析中，初次手术LNM数目（ OR=1.174， P=0.008）、年龄（ OR=1.130， P=0.014）及再次手术前Tg水平（ OR=1.156， P=0.040）是手术后复发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局部淋巴结复发及持续状态是致再次手术的主要原因，初次手术LNMN及年龄影响再次手术预后。再次手术操作难度大、风险较高，术中应配合神经监测和冰冻活检来加强喉返神经及甲状旁腺功能的保护。

目的:总结儿童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免疫球蛋白G抗体相关疾病（MOGAD）的临床特征、治疗效果及预后，探讨MOGAD复发的标志物 。方法:对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首次发病并诊断为MOGAD的患儿进行追踪，分析比较单相病程及复发病程患儿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血清及脑脊液免疫标志物、治疗及转归。结果:入组患儿共22例，其中复发病程8例（36.4%），单相病程14例（63.6%）。两组间性别、发病年龄、首次发作时临床症状、改良Rankin量表评分、影像学病灶、血清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免疫球蛋白G抗体（MOG-IgG）滴度、糖皮质激素疗程、是否合并抗核抗体阳性、有无前驱感染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复发病程组多见抗体滴度持续不降甚至升高，甚至经治疗后仍有升高现象，而单相病程组无血抗体滴度升高病例，且血清抗体滴度下降者比例更高（单相病程组6/8，复发病程组2/8），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0）；复发病程组患儿首次发病时脑脊液MOG-IgG阳性率明显高于单相病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相病程组1/10，复发病程组4/6， P=0.036）。两组患儿一线免疫治疗均有效，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较急性期完全或部分恢复；对8例复发MOGAD患儿中7例予吗替麦考酚酯联合免疫治疗，年复发率显著降低［加药前年复发率2.06（1.36，2.34）次/年，加药后年复发率0（0，0）次/年， Z=-3.26， P=0.001］。对服用吗替麦考酚酯患儿定期监测体液免疫状态，随访过程中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超过1/3的儿童MOGAD复发，复发MOGAD患者血清MOG-IgG持续高滴度，甚至经治疗后仍有升高现象；首次发作脑脊液MOG-IgG阳性是复发的高危因素。复发MOGAD患者应用吗替麦考酚酯维持期治疗，可降低年复发率且耐受性良好。

目的:分析不同家族性分化型甲状腺癌(FDTC)与散发性分化型甲状腺癌(SDTC)患者首次 131I治疗(RIT)反应的临床转归及影响因素。 方法:对2016年1月至2022年1月间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接受RIT的120例FDTC与480例SDTC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两组患者首次RIT不同疗效反应，分析无病(NED)亚组的无病生存期(DFS)、生化疾病持续(BPD)及结构或功能性疾病持续(S/FPD)亚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并筛选未达到NED状态的危险因素。结果:首次RIT后FDTC及SDTC组达到NED、BPD及S/FPD状态的患者分别为56(46.7%)、50(41.7%)、14(11.6%)及284(59.1%)、160(33.3%)、36(7.5%)例( χ2＝10.10， P＝0.013)。末次随访时，FDTC及SDTC组达到NED、BPD及S/FPD状态的患者分别为71(59.1%)、36(30.1%)、13(10.8%)及337(70.2%)、114(23.7%)、29(6.1%)例( χ2＝8.99， P＝0.026)。家族性(F)－NED及散发性(S)－NED亚组患者5年DFS率分别为92.4%及97.4%；F-BPD及S-BPD亚组5年PFS率分别为88.3%及90.8%；F-S/FPD及S-S/FPD亚组5年PFS率分别为78.2%及79.6%。采用二元logistic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最大径、T分期、M分期、复发危险度分层、术后刺激状态甲状腺球蛋白(p-sTg)与患者否达到NED状态相关( χ2＝6.37～13.10， P<0.05)；采用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T分期、p-sTg是能否达到NED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χ2＝0.11～11.33， P<0.05)。 结论:初始RIT治疗反应有助于指导后续治疗和随访策略，SDTC患者临床转归优于FDTC患者，应提高FDTC患者前站RIT警惕性，对于p-sTg及T分期较高患者，应酌情增加首次RIT剂量、缩短随访间隔。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是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病（recurrent respiratory papillomatosis，RRP）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其入侵机体后可激活宿主免疫系统，包括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其中固有免疫是抵御HPV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在RRP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RRP患者免疫状态和病毒的共同作用下，HPV可逃逸固有免疫细胞的监视并破坏其抗病毒功能，让病毒持续存在，使感染进一步发展为肿瘤。本文就RRP患者的部分固有免疫细胞做一综述，阐述其在HPV感染后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PD)-1抑制剂，治疗合并中枢神经系统(CNS)受累的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R/R DLBCL)患者的过程，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选择2019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后合并CNS受累的R/R DLBCL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采取以PD-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200 mg/次，每2周1次)为主的多种方案治疗。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患者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过程中的相关临床病例资料及疗效，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对患者的随访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与所有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①患者1，男性，50岁，因"左眼胀痛1个月"就诊，并于2017年2月被诊断为DLBCL。患者经一线R-CH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治疗后，因CNS DLBCL复发，于2018年10月行auto-HSCT，2019年3月再次出现CNS和外周DLBCL复发。患者2，女性，44岁，因"扁桃体肿痛1个月"就诊，并于2016年7月被诊断为DLBCL。患者经一线R-CHOP方案治疗后复发，经二线R-DICE(利妥昔单抗+地塞米松+异环磷酰胺+顺铂+依托泊昔)方案治疗后，再次获得完全缓解(CR)，并于2018年5月行auto-HSCT。患者于2018年12月，再次复发。②患者1先后接受13次以卡瑞利珠单抗为主的方案治疗，在接受第10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获得部分缓解(PR)，接受第13次治疗后，获得不确定的CR(CRu)。截至随访结束，患者仍处于良好的持续缓解状态。患者2接受5次含卡瑞利珠单抗方案治疗无效，此后死于疾病进展。③在接受第4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患者1的血清和脑脊液标本中均检测到卡瑞利珠单抗，浓度分别为34 968.86和494.57 ng/mL；患者2血清标本中卡瑞利珠单抗浓度为26 538.14 ng/mL，但其脑脊液标本中卡瑞利珠单抗检测值低于仪器检测下限。④文献复习结果：目前尚无能够预示PD-1抑制剂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PD-1抑制剂单药，除对几种特定类型淋巴瘤显示出较好疗效外，对于R/R DLBCL患者的治疗反应率较低，PD-1抑制剂联合其他治疗方案，可能有助于提高此类患者的疗效。结论:R/R DLBCL患者接受PD-1抑制剂后，可对其开展血清和脑脊液药物浓度检测。脑脊液中检测到PD-1抑制剂，可能预示其对CNS病灶有效，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脑脊液中药物浓度与疗效有无直接相关性。

伴随家庭睡眠呼吸暂停监测（HSAT）技术的进步以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家庭诊疗模式临床循证数据的增加，采用不同种类生物信号采集技术的HSAT设备越来越广泛应用于成人OSA的诊断。HSAT应用于OSA的诊断需结合全面的睡眠及临床评估；HSAT可用于临床评估高风险的中重度单纯OSA患者的诊断，但不能用于排除诊断；对于合并严重心肺疾病、脑血管疾病、神经肌肉疾病等伴发疾病或疑诊合并其他类型睡眠疾病的患者首选多导睡眠监测（PSG），HSAT用于上述疾病状态下OSA诊断需考量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及伴发疾病、患者个人的倾向性、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及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等因素，在遵照基本诊疗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选取适宜的诊断工具；对于行动不便或病情危重需尽快启动干预治疗的OSA患者，可考虑应用HSAT；HSAT可用于合并存在心脑血管疾病等高危人群的OSA筛查；对于OSA的非气道正压通气（PAP）治疗，建议采用多通道诊断级别HSAT或PSG评估疗效；OSA患者启动PAP治疗后如果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体重波动，或依从性良好、但症状复发或持续无缓解，或新发心血管疾病或原有心血管疾病恶化，可复查HSAT或PSG；鉴于目前HSAT监测设备自动判读的准确性有限，须对原始数据进行人工回顾判读；HSAT设备类型的选择、结果的正确解读及据此制定的诊疗方案需由睡眠专业医生指导实施；鉴于尚缺乏足够的临床验证，目前不推荐消费者级别的睡眠监测设备用于成人OSA的诊断。

患者男，48岁，因"慢性肾衰竭行血液透析5年，左上肢肿胀伴透析时心悸、恶心、呕吐不适1周"就诊，为进一步诊治于2022年3月4日以"慢性肾衰竭维持透析，左前臂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并发肿胀手综合征"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肾内科。既往病史：高血压病史12年，规律服用降压药，平时血压维持在140~150/80~90 mmHg(1 mmHg＝0.133 kPa)，近期血压波动，间断高达170~180/100 mmHg。3年前曾患"脑出血"，遗留右上肢肌力减弱后遗症，偶有癫痫发作。体格检查：意识清，精神可，言语迟钝，反应慢；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存在；左上肢及颜面部肿胀发紫，左侧颈静脉怒张，左前胸壁静脉曲张；左前臂动静脉内瘘处可触及震颤，可闻及血管杂音；右侧肢体肌力Ⅳ级，余肢体肌力Ⅴ级。行影像学检查。①颈静脉及上肢血管超声检查：左侧颈内静脉(internal jugular vein，IJV)扩张，IJV血流持续反向，锁骨下静脉(subclavian vein，SCV)血流部分汇入头臂静脉，部分经IJV瓣膜口逆流达IJV远心段，SCV及IJV均呈动脉化血流频谱，IJV瓣口处峰流速120 cm/s；左侧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吻合口宽5.1 mm，肱动脉流量约3 500 ml/min，桡动脉远心端血流逆向汇入内瘘(图1)；②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升主动脉增宽，左、右心房增大；③中心静脉计算机断层扫描静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CTV)：左侧头臂静脉汇入上腔静脉处狭窄(图2)；④头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及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左侧外囊软化灶伴含铁血黄素沉积，左侧大脑脚华勒变性；时间飞跃法MRA(time of flight MRA，TOF-MRA)示左侧海绵窦、岩下窦、横窦、乙状窦显影，呈动静脉瘘样血流(图3)。诊断明确后分别予以左头臂静脉裸支架植入术及左SCV覆膜支架植入术，左前臂人造血管桡动脉－头静脉内瘘重建术(图4)。术后1周内患者上肢肿胀逐渐恢复正常，透析时头痛等不适症状消失，超声复查显示内瘘流量下降至1 500 ml/min左右，IJV反流停止，血流呈淤滞状态。术后半年超声复查，IJV反流又复发同术前，不伴明显不适症状。

目的:探讨靶向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2年1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收治的接受靶向BCMA的CAR-T治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MM的3例患者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3例MM患者移植后复发时骨髓浆细胞分别为23.5%、6.5%、34.5%。经过靶向BCMA的CAR-T治疗，3例均达到完全缓解（CR），均出现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其中1例为1级CRS，2例为2级CRS。3例患者输注CAR-T后，CAR-T均出现扩增及细胞因子的变化。1例在CAR-T治疗后30个月时疾病再次复发，2例仍处于持续CR状态。结论:靶向BCMA的CAR-T对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MM患者具有较好疗效和安全性。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已在治疗血液肿瘤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功，然而大部分患者在接受CAR-T免疫治疗后复发，复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CAR-T耗竭。研究发现，CAR-T耗竭和程序性死亡受体(PD)-1的持续表达，以及与PD配体(PD-L)1的相互作用有关。靶向抑制PD-1/PD-L1信号通路可以部分逆转CAR-T耗竭的状态，提高CAR-T抗肿瘤活性。笔者拟就PD-1/PD-L1信号通路参与肿瘤免疫逃逸，抑制CAR-T抗肿瘤活性，以及靶向抑制PD-1/PD-L1信号通路联合CAR-T免疫疗法治疗血液肿瘤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目的:探讨持续/复发甲状腺乳头状癌（PTC）再手术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与不同再复发风险因素下的生存状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四川省肿瘤医院收治的69例行再次甲状腺手术且两次手术术后病理诊断均为PT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1例，女性48例，年龄14~85岁。根据初治术后影像学状态分为复发组（42例）和疾病持续状态/残留组（简称残留组，27例），计算再手术时同侧气管旁淋巴结转移阳性率，结果采用卡方检验比较。针对不同复发危险因素分组，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复发组的同侧气管旁淋巴结转移阳性率（35.7%，15/42）与残留组（63.0%，17/2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91， P<0.05）。再手术术后随访60~104个月，中位随访时间66个月，8例患者失访；发生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2例（2.9%），永久性喉返神经麻痹1例（1.4%）；20例患者出现结构性复发和/或远处转移。5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为92.8%，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68.1%。对相关危险因素（年龄≥55岁、复发肿瘤直径≥4 cm、阳性淋巴结数目≥10个、明显包膜外侵犯）进行生存分析，其中年龄、复发肿瘤直径对于无复发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6.36、8.17， P值均<0.05）。对于是否存在淋巴结结外侵犯（extranodal extension，ENE），将ENE（+）组与ENE（-）组无复发生存率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2， P<0.05）。 结论:针对持续/复发PTC患者，再手术术中注意保护甲状旁腺及喉返神经，对年龄≥55岁、复发肿瘤直径≥4 cm以及ENE（+）患者及时有效地进行术后随访可以改善其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