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在骨关节感染诊断中的潜在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市胸科医院脊柱外科2019年1月至12月临床确诊为骨关节感染的37例住院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过穿刺或手术途径获取感染病灶核心部位组织样本，分别对样本进行分枝杆菌、需氧菌和厌氧菌常规培养，结核分枝杆菌(MTB)-DNA扩增检测及mNGS检测。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mNGS和常规培养病原体及单纯细菌感染检出率。以临床确诊为金标准，比较常规培养、mNGS和MTB-DNA扩增检测对骨关节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诊断效能，同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三种方法在骨关节结核诊断中的价值。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患者抗感染治疗前后白细胞(WBC)计数、红细胞沉降率和C-反应蛋白。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37例患者年龄32～90岁。感染部位：31例为脊柱，6例为其他骨关节。入院前症状：12例患者表现为感染部位疼痛和发热，11例表现为疼痛，5例表现为疼痛和活动受限，5例表现为疼痛、发热、乏力及食欲减退，2例表现为疼痛、发热及活动受限，1例表现为疼痛伴体质量减轻，1例表现为疼痛、发热伴腹泻。mNGS共发现3类病原微生物，累计检出频次为42例次，其中细菌39例次(包括10个菌属)，占92.8%(39/42)；真菌2例次，占4.8%(2/42)；柯克斯体1例次，占2.4%(1/42)。37例患者中单纯细菌感染29例，占78.4%(29/37)；单纯真菌感染2例，占5.4%(2/37)；单纯柯克斯体感染1例，占2.7%(1/37)；5例患者同时检测出两种及以上病原体，占13.5%(5/37)。37例患者mNGS和常规培养病原体检出率分别为100.0%(37/37)和67.6%(25/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987， P<0.05)；29例单纯细菌感染患者mNGS和常规培养检出率分别为100.0%(29/29)和69.0%(20/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6.913， P<0.05)。常规培养、mNGS和MTB-DNA扩增检测诊断骨关节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58(95% CI：0.866～1.000， P<0.05)、1.000(95% CI：1.000～1.000， P<0.05)和0.958(95% CI：0.866～1.000， P<0.05)，诊断效能均较好。37例患者均根据mNGS及常规培养结果进行针对性抗感染药物治疗，其中28例接受手术干预。随访至2020年4月30日，1例患者死亡。随访3个月后患者WBC计数、红细胞沉降率和C-反应蛋白分别为(5.5±1.5)×10 9/L、(41±38)mm/h和(5.0±4.6)mg/L，均低于抗感染治疗前水平[(8.0±2.9)×10 9/L、(79±42)mm/h和(63±52)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536、8.302和6.373， P均<0.05)。 结论:mNGS对于骨关节感染的鉴别诊断可能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目的:分析中国25家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早产儿真菌败血症的发生现状和危险因素，为探讨真菌败血症预防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对“基于证据的质量改进方法降低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院内感染发生率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建立的早产儿临床数据库资料进行二次分析，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8年4月生后7 d内收入中国25家三级医院NICU的24 731例早产儿的真菌败血症发生现况。根据早产儿是否发生真菌败血症分为真菌败血症组和未发生真菌败血症组，分析真菌败血症的发生率和病原。使用χ 2检验比较不同出生胎龄、不同出生体重和不同NICU早产儿真菌败血症发生率。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比较真菌败血症组和未发生真菌败血症组早产儿预后。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144例真菌败血症组早产儿和288例无真菌败血症组早产儿，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发生真菌败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24 731例早产儿中166例（0.7%）发生真菌败血症，真菌败血症早产儿出生胎龄为（29.7±2.0）周，出生体重为（1 300±293）g，其中87.3%（145/166）为出生胎龄<32周的早产儿。出生胎龄和出生体重越低，真菌败血症的发生率越高（均 P<0.001）。极早产儿和超早产儿真菌败血症发生率分别为1.0%（117/11 438）和2.0%（28/1 401），极低出生体重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中分别为1.3%（103/8 060）和1.7%（21/1 211）。3家NICU无真菌败血症发生，其余22家NICU真菌败血症的发生率范围为0.7%（10/1 397）~2.9%（21/7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166例早产儿真菌败血症病原菌主要为念珠菌150例（90.4%），其中白色念珠菌有59例、非白念珠菌有91例，非白念珠菌以近平滑假丝酵母菌（41例）为主。真菌败血症早产儿发生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调整 OR=1.52，95% CI 1.04~2.22， P=0.030）和严重早产儿视网膜病（调整 OR=2.55，95% CI 1.12~5.80， P=0.025）风险增加。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调整 OR=2.50，95% CI 1.50~4.17， P<0.001）、长时间中心静脉置管（调整 OR=1.05，95% CI 1.03~1.08， P<0.001）和长时间使用全肠外营养（TPN）（调整 OR=1.04，95% CI 1.02~1.06， P<0.001）均是发生真菌败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中国NICU早产儿真菌败血症主要病原为白色念珠菌和近平滑假丝酵母菌。真菌败血症早产儿发生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和严重早产儿视网膜病风险增加。使用广谱抗菌药物、长时间中心静脉置管和长时间使用TPN可增加早产儿发生真菌败血症的风险。后续需针对这些危险因素采取措施以降低NICU真菌败血症发生率。

目的:总结儿童紫癜性肾炎(Henoch-Sch?nlein purpura nephritis，HSPN)合并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PJP)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情况。方法:回顾性总结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4例HSPN合并PJP患儿的高危因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指标、肺部影像学特征、治疗与转归等临床资料。结果:4例HSPN合并PJP患儿中，男2例，女2例，年龄5~13岁，发病前均接受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3.5~5个月)。4例患儿均以干咳少痰、发热、进行性呼吸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发病早期肺部均未闻及干湿性啰音。4例患儿的实验室检查显示，3例动脉血氧分压降低(45~83 mmHg, 1 mmHg＝0.133 kPa)，1例未行血气分析检测，4例外周血CD4 +T细胞计数均降低(0.089×10 9/L~0.493×10 9/L)，4例血清乳酸脱氢酶均升高(414~1 604 U/L)，3例血浆1，3-β-D-葡聚糖水平升高(499.5~1 638.0 pg/ml)，1例未记录1，3-β-D-葡聚糖结果，2例血清涎液化糖链抗原-6升高(1 227~1 460 U/ml)，2例未行涎液化糖链抗原-6检测。4例患儿的胸部CT均呈双肺弥漫性间实质改变，以间质病变为主，1例合并胸腔积液。2例患儿痰液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采用PCR检出耶氏肺孢子菌的特异性基因片段，2例肺孢子菌病原学检测阴性。4例患儿均接受甲氧苄啶-磺胺 唑治疗，其中2例因病情严重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并联合应用卡泊芬净抗肺孢子菌感染，4例患儿根据合并感染的情况加用抗细菌、抗真菌及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1例死亡，3例治愈。 结论:规范、谨慎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是预防PJP发生的关键；监测外周血CD4 +T细胞计数，必要时行预防性治疗；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有助于确诊PJP；一旦临床诊断PJP，应尽早进行抗肺孢子菌治疗，甲氧苄啶-磺胺 唑联合卡泊芬净可能是治疗重症患儿的有效方案。

制定再版物联网辅助评估和管理肺结节中国专家共识，目的为在原基础上通过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数字化、数字问题程序化，程序问题体系化"的策略，将肺结节诊治中国共识和亚太指南融入"AI肺结节管理程序"(PNapp 5A)和初评与研判二流程体系，将手工业作坊式诊疗模式提升为达到国家和国际标准的物联网流水作业工程。(1)初评流程，由初诊医师和初评专家执行PNapp 5A的1A~3A程序。1A(Ask，询问)：录入吸烟史、肿瘤家族史、职业粉尘接触史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病史等；2A(Assessment，评估)：应用影像学评估肺结节外观、内涵的良恶性特点和随访变化；3A(Advice，建议)：完成鉴别诊断所需肿瘤标志物、真菌和结核等常规检查。其后PNapp 5A自动反馈智能评估的肺结节恶性风险级别(低、中、高)，然后由初诊医师管理低级风险患者；对中、高度风险患者则建议AI和循环异常细胞等个体化检查，供初评和研判专家会诊参考；高度风险患者则需进入下述程序。(2)研判流程，由研判专家执行PNapp 5A的4A和5A程序。4A(Arrangement，安排)：有活检适应证者，首先顺序选择支气管镜引导(包括支气管内超声或磁导航支气管镜等)的非手术活检；不合适支气管镜检查或者有转移可能者，可考虑经胸壁针吸活检术。不能除外感染者，可考虑经验性抗生素治疗1~2周后复查；肺结节<10 mm者，可根据共识、指南安排随访。肺结节>10 mm难以确诊者应考虑为难定性肺结节，建议邀请更有经验的研判专家与AI系统交流互动(人机多学科会诊)会诊提供诊疗意见。5A(Assistance，辅助)：根据组织病理、分子病理和分期、实施术后常规管理，也可参考AI、循环异常细胞和表观遗传等个体化信息，制定个体化防治复发和转移方案，最终实现"名医治未病，大医惠众生"愿景。

目的:了解抗病毒治疗（ART）后不同免疫重建水平HIV感染者的基线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差异。方法:以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随访超过24个月成年初治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基线CD4 + T淋巴细胞计数<200、200~350和>350个/μl的不同水平分为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采用Kruskal-Wallis H和 χ2检验分析不同组的基线社会人口学特征、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差异。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3 900例，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分别为385例（9.9%）、1 206例（30.9%）和2 309例（59.2%）。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TG、TC、FPG、AST、ALT及总胆红素等生化指标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合并肺结核、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播散性真菌病、食管念珠菌病、肺外结核、皮炎、口腔念珠菌感染、口腔黏膜毛状白斑、持续腹泻≥1个月及持续或间断发热≥1个月等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占比明显高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后获得不同免疫重建水平的HIV感染者基线生化指标和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存在明显差异，需加强基线异常生化指标的监测和合并症的诊治。

目的:利用宏基因二代测序(mNGS)技术，检测其和传统培养法的区别，探讨病原微生物及检出序列数与感染患者病情程度和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19年9月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就诊的94例患者样本。分别进行传统培养和mNGS检测，对2种技术的诊断效果、假阳性率、假阴性率进行了分析。然后收集感染组75例患者的血液标本和临床信息，根据mNGS是否检出病原体将患者分为检出组(51例)和未检出组(24例)。测定外周血白细胞、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中性粒细胞计数，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血清中细胞因子的浓度。分析患者病原体检出率与病情严重程度、住院时间等相关性分析。结果:纳入的94例样本中，感染组75例(79.79%)，非感染组16例(17.02%)，未知组3例(3.19%)。样本类型中血液占比最多(34/94)，其次为肺泡灌洗液(28/94)、组织、痰液、胸水、脓液等。下呼吸道感染所占比例最高(60/94)，其次是血流感染、胸水、中枢系统感染、心血管系统感染等。mNGS的敏感度显著高于培养法( χ2＝－223.107， P<0.05)。mNGS的特异度与培养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840， P＝0.05)。感染未检出组患者住院时间也明显高于检出组( t＝4.724， P<0.05)。单因素分析发现检出组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显著高于未检出组( t值分别为－8.848、－4.724、－4.335、－4.335， P值均<0.05)；检出组中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2R、白细胞介素8水平均高于未检出组( t值分别为－5.585、－7.258、－4.678， P值均<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去除混杂因素后，显示性别、年龄、白细胞介素2R与病原体检出阳性有关。 结论:mNGS在结核、真菌、病毒和厌氧菌诊断方面优势更明显，其阳性率高于传统方法3倍以上。感染患者的病原体检出率较高，其检出病原体核酸序列是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有显著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晚发型脓毒症（LOS）的发生概况及其不良预后。方法:采用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北方新生儿协作网（SNN），收集并分析2018至2021年35家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6 639例VLBWI的一般资料、围生期情况及不良预后发生情况。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发生LOS，分为LOS组和无LOS组，LOS组根据是否合并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及化脓性脑膜炎分为3个亚组。采用χ2 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LOS与不良预后的关系。 结果:6 639例VLBWI中男3 402例（51.2%），发生LOS 1 511例（22.8%），其中超低出生体重儿（ELBWI）及超早产儿LOS的发生率分别为33.3%（392/1 176）和34.2%（378/1 105）；LOS组死亡157例（10.4%），其中LOS并发NEC组死亡48例（24.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LOS并发NEC组与病死率和3~4级脑室内出血（IVH）或脑室周围白质软化（PVL）、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宫外生长发育迟缓（EUGR）发生率的增加均相关（ OR=5.27、2.59、3.04、2.04，95% CI 3.60~7.73、1.49~4.50、2.11~4.37、1.50~2.79，均 P<0.01）；LOS并发化脓性脑膜炎组与病死率和3~4级IVH或PVL、中重度BPD发生率的增加均相关（ OR=2.22、8.13、3.69，95% CI 1.30~3.77、5.22~12.67、2.49~5.48，均 P<0.01），而LOS不并发NEC或化脓性脑膜炎组仅与中重度BPD发生率的增加相关（ OR=2.20，95% CI 1.83~2.65， P<0.001）。排除污染菌后，血培养阳性共456例，其中革兰阴性菌265例（58.1%），革兰阳性菌126例（27.6%），真菌65例（14.3%）；最常见的致病菌为肺炎克雷伯菌147例（32.2%），其次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72例（15.8%），再次为大肠埃希菌39例（8.6%）。 结论:VLBWI的LOS的发生率较高，常见致病菌依次为肺炎克雷伯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及大肠埃希菌；LOS与中重度BPD不良预后相关，并发NEC时预后差，病死率最高，并发化脓性脑膜炎时增加脑损伤的风险。

目的:探讨极低出生体重儿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PICC）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s，CRBSI）的病原学及临床特点。方法:选择2018年11月至2021年10月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PICC后发生CRBSI的极低出生体重儿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将细菌感染的患儿分为革兰阴性（G -）菌组和革兰阳性（G +）菌组，比较两组患儿的一般情况、PICC留置时间、留置部位、感染时体重、脂肪乳和预防性抗生素使用情况、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共纳入70例CRBSI患儿，检出70株病原菌。G -菌占50.0%（35/70），以肺炎克雷伯菌（34.3%，12/35）和粘质沙雷菌（34.3%，12/35）为主，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更严重；G +菌占47.1%（33/70），主要为表皮葡萄球菌（45.5%，15/33），大多为耐甲氧西林菌株（86.7%，13/15），蜡样芽孢杆菌仅占6.1%（2/33），但2例蜡样芽孢杆菌CRBSI均导致患儿很快死亡；真菌占2.9%（2/70）。患儿主要临床表现为呼吸暂停，最常见的并发症为休克，G +菌组与G -菌组在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预后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G +菌组胎龄、感染时脂肪乳用量均大于G -菌组，感染时体重小于G -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极低出生体重儿PICC引起的CRBSI多为条件致病菌，根据临床表现及常规生化检查难以判断感染菌种，但胎龄较大、体重较小、脂肪乳用量较大者更易感染G +菌。

目的:探讨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对其预后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9例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例，女4例。平均年龄62(50～69)岁。肿瘤位于肾脏3例，膀胱2例，睾丸4例。首发症状：肾肿瘤3例中2例为发热(1例伴腹痛及体重减轻)，1例为体检发现肾盂占位；膀胱肿瘤1例为肉眼血尿伴腹痛，1例为尿急、尿痛；4例睾丸肿瘤均为睾丸无痛性肿大。5例行CT检查见低密度肿物伴轻中度强化，4例睾丸肿瘤行B超检查提示不规则、不均质肿块内见血流信号。术前诊断均为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6例接受手术，3例行病灶穿刺获取病理。9例中4例接受手术治疗联合化疗，2例仅接受化疗，2例仅接受手术治疗，1例未治疗。肾肿瘤3例中，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术后予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利妥昔单抗(R-CHOP)方案静脉化疗；1例肾盂占位性病变者行腹腔镜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术后予R-CHOP方案静脉化疗；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术后患者拒绝进一步治疗。2例膀胱肿瘤者均行TURBT，术后均拒绝放化疗。4例睾丸肿瘤者中，3例行患侧睾丸切除术，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3例行R-CHOP方案化疗，1例于外院行化疗及对侧睾丸放疗，具体方案不详；4例均行鞘内注射化疗药物(甲氨蝶呤15 mg＋阿糖胞苷50 mg＋地塞米松5 mg)预防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结果:本组9例术后恢复顺利，无手术及穿刺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病理诊断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8例为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1例睾丸淋巴瘤为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按照Ann Arbor分期标准进行临床分期，确诊时Ⅰ～ⅡE期4例，ⅢE～ⅣE期5例。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0～2分6例，≥3分3例。随访时间平均18(6～66)个月。7例存活，其中3例完成化疗者中，2例完全缓解(睾丸淋巴瘤ⅡE期IPI评分1分和ⅣE期IPI评分2分各1例)，1例部分缓解(肾盂淋巴瘤ⅣE期IPI评分3分)；3例拒绝化疗者未见肿瘤复发或进展(膀胱淋巴瘤2例和肾盂淋巴瘤1例，均为ⅠE期IPI评分1分)；1例化疗2个周期后因出现细菌真菌混合感染性肺炎停止化疗(睾丸淋巴瘤ⅢE期IPI评分3分)。肾淋巴瘤ⅢE期IPI评分3分1例和睾丸淋巴瘤Ⅲ期IPI评分2分1例，分别于确诊后6个月、17个月因肿瘤进展死亡。结论: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以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为主，临床表现特异性差，诊断时应根据症状及影像学表现与其他常见肿瘤进行鉴别，避免误诊误治。组织病理学是诊断的金标准，R-CHOP方案化疗为首选治疗手段。

近年来中国肺移植技术发展迅速，感染仍是肺移植术后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其中包括侵袭性真菌病。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发病率高，是影响术后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真菌还可通过免疫途径诱发排斥反应，导致急、慢性移植物功能丧失。为规范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肺移植学组根据国际指南与共识及中国《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临床诊疗规范(2019年版)》 [1,2,3,4,5,6]，结合近期国内、外临床证据，针对肺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在流行病学、诊断、预防、治疗方面的特殊性制定本规范，以期为中国肺移植临床医师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