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多模态影像定量参数及 CA125 等血清学特征在Ⅱ型上皮性卵巢癌(EOC)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术前临床、影像学资料,按术后病理诊断将患者 96 例分为两种类型,Ⅰ型 41 例,Ⅱ型 55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腹盆腔CT增强检查及MRI检查,分别测量记录病灶实性成分平均ADC值、CT值(平扫、动脉期、静脉期、延迟期),计算CT值差、CT强化率,记录肿瘤标志物CA125、HE4,将ADC值、CT值、CT值差、CT强化率、CA125及HE4 分别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相关性分析,并绘制ROC曲线用于评价Ⅱ型上皮性卵巢癌诊断性能.结果 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CA125、HE4、年龄、静脉期CT强化率、延迟期CT值差、ADC值)纳入多因素回归模型中,得出ADC值(OR:1.49,95％CI 0.99～2.00),CA125(OR:1.10,95％CI 1.00～1.15)及HE4(OR:1.20,95％CI 0.99～1.26)是Ⅱ型EOC诊断的独立影响因素;CA125、HE4、ADC及三者联合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2、0.75、0.85、0.88;ADC截断值为 1.005×10-3mm2/s,CA125 截断值为 381 U/ml,HE4 截断值 196 Pmol/l时,诊断Ⅱ型上皮性卵巢癌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5.7％、74.9％、78.6％,61.5％,66.7％、82.6％,三者联合诊断Ⅱ型上皮性卵巢癌的敏感度、特异度为 81.5％、83.1％.结论 基于ADC值联合CA125、HE4 肿瘤标志物建立的Logistic模型能有效地诊断Ⅱ型上皮性卵巢癌.

目的:分析N 0-N 1期鼻咽癌患者颈部Ⅱa区可疑淋巴结临床靶区（CTV）减量照射的安全性和对下颌下腺及远期静息口干保护的临床意义，探讨多模态影像对可疑阳性淋巴结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7年4月江苏省肿瘤医院同一治疗组连续收治的T 0-4N 0-1M 0期初诊鼻咽癌患者，收集临床、放射治疗计划、多模态影像等相关资料。所有患者均采用颈部Ⅱa区个体化调强放疗（IMRT）、CTV处方剂量50.4 Gy（命名为CTV50）的优化方案。患者治疗中接受磁共振成像（MRI）、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MRI-DWI）、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成像（PET-CT）及重复增强定位CT等检查，监测和评估可疑淋巴结影像学特征和治疗反应。用配对 t检验比较下颌下腺在降量照射后与标准治疗计划（CTV50∶CTV60）的剂量学差异。患者远期口干程度采用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RTOG）晚期放射损伤标准、江苏省肿瘤医院多维度放射性口干评估量表和简化版口腔干燥量表（SXI）进行评估，用秩和检验分析口干程度差异。 结果:共106例患者纳入研究，共149侧颈淋巴结阴性，其中73侧Ⅱa区可辨认淋巴结数≤3枚，76侧>3枚。106例患者中N 1期行对侧单颈Ⅱa区优化63例，行双颈Ⅱa区优化43例（N 0期及仅有咽后淋巴结转移的N 1期患者）。共发现109枚最大横断面上短径>5 mm的可疑淋巴结，其中105枚淋巴结门结构清晰，93例长短径之比≥1.5，76例PET-CT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2.5。CTV优化区域内未发现淋巴结复发。优化后肿瘤靶区的大体肿瘤体积（GTV）平均剂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下颌下腺的D mean、V 39 Gy显著低于未优化的常规计划（ P<0.01）。下颌下腺单侧和双侧优化患者的远期口干和静息口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 0-N 1期鼻咽癌患者颈部Ⅱa区进行CTV50减量照射的优化方案是安全有效的，下颌下腺剂量学优势明显，患者静息状态下口干主观反应良好。对于未达诊断标准的可疑淋巴结需要综合增强CT、MRI-DWI及PET-CT等多模态成像进行个体化评估处理。

目的:观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相关急性黄斑神经视网膜病变（AMN）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多模式影像特征。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COVID-19相关AMN患者12例24只眼纳入研究。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底彩色照相、红外眼底照相（IR）、光相干断层扫描（OCT）、OCT血管成像（OCTA）、视野检查以及全身肺部CT、实验室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均给予口服甲钴胺、银杏叶提取物治疗；给予静脉滴注地塞米松治疗6例。随访时间4周。回顾分析患眼临床表现和多模式影像特征及治疗结果。结果:12例24只眼中，男性1例2只眼，女性11例22只眼；年龄（29.00±5.17）岁。出现流感症状并确诊COVID-19至出现双眼视力下降的时间为1~2 d。急性期（COVID-19后出现眼部症状至就诊时的病程1~5 d）、进展期（病程>5 d）分别为5例10只眼和7例14只眼。患眼BCVA 0.02~0.9。肺部CT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未见明显异常。眼底彩色照相检查，患眼黄斑区均可见片状深红色病灶；IR表现为黄斑区弱反射灶；OCTA表现为视网膜深层毛细血管丛血流密度降低16只眼。OCT检查，急性期可见外核层（ONL）和（或）外丛状层（OPL）强反射带伴其下椭圆体带（EZ）、嵌合体带（IZ）弱反射；进展期部分ONL变薄，EZ、IZ连续性中断。横断面（en-face）OCT检查，急性期ONL/EZ可见边界清晰的强反射区域；进展期ONL/EZ无强反射区域，仅见EZ/IZ与IR所示大小形状一致的弱反射区域。随访期间，急性期5例患者均主诉视力提高、暗点缩小；进展期7例患者视力及视野变化不明显。急性期10只眼，OCT B扫描1周内ONL、OPL强反射带逐渐消失；en-face OCT可见ONL/EZ强反射灶在1~2周内逐渐缩小消退，始终可见EZ/IZ大小形态基本不变的弱反射区。结论:COVID-19相关AMN特征性表现为IR弱反射病灶；OCT急性期ONL、OPL强反射带，进展期EZ、IZ连续性中断；en-face OCT急性期ONL/EZ可见强反射区域，并可观察到1~2周内逐渐缩小消退，任何时期均可见EZ/IZ与IR所示大小形状一致的弱反射区域。

目的:探讨睡眠剥夺状态下健康志愿者脑葡萄糖代谢和血流灌注的改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睡眠剥夺后脑功能损伤的具体脑区定位。方法:前瞻性选取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郑州大学人民医院的17名健康志愿者[男8名、女9名，年龄(22.5±1.7)岁]，对志愿者进行2次磁共振三维(3D)动脉自旋标记(ASL)及 18F-FDG PET/CT显像，第1次在正常睡眠后2 h，第2次在睡眠剥夺24 h后。应用统计参数图(SPM)软件对3D-ASL图像和 18F-FDG PET/CT图像处理，分别得到睡眠剥夺前后脑代谢及灌注差异激活图，再获得代谢及灌注差异共同激活脑区图。将异常激活的脑区设为ROI，获得其脑血流量(CBF)值及SUV比(SUVR)值(以小脑为参考区)，采用配对 t检验及Pearson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受试者睡眠剥夺后脑代谢与脑灌注均减低，且异常脑区相似，脑代谢减低的脑区明显多于灌注减低的脑区；睡眠剥夺后代谢及灌注共同减低的脑区集中于额叶、颞叶、顶叶等脑区；睡眠剥夺后受试者左侧背外侧额上回CBF值及SUVR值有相关性( r＝0.58， P＝0.014)。受试者睡眠剥夺后全脑平均CBF值[(46.32±7.39) ml·100 g -1·min -1]及SUVR值(1.46±0.04)均低于睡眠剥夺前全脑平均CBF值[(54.91±6.51) ml·100 g -1·min -1]及SUVR值(1.53±0.0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2.67、-3.72， P值：0.012、0.001)。 结论:初步揭示了睡眠剥夺后受试者脑功能损伤的具体脑区定位。对于睡眠剥夺脑功能研究， 18F-FDG PET/CT与3D-ASL具有一致性且前者更为敏感。左侧背外侧额上回可能是睡眠剥夺后脑功能损伤的核心脑区。

目的:在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三维解剖模型中分析远外侧入路不同操作轨迹与枕骨大孔前部的解剖显露之间的数据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解放军总医院和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自2015年9月至2019年1月收治的50例三叉神经痛患者的多模态影像资料并输入虚拟现实系统构建后颅窝三维解剖模型。选取枕髁关节面后缘作为远外侧入路开颅起始点，在颅底骨性结构中分别选择同侧舌下神经管开口、颈静脉结节前缘和枕骨大孔前缘作为暴露目标，以开颅起始点与3个暴露目标之间连线为轴线做出一个半径为5 mm的圆柱模拟远外侧入路显露枕骨大孔前部的手术路径，路径按1、2、3依次命名。观察不同路径操作空间大小，记录每种路径经过某种解剖组织的频数并测量解剖结构的体积。结果:3种路径操作空间体积、经过的骨性结构和后组颅神经体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路径3操作空间体积较路径1、2明显增大，路径2经过的骨性结构和后组颅神经体积较路径1、3明显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的远外侧入路中采集数据有助于揭示路径操作空间中解剖关系，为选择最佳手术路径提供依据。

目的:研究功能神经导航下联合荧光素钠在颅内恶性肿瘤手术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自2016－2019年经手术治疗的颅内恶性肿瘤患者50例，术前影像学检查包括头颅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computed tomographty，CT)、计算机体层摄影血管造影(computer tomographic angiography，CTA) 、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平扫及增强序列及核磁共振血管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磁共振静脉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m，MRV)、核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核磁共振灌注成像(perfusion imaging，PWI)、核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核磁共振波谱分析(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序列扫描，并在术前将其与博医来功能神经系统导航工作站进行多模态图像融合制定导航计划，术中功能导航联合小剂量荧光素钠(2 mg/kg)进行手术。术中神经导航确定肿瘤的位置及与主要纤维传导束锥体束及大血管的空间关系，以及术中Pentero900蔡司显微镜黄荧光模式下显示肿瘤与正常脑组织的边界进行肿瘤的切除。结果:胶质瘤38例，肺癌脑转移瘤10例，肾透明细胞癌脑转移1例，梭形细胞肿瘤1例。术前神经导航定位肿瘤与锥体束的准确率达95%。术后3 d复查头部MRI，与术前病变比较，判断肿瘤的切除程度，本组病灶全切除38例 (76%)，次全切除12例(24%)。患者6个月生存率为85.9%、12个月生存率为53.1%、18个月生存率为24.5%，生存时间为(15.0±3.2)个月。结论:多模态功能神经导航联合荧光素钠染色可以实时定位和标记肿瘤，提高肿瘤切除率，改善脑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

目的:构建基于临床及影像学参数的预测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病因分型的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3月至2021年12月在北京医院接受血管内治疗的AIS患者，根据其血栓性质分为大动脉粥样硬化（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 LAA）和心源性栓塞（cardioembolism, CE）。通过LASSO回归筛选与病因分型最相关的临床和影像学参数，并通过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建立预测AIS病因分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探讨相关临床和影像学参数在分型中的预测价值。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诊断效能。 结果:共纳入136例接受血管内治疗的前循环大血管闭塞AIS患者，其中CE 62例（45.6%），LAA 74例（54.4%）。将单变量分析中 P<0.10的变量纳入LASSO回归以筛选相关变量，最终性别、基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半暗带/梗死核心比、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和血小板计数（platelet, PLT）进入多变量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性别[优势比（odds ratio, OR）2.632，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048~6.607； P=0.039]、基线NIHSS评分（ OR 1.078，95% CI 1.002~1.160； P=0.043）、BNP（ OR 1.004，95% CI 1.002~1.007； P<0.001）、PLT（ OR 0.991，95% CI 0.982~0.999； P=0.031）为区分LAA与CE的预测因素；此外，半暗带/梗死核心比（ OR 0.886，95% CI 0.785~1.000； P=0.050）在预测模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该预测模型的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为0.881（95% CI 0.815~0.930； P<0.001）。Bootstrap内部验证显示，真实值与预测值符合度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027，符合度良好；校准曲线、临床决策曲线及Hosmer-Lemeshow检验（ P=0.562）显示，模型的预测值及实际值一致性良好。 结论:CE患者女性更常见、NIHSS评分及BNP更高、PLT和半暗带/梗死核心比更低，结合以上指标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可较好地鉴别LAA与CE，对临床决策有一定的帮助。

PET/CT、SPECT/CT作为典型的多模态成像方式，既能反映病灶的解剖形态学信息，又能反映细胞分子水平的功能信息，为临床肿瘤、心血管疾病等的诊断、疗效监测和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目前，基于PET/CT影像的疾病诊断主要依靠大小、形态、位置、密度等形态学征象以及SUV、肿瘤代谢体积(metabolic tumor volume, MTV)和病灶糖酵解总量(total lesion glycolysis, TLG)等半定量功能参数进行判断。然而，这些指标无法定量评估病灶的结构及代谢异质性，难以量化疾病的微观结构及代谢改变。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断发展，新的模式识别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不断涌现，影像组学应运而生，并快速应用于PET/CT、SPECT/CT影像的量化分析中 [ 1, 2] 。影像组学基于医学图像中的定量影像特征可描述不同疾病的生物学特性这一假设，利用人工智能方法从PET/CT、SPECT/CT等影像中高通量地挖掘并分析更多客观定量、肉眼难以识别的特征参数，打通宏观影像信息和微观病理分子信息的关联，从而为临床疾病的无创诊疗辅助决策提供量化依据。

早期诊断和治疗对提高恶性肿瘤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至关重要。近年来，多模态分子影像的发展为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核医学显像具有高灵敏度、高组织穿透性及精确定量的优势，在疾病诊断和病情监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其与CT、MRI、光学显像等多种显像方式相结合，能为肿瘤的诊疗提供更加全面的解剖及生物代谢信息。目前，基于纳米医学策略构建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多模态探针已受到普遍关注，笔者结合国内外相关临床前研究结果，对放射性核素标记的纳米探针在肿瘤多模态显像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脑淋巴瘤病（LC）的多模态影像学特征及临床误诊原因，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早期诊断率。方法:连续回顾性收集2011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28日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病理证实的11例LC患者的临床与影像学资料，对照病理进行分析。结果:LC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快速进展的认知功能障碍（8/11）、步态不稳（9/11）、行为异常及人格改变（5/11）；脑脊液检查结果提示患者有细胞数增多（8/10）、蛋白升高（8/10）、糖含量降低（2/10）、氯化物降低（4/10）。11例LC患者的影像学表现为双侧大脑半球深部脑白质弥漫病变，同时累及脑皮质及皮质下白质8例（8/11）、基底节区7例（7/11）、丘脑5例（5/11）、小脑6例与脑干6例（6/11）；11例LC患者的病灶呈等/稍低密度影与稍长T 1、稍长T 2信号，6例（6/11）早期无明显强化，5例（5/11）以及6例随诊病变出现不均匀斑点、斑片状、结节或团块状明显强化；弥散加权成像显示有9例（9/11）初诊扩散不受限，2例（2/11）及9例随诊病变出现扩散受限呈高信号、表观弥散系数图低信号；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检查显示5例有不同程度胆碱复合物（Cho）峰升高伴N-乙酰天冬氨酸（NAA）峰与NAA/肌酸下降（5/5），3例出现脂质峰（3/5）；行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术/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检查者3例，其中2例（2/3）病灶呈稍高摄取，1例（1/3）未见代谢增高。 结论:LC的典型影像学表现为双侧弥漫性脑白质病变，无明显强化及扩散受限，NAA/肌酸降低、Cho/肌酸增加伴脂质峰；对LC认识不足以及穿刺活组织检查不当是误诊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