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急诊科护士个人抗逆力、工作应激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急诊科护理工作应激源量表、中文版工作投入量表和医护人员抗逆力结构量表，于2022年4—9月选取山东省6所三级甲等医院的350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护士工作应激、工作投入和个体抗逆力间相关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变量间关系。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30份，有效回收率为94.28%。护士工作投入得分为（54.26±10.08）分，工作应激得分为（77.36±25.48）分，个体抗逆力得分为（67.76±12.33）分；工作应激与工作投入、个体抗逆力均呈负相关关系（均 P<0.01），个体抗逆力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关系（ P<0.01）；个体抗逆力是急诊科护士工作应激与工作投入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38%。 结论:本调查中大多急诊科护士工作应激、工作投入和个体抗逆力处于中等水平；个体抗逆力在急诊科护士工作应激与工作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护理管理者应重视组织文化氛围，制定相应措施，以增强护士个体抗逆力，促使护士更有精力和热情投入工作。

目的:分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0年6月就诊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112例OSA儿童的临床资料、多导睡眠监测（polysomnography，PSG）及ADHD检查结果。根据PSG提示的OSA严重程度，将入组儿童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OSA组，分析各组间基本人口学特征、睡眠参数及ADHD发生情况。根据ADHD检查结果，将入组儿童分为ADHD组、非ADHD组，分析基本人口学特征及睡眠参数，并以其为自变量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儿童OSA伴ADHD风险预测模型方程。结果:轻、中及重度OSA组间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 index，AHI）［3.70（2.84，5.47）比8.59（7.50，9.54）比19.48（15.83，25.23）］、阻塞性呼吸暂停指数（obstructive apnea index，OAI）［1.31（0.93，1.82）比3.03（1.54，4.41）比11.69（8.53，15.42）］、阻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obstructive apnea-hypopnea index，OAHI）［2.82（1.81，3.64）比6.17（5.58，7.26）比15.68（13.12，21.25）］、呼吸事件相关觉醒指数升高［0.50（0.25，1.05）比1.25（0.70，2.23）比2.40（1.60，4.70）］、最低脉搏血氧饱和度（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 2）降低［90.00（88.00，92.00）比87.00（83.00，90.25）比81.00（76.00，85.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重度OSA组非快速眼动（non-rapid eye movement， NREM）1期时间比显著大于轻度OSA组，而平均SpO 2显著低于轻度OSA组；中、重度OSA组NREM3期时间比显著小于轻度OSA组；重度OSA组觉醒指数显著大于轻、中度OSA组；三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睡眠效率、快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 REM）期时间比、NREM2期时间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轻度OSA组ADHD有10例（17.54%），中度OSA组ADHD有7例（23.33%），重度OSA组ADHD有9例（36.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ADHD检查分组，ADHD组AHI、OAI、OAHI、NREM1期时间比均显著高于非ADHD组，而睡眠效率、最低SpO 2及NREM3期时间比均显著低于非ADHD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ADHD与睡眠效率、最低SpO 2、NREM3期时间比三个变量具有相关性，回归方程模型为：X=15.670+0.061×（睡眠效率）-0.212×（最低SpO 2）-0.144×（NREM3期时间比），ROC曲线下面积为0.867，模型的预测灵敏度为84.6%，特异度为79.1%。 结论:儿童OSA与ADHD具有一定相关性，睡眠结构紊乱和间歇性低氧状态可能是重要影响原因，通过PSG及本研究得到的预测模型方程可以对儿童OSA伴ADHD进行风险评估。

目的:探究患者视角下多重制度逻辑对医患关系的作用路径，为推动我国公立医院深化医改及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提供依据。方法: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提出多重制度逻辑对医患关系作用路径的研究假设；通过随机抽样，于2022年3—6月对江苏省2家三级公立医院的住院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由政府逻辑、社会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4个维度组成的多重制度逻辑量表，以及由满意、承诺和信任3个维度构成的医患关系量表两部分。基于问卷调查结果，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患者视角下多重制度逻辑及其交互对医患关系的作用路径。结果:共有效调查住院患者308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多重制度逻辑对医患关系有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331( P<0.05);市场逻辑、社会逻辑以及专业逻辑分别对医患关系有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139、0.289和0.236( P<0.05);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交互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医患关系，路径系数为0.257( P<0.05)。 结论:患者视角下多重制度逻辑及其交互作用会影响医患关系的发展，政府及公立医院可聚焦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及专业逻辑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关注制度逻辑交互，加强多主体协同治理，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及医患关系健康发展。

目的:描述精神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现状，分析精神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影响因素，并探讨精神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与职业价值观、组织支持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于2018年5-8月选取全国43所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护士（共5 003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护理人文关怀品质量表、组织支持感问卷（POS）和护士职业价值观量表（NPVS-R）进行问卷调查。结果:5 003名精神科护士护理人文关怀品质量表总均分为（4.21 ± 0.63）分，其中人文关怀知识维度、人文关怀能力维度方面较好，分别为（4.27 ± 0.65）、（4.21 ± 0.67）分，而人文关怀理念维度和人文关怀感知维度较为薄弱，分别为（4.16 ± 0.66）、（4.17 ± 0.66）分。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个人背景、关怀环境、组织支持感、职业价值观对精神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有影响，其标准化总效应值分别为0.047、0.106、0.508、0.512。结论:精神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整体水平较好，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人文关怀理念和人文关怀感知，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护理服务需求以及护理专业拓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关怀环境、个人背景、组织支持感与职业价值观是精神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重要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应对方式对失独所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大脑灰质体积的影响，探讨大脑灰质体积在应对方式影响PTSD患者临床症状中的作用。方法:选择来自中国江苏省、自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失独的父母219例，根据受试者是否伴PTSD将其分为伴PTSD组(57例)和不伴PTSD组(162例)。采集受试者静息态脑功能MRI数据。采用体素多元回归分析确定受试者应对方式主效应、诊断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对大脑灰质体积影响显著的脑区，采用相关性分析评估与应对方式有关的脑区灰质体积、应对方式评分、临床用PTSD诊断量表(CAPS)评分及各项目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模的方法，分析脑区灰质体积在应对方式对失独致PTSD者临床症状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1)所有受试者的应对方式主效应对大脑灰质体积的影响不显著，诊断主效应对右侧舌回灰质体积影响显著；积极应对方式与诊断的交互作用对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灰质体积影响显著。伴PTSD组受试者的积极应对方式对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灰质体积影响显著。(2)伴PTSD组受试者的积极应对方式评分与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灰质体积呈正相关关系( P<0.05)，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灰质体积均与CAPS-C 5评分呈负相关关系( P<0.05)，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灰质体积均与CAPS-C评分呈负相关关系( P<0.05)。(3)伴PTSD组受试者中，积极应对方式可以正向预测受试者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灰质体积( P<0.05)，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灰质体积可以反向预测回避相关症状( P<0.05)。 结论:积极应对方式影响失独致PTSD患者的右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灰质体积；较少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可能通过影响相关脑区，从而使其回避相关症状加重。

目的:探讨河南省儿科护士灾难准备度现状及其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对灾难准备度的影响路径，为儿科护理灾难教育培训提供依据。方法:于2021年8—10月选取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的361名儿科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灾害准备度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和组织支持感量表进行横断面研究，利用SPSS 25.0分析问卷及量表数据，AMOS 23.0构建影响儿科护士灾难准备度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河南省儿科护士灾难准备度条目均分为（4.65 ± 0.92）分。灾难准备度的水平与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呈正相关（ r=0.690、0.525，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是否具有灾难救护知识培训及灾害应急演练经历、心理资本的2个维度（希望、韧性）、组织支持感是儿科护士灾难准备度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心理资本直接作用于灾难准备度，效应值为0.77，间接效应为0.11，总效应为0.88，组织支持感对灾难准备度的直接效应为0.21。 结论:儿科护士灾害准备度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医院管理者应加强对儿科护士灾难知识、实践操作和救灾模拟等培训，重视护士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的水平，以期为后续临床儿科灾难护理教育和管理提供参考。

目的:研究重大传染病背景下民航飞行员的压力源及心理状况。方法:于2021年1至3月，使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在役的143名民航飞行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情绪与压力源问卷》《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航线飞行员群体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36份，有效回收率为95.1%。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用（ ± s）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t检验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使用皮尔逊相关。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使用中位数及四分位数[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使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压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用AMOS 23.0软件进行压力感知及各负面情绪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结果:疫情背景下飞行员的主要压力源为：收入可能减少的风险、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工作时的压力、升级进度可能变缓的风险。其中，第一副驾驶对于收入可能减少的担忧高于教员（ P=0.009）；第一副驾驶、航线机长对于升级进度可能变缓的担忧均高于教员（ P<0.001、 P=0.014）。飞行员被试压力感知均值高于中国常模（ t=3.11， P=0.002）。其焦虑、抑郁标准分均值略高于非疫情下的中国常模标准分（ t=7.00、4.08，均 P<0.001）。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压力感知与家庭关系良好呈现负关联（ t=-8.50， P=0.000），与升级进度变缓担忧、易感染新冠肺炎担忧、人际交往缺乏及收入减少担忧呈现正关联（ t=3.31、3.86、2.88、2.06，均 P<0.05）。压力感知与负面情绪呈正相关（均 P<0.001）。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压力感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飞行员的负面情绪，其对焦虑、抑郁、疑病、恐惧、强迫、易怒标准化总效应分别为0.719、0.811、0.403、0.355、0.295和0.244。 结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飞行员的心理状况产生影响，应及时关注飞行员的压力源及心理状态，积极制定缓解压力的措施。

目的:探究中文版哥本哈根多中心不孕症－生育问题心理压力简式量表（Copenhagen Multi‐Centre Psychosocial Infertility research program Fertility Problem Stress Scales，COMPI-FPSS）在不孕人群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遵循Brislin翻译原则对COMPI-FPSS原量表进行汉化，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023年3月至2023年9月期间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初次就诊的不孕症女性进行调查，应用SPSS26.0、AMOS26.0软件对中文版COMPI-F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及结构模型构建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该量表的信效度。结果: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967份，COMPI-FPSS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各维度组合信度均>0.7，量表信度好。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共提取3个公因子，累积贡献率为74.05%（KMO=0.855）；验证性因子分析中，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构建：χ 2=104.54，χ 2/ df=4.36，近似误差均方根=0.06，比较拟合指数=0.99，拟合优度指数=0.98，规范拟合指数=0.98，增值拟合指数=0.99，模型拟合良好；各条目在相应维度上的因子负荷值为0.631~0.914，量表结构效度好。 结论:中文版COMPI-FPSS在不孕人群中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可靠测量工具评估不孕症女性社会心理健康及生育压力水平。

目的:基于交互作用的应激中介模型，明确D型人格对冠心病患者斑块易损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0年12月—2021年5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收治的386例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D型人格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应激评价量表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患者进行调查。同时采用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评估患者冠状动脉病变处的斑块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D型人格冠心病患者斑块易损性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结果:本研究冠心病患者中，D型人格者138例，易损斑块组200例。易损斑块组的D型人格得分、焦虑、抑郁、消极应对和认知评价得分均高于非易损斑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易损斑块组的积极应对得分低于非易损斑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D型人格可通过认知评价（β=0.588， P<0.01）及消极应对（β=0.189， P<0.05）对斑块易损性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中，认知评价（β=-0.061、0.121； P<0.01）及消极应对（β=-0.124、0.031； P<0.01）对斑块易损性有间接效应；消极应对（β=0.215， P<0.01）、心理反应（β=0.241、-0.150； P<0.01）和生理反应（β=-0.321， P<0.01）对斑块易损性有直接效应。 结论:D型人格冠心病患者的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心理反应和生理反应等可通过多种路径影响斑块易损性。因此，临床上加强对D型人格的筛查可早期识别斑块易损性发生的高危人群，同时应对此类人群进行个性化、系统化心理行为干预，从而将冠心病的防治关口前移。

目的:探讨肿瘤科护士职业认同感、护理缺失对护士团队合作的影响及护士参与加速康复外科（ERAS）程度是否对护士团队合作具有调节作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12月选取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34个外科病区的587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职业认同感量表（OIS）、肿瘤科护理缺失量表、护士团队合作量表（NTS）对其进行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87份，回收有效问卷583份，有效回收率为99.32%（583/587）。结果:583名肿瘤科护士NTS、OIS、护理缺失量表得分分别为（126.86±15.62）、（123.26±22.67）、（121.24±52.79）分。肿瘤科护士NTS总分与OIS总分、护理缺失量表总分均呈正相关（ P<0.01）。护理缺失在职业认同感与团队领导、信任与支持、团队心智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成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 结论:肿瘤科护士职业认同感直接正向影响护士团队合作中的团队领导、信任与支持、团队心智，护理缺失具有中介效应。护理人员参与ERAS的程度对护士团队合作具有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