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外周血调节性B细胞（Breg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与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克罗恩病临床疗效的关系。方法: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集32例活动期克罗恩病患者和33名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取空腹静脉血5 ml，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经多色流式细胞术检测PBMCs中Breg细胞（CD3 -CD19 +IL-10 +B细胞）占B细胞的比例，以及Treg细胞（CD4 +CD25 +Foxp3 +T细胞）占CD4 +T细胞的比例。克罗恩病患者于第0、2、6周静脉注射英夫利昔单抗（5 mg/kg）诱导缓解，其后每隔8周给予相同剂量的英夫利昔单抗维持治疗。于第14周再次检测PBMCs中Breg细胞比例和Treg细胞比例，并与第0周进行比较。同时，克罗恩病患者分别于第0周和第14周检测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细胞沉降率辅助评估英夫利昔单抗疗效。 结果: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前，克罗恩病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整体比较，PBMCs中Breg细胞比例较高[(3.15±1.17)%比（2.64±0.38)%， P=0.024]，Treg细胞比例较低[(2.15±0.49)%比（4.25±0.41)%， P<0.001]。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前和治疗第14周，克罗恩病组中Breg细胞比例和Treg细胞比例均呈独立正相关（ r=0.628， P<0.001； r=0.749， P<0.001）。治疗第14周，根据症状、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内镜下黏膜愈合进行评估。CDAI<150且内镜下黏膜愈合者定义为缓解组（R组），CDAI≥150或内镜下黏膜未愈合者为未缓解组（N组）。治疗第14周与治疗前比较，R组中Breg细胞比例和Treg细胞比例均显著增高[(5.89±2.60)%比（3.19±1.27)%， P<0.001；(4.59±0.72)%比（2.08±0.47)%， P<0.001]，CDAI和CR P均显著降低[CDAI：(63.19±14.69）比（195.62±58.13)， P<0.001；CRP：(3.65±2.23) mg/L比（29.80±30.06) mg/L， P<0.001]。治疗前和第14周，克罗恩病患者中Breg细胞比例和Treg细胞比例与CRP（ r=-0.279， P=0.026； r=-0.406， P=0.001）和CDAI（ r=-0.409， P=0.001； r=-0.708， P<0.001）始终呈独立负相关。治疗第14周，ROC曲线分析显示"Breg细胞比例+Treg细胞比例"对英夫利昔单抗疗效的预测价值高于其他参数（曲线下面积：0.782，截断值：0.895 5， P=0.034）。 结论:Breg细胞和Treg细胞不仅与克罗恩病疾病活动密切相关，而且在活动期克罗恩病患者中，联合检测这两类免疫细胞对英夫利昔单抗疗效的预测价值更高。

目的:建立一种检测HIV-1特异性CD4 +T细胞亚群功能的活化诱导标记法(activation-induced markers，AIM)，从而更有效地评价HIV-1抗原特异性CD4 +T细胞免疫应答水平。 方法:选取12例未经抗病毒治疗的HIV-1慢性感染者及6例未感染HIV-1的健康人，分别以基于多色流式细胞术的AIM法和细胞内因子染色法(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ICS)检测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功能，并探讨两种方法用于评价HIV-1感染者抗原特异性T细胞免疫应答的能力。结果:AIM法检测HIV-1慢性感染者中HIV-1抗原特异性PD-1 +CD25 +CD4 +T、CD69 +CD200 +CD4 +T、CD69 +ICOS + CD4 +T细胞阳性的比例为11/12、8/12和7/12，检测CD69 +ICOS +CD8 +T、CD137 +CD69 +CD8 +T、PD-1 +CD25 +CD8 +、OX40 +PD-1 +CD8 +T细胞阳性的比例为8/12、8/12、7/12、7/12。ICS法检测HIV-1抗原特异性IL-2 +CD4 +T、IFN-γ +CD4 +T、TNF-α +CD4 +T细胞阳性的占比为2/12、2/12、0；IFN-γ +CD8 +T、TNF-α +CD8 +T、IL-2 +CD8 +T细胞阳性的占比为12/12、10/12、5/12。 结论:AIM法在评价CD4 +T细胞功能方面更为敏感，可作为ICS法的补充，两种方法联合使用可更全面地评估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反应。

目的:通过研究中国恒河猴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表型及其功能，为以恒河猴为模型的研究提供数据参考。方法:通过优选抗体克隆和荧光配色，确定了主要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和T细胞功能检测Panel，并用此方法分析15只健康中国恒河猴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中T、B、NK等多种细胞亚群的比例，以及在非特异性刺激条件下T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的能力。结果:成功建立了两套多色流式Panel，Panel 1可同时检测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lymphocyte, CTL)、滤泡辅助性T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 Tfh)、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B细胞和NK细胞等多种淋巴细胞亚群，Panel 2可检测多种T细胞亚群功能和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中国恒河猴PBMCs中主要淋巴细胞亚群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T细胞(75.32±7.73)%、B细胞(13.22±7.50)%、NK细胞(0.88±0.48)%、Tfh细胞(0.73±0.27)%、Treg细胞(0.75±0.43)%、CD16 +NK细胞(47.87±22.35)%、CD56 +NK细胞(10.69±12.41)%。非特异性刺激后，分泌IL-2和TNF-α的CD4 +T细胞比例高于CD8 +T细胞，分泌CD107a和IFN-γ的CD8 +T细胞比例高于CD4 +T细胞，而这两种细胞分泌IL-17A的比例均较低。 结论:本研究建立了可在单细胞水平同时检测多个细胞表面分子和分泌因子的多色流式检测方案，能够准确、全面地分析恒河猴PBMCs中免疫细胞亚群、免疫功能以及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为利用恒河猴模型进行传染病疫苗及药物研发提供新的实验方法和基础数据。

目的:观察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与非血缘脐带血移植术后免疫重建差异。方法:将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期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恶性血液疾病并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共300例［年龄18（8，33）岁，男163例，女137例］，其中行脐带血移植255例，外周血干细胞移植45例纳入此次研究。运用多色流式检测非血缘脐带血移植物、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物以及患者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外周血中淋巴细胞各类亚群，比较患者术前2种移植物差异以及这300例患者2种移植术后在第1、2、3、4、6、9、12、18个月的淋巴细胞亚群的比例和绝对计数，并且回顾性分析2种移植类型在18个月内无病生存患者的资料。结果:移植物中外周血组NKT细胞相对计数高于脐带血组（2.79%>0.24%， P<0.001）。UCBT组辅助性T细胞的百分比高于PBSCT组（20.6%>16.6%， P<0.05），且自半年后绝对计数也高于PBSCT组（624个/μl>373个/μl， P<0.05）。UCBT组的NK1细胞百分比（第3~9个月）和绝对计数（第4~12个月）明显高于PBSCT组（1.7%>0.9%，30个/μl>16个/μl， P<0.05）。NKT细胞在整个监测过程中UCBT组均低于PBSCT组（相对比例和绝对计数）（0.7%<3.3%，4个/μl<28个/μl， P≤0.001）。UCBT组的DNT细胞比例（1年内）和绝对计数（半年内）明显低于PBSCT组（0.6%<5.9%，5个/μl<74个/μl， P<0.05）。 结论:非血缘脐带血移植患者术后的淋巴细胞重建较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组快，非血缘脐带血移植术后具有更强的免疫重建能力。

目的:从免疫细胞角度分析骨巨细胞瘤的免疫微环境，明确骨巨细胞瘤微环境的免疫细胞组成，在单细胞水平探索地舒单抗治疗前后骨巨细胞瘤的免疫改变。方法:自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收治的初发骨巨细胞瘤及地舒单抗治疗后骨巨细胞瘤的手术病例中收取新鲜组织样本，送质谱流式细胞术分析，使用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TSNE）降维分析将质谱流式高维数据可视化并定量，比较地舒单抗治疗前后骨巨细胞瘤的免疫细胞组成。选取部分未经地舒单抗治疗及经过地舒单抗治疗的组织进行原代体外培养并获得培养上清液，用于分析上清液对各类细胞系生长的影响。结果:共15例初发骨巨细胞瘤及3例地舒单抗治疗后骨巨细胞瘤经质检合格后完成质谱流式及多色流式分析，其中男7例，女11例。骨巨细胞瘤富含T细胞及多种巨噬细胞样表型的髓系细胞，经地舒单抗治疗后巨噬细胞样表型髓系细胞比例大幅度降低而T细胞比例上升，且巨噬细胞样表型髓系细胞比例与地舒单抗治疗时间相关。骨巨细胞瘤中疑似多核破骨样巨细胞的免疫细胞亚型以γδTCR+为特征，且表达多种趋化因子受体。肿瘤中的CD8+T细胞绝大多数为活化的PD-1 hiTIM-3+CD69+的T细胞。未经地舒单抗治疗直接手术的骨巨细胞瘤组织体外培养上清液能促进多种细胞系增殖，而地舒单抗治疗后肿瘤组织上清液则无该功能。 结论:绘制骨巨细胞瘤的免疫细胞谱图，探索骨巨细胞瘤内免疫细胞对肿瘤生长的潜在作用，为无法切除病例长时间使用地舒单抗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

目的:评估CD27、CD38、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 3种生物标志物的表达水平在活动性结核(ATB)与潜伏性结核感染(LTBI)鉴别上的诊断效能。方法:纳入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60例确诊的ATB初治患者和44例LTBI者。将两组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经早期分泌蛋白6/培养滤液蛋白10刺激后，采用多色流式细胞术评估结核病特异性CD4 +T淋巴细胞上CD27、CD38、HLA-DR 3种生物标志物的表达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曼-惠特尼 U检验，以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评价生物标志物在ATB与LTBI鉴别上的诊断效能。 结果:ATB组CD27 －、CD38 +、HLA-DR +、CD27 －CD38 +、CD27 － HLA-DR +、CD38 +HLA-DR +的表达水平均高于LTBI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26.00、451.00、384.00、8.00、7.00、184.00，均 P<0.001)。CD27 －CD4 +γ干扰素(IFN-γ) + T淋巴细胞的比例为52.31%时，AUROC为0.71，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0.00%和87.20%；CD38 +CD4 +IFN-γ + T淋巴细胞的比例为30.25%时，AUROC为0.82，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3.40%和89.70%；HLA-DR +CD4 +IFN-γ + T淋巴细胞的比例为36.60%时，AUROC为0.85，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6.00%和94.90%；CD27 －CD38 +CD4 +IFN-γ + T淋巴细胞的比例为8.82%时，AUROC为0.80，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60%和61.50%；CD27 －HLA-DR +CD4 +IFN-γ +T淋巴细胞的比例为18.62%时，AUROC为0.83，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5.00%和79.50%；CD38 +HLA-DR +CD4 +IFN-γ + T淋巴细胞的比例为22.35%时，AUROC为0.93，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9.70%和100.00%。 结论:结核病特异性CD4 + T淋巴细胞上CD27 －、CD38 +、HLA-DR +在ATB中的表达水平高于LTBI，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这3种生物标志物的表达情况可以较好地鉴别ATB与LTBI。

目的:探究接受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B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水平的变化特点，以及Treg水平与最佳疗效及治疗反应的联系。方法:回顾性研究2019年至2021年在武汉同济医院接受CD19/CD22 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23例复发/难治性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的资料，依据Lugano修订版的淋巴瘤疗效评价标准将入组患者按照最佳疗效分为治疗后完全缓解（CR）组8例，部分缓解（PR）组7例及无效组（NR）8例。收集武汉同济医院同期16例未进行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B细胞淋巴瘤患者为对照组。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期间不同时间段，应用多色流式细胞术动态检测患者外周血中Treg占CD4 +T细胞比例（Treg/CD4 +T）、占淋巴细胞比例（Treg/Lym）、占白细胞比例（Treg/WBC）及Treg绝对数（Treg#），分析Treg水平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以及回输前后不同时间段内Treg占比及绝对数在不同最佳疗效患者组别中的差异。根据CAR-T细胞回输后1~15 d内Treg占比和绝对数中位数水平将患者分为低水平组11例及高水平组12例，比较各组间CAR-T拷贝数峰值、铁蛋白峰值、白细胞介素6（IL-6）峰值的统计学差异。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曼-惠特尼 U检验、Cox-Stuart趋势存在性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接受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23例患者，清淋预处理后CAR-T细胞输注前Treg/CD4 +T及Treg/Lym均值分别为（20.42±7.96）%及（13.61±7.13）%，显著高于对照组Treg/CD4 +T均值［（7.33±3.61）%， t=5.893， P<0.001］及Treg/Lym均值［（1.91±0.90）%， t=6.53， P<0.001］。同期Treg#均值（1.81±1.52）/μl明显低于对照组均值［（13.66±9.89）/μl， t=4.261， P<0.001］。回输CAR-T细胞后，Treg/CD4 +T与Treg/Lym均有降低趋势（ P<0.001），Treg/WBC有升高趋势（ P=0.01）。最佳疗效为CR组的患者回输前Treg/CD4 +T（12.87±1.93）%、Treg/Lym（6.35±2.84）%、Treg/WBC（0.05±0.05）%均值均明显低于PR组［（29.68±5.49）%（ P<0.01），（21.85±2.10）%（ P<0.01），0.50±0.69（ P<0.05）］。回输CAR-T细胞后1~15 d内Treg/CD4 +T均值较低的患者，CAR-T拷贝数峰值更高（ P<0.05）。 结论: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CAR-T细胞免疫治疗过程中，Treg/CD4 +T与Treg/Lym先增高后降低。预处理后CAR-T输注前外周血Treg细胞占比较低的患者疗效更好，CAR-T 输注后早期Treg/CD4 +T 水平相对低的患者CAR-T 细胞的扩增更好，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过程中利用多色流式细胞术对Treg比例进行动态监测，对免疫治疗最佳疗效以及治疗反应的预测均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多色流式细胞术（MFC）监测微小残留病变（MRD）在 CD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D19-CAR-T 细胞）治疗后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难治、复发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r/r B-ALL）患者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7月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收治的r/r B-ALL患者37例，年龄15（6，19）岁，其中男24例，女13例，均为经CD19-CAR-T细胞免疫治疗桥接allo-HSCT治疗的患者。采用多色流式细胞技术以胞浆CD79a抗体设B细胞门监测患者在CART治疗前第0天、治疗后第15天、第28天及移植后骨髓、脑脊液样本、组织样本的MRD值评估肿瘤细胞残存以及肿瘤累及位置，监测CD19阳性B细胞在移植前恢复情况及CD19阳性B细胞恢复距离CAR-T细胞回输天数评估CAR-T细胞实际杀伤效果，同时进行患者各时间点外周血CAR-T细胞计数等。采用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分析单因素累积生存差异。结果:（1）37例患者中8例死亡，29例存活。5例患者移植后复发，其中复发患者4例死亡，1例存活。（2）死亡组患者在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到桥接移植前MFC-MRD阴性缓解率为5/8，低于存活组28/29（ χ 2=7.540， P=0.006）；回输第15天阴性缓解率为3/8，低于存活组24/29（ χ 2=6.512， P=0.011）；回输第28天阴性缓解率为3/8，低于存活组26/29（ χ 2=10.065， P=0.002）。而死亡组伴髓外MFC-MRD阳性肿瘤浸润率为（7/8）高于存活组（14/29）（ χ 2=3.931， P=0.047）。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死亡组CD19阳性细胞恢复时间即CAR-T细胞可对CD19阳性细胞杀伤时间42.00（30.00，49.00）d短于生存组55.00（41.50，73.50）d（ Z=0.022， P=0.020）。 结论:利用多色流式细胞术检测B-ALL患者微小残留病变发现，在CD19-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到桥接allo-HSCT前、回输第15天、回输第28天等时间点，阳性结果均提示预后不良。这一结果为临床进行对症治疗提供一定指导意义。

目的:探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皮肤组织样本在诊断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肿瘤(BPDCN)中的作用.方法:利用多色流式检测皮肤组织与骨髓,并结合组织病理学、骨髓细胞形态学、遗传学、二代测序(NGS)等检测结果对3例已确诊的BPDCN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3例患者均以皮肤损害为首发症状,FCM检测骨髓仅发现1例患者标本存在BPDCN细胞,而3例患者皮肤组织标本中均发现BPDCN细胞;与皮肤组织病理免疫组化结果诊断一致;病例2患者骨髓细胞学和遗传学检查均未发现BPDCN细胞,病例 1患者骨髓细胞学中发现BPDCN细胞,病例3患者NGS检测到BPDCN相关基因突变.结论:流式细胞免疫分型是BPDCN诊断的实用辅助手段,可以在早期皮肤组织标本中快速精准地诊断BPDCN,同时进行鉴别诊断.

目的 探讨胫骨横向骨搬移(TTT)治疗糖尿病足(DF)的作用机制.方法 选取2021-2022年于该院治疗的63例DF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33例)和对照组(30例).试验组行TTT治疗,对照组行常规保守治疗.治疗前后分别收集患者外周血并分离单个核细胞,采用多色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亚群指标变化,Western blot检测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DF-1)及其趋化因子受体(CXCR4),以及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试验组的总有效率(93.94％)明显高于对照组(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试验组CD3+、CD4+及CD4+/CD8+水平均高于对照组,CD8+水平低于对照组,SDF-1、CXCR4、p-PI3K、p-Akt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上调SDF-1/CXCR4信号轴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可能是TTT治疗DF的机制之一.